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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美]杰里米·布朗 著  王晨瑜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流感一直是人类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世界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尽管现代医学显示出了种种优越性，但治愈流感仍是尚未解决的难题。本书主要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思考：人类对病毒的认知，应对流感的方式，以及我们为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经验和教训，也许是人类唯一拥有的可以与之抗争的免疫力。

在2014-2015年的流感季，疫苗对甲型流感病毒株的有效率仅为29%。许多老年患者感染了流感并死于流感引发的细菌性肺炎。疫苗在那一年的有效率如此之低并不奇怪，因为疫苗有时与流行的病毒株相匹配，有时则不会。奇怪的是精明的金融机构对待死亡人数飙升的方式。老年人死亡人数的增加释放了超过280亿英镑的养老金债务，这意味着银行和经理人有巨额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死亡人数的飙升肯定是异常现象，金融部门对此进行了仔细审查，以发现任何趋势的蛛丝马迹。这些计算都相当冷静、残酷，但商业总归是商业。我们为之购买保险，以很高的成本储备达菲和其他药品，最终目的是防止产生成本更高的流感大流行。

广告付印的前一周，他因流感而去世

1918年10月，英国衡平人寿保险社支付的赔付额是前一年的七倍多。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的理赔金额比预期金额高出24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7亿美元。人寿保险业遭受重创。但1918年流感大流行还带来了其他经济方面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使幸存者颇为受益。大批处于劳动年龄的男男女女纷纷病倒，停止工作，引发了劳动力短缺问题。许多中年人的离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工人纷纷提出涨薪。一项经济研究表明，在流感大流行暴发之后的几年里，流感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了“巨大而强劲”的积极影响。某个家庭的悲剧却为另一个家庭带来了新的机遇以及更美好的生活。

然而，这场大流行性疾病给许多行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美国孟菲斯，由于没人开火车，铁路服务被削减。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煤炭开采量减少了一半。在小石城，商人的收入下降了70%。纽约市将营业时间错开，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但业主和制造商向卫生局投诉，称这种做法有点过分。不久，银行、剧院和百货公司重新商定了营业时间表，允许延长营业时间。

从个体角度来看，流感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1918年，与富人相比，穷人更容易因流感死亡。拥挤的居住条件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适合的环境，因为病毒可以通过咳嗽与打喷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那些在社会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更易受到这种疾病及其并发症的影响。一份报告显示，“穷人”死于流感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三倍。与住在一居室的人相比，住在四居室的人死亡率降低了56%。当然，在流感面前，富人也不能幸免，例如美国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妹妹、《神探·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家人以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祖父弗雷德里克都死于流感。

1918年病毒带来的财务影响甚至波及那些尚未出生之人的未来与生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阿尔蒙德分析了当时的三大群体：1918年出生且自婴儿时期就接触到大流行性疾病的群体、1919年出生且在母体里就接触到大流行性疾病的群体以及1920年出生且根本没有接触到大流行性疾病的群体。在母体里就接触到大流行性疾病的群体，患生理缺陷的概率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成年后收入也较低。与其他两个群体相比，在母体里就接触大流行性疾病的群体，完成高中学业的可能性降低了5%，收入也少了近10%。他们也更有可能领取社会福利，甚至进监狱。另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在母体内接触病毒的人，到60岁时患心脏病的概率要比其他人高出20%。

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商业与健康的交织在纽约斯特兰德剧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918年10月，在大流行性疾病暴发的背景下，一部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新电影上映了。《夏尔洛从军记》深受观众喜爱。由于观众人数众多，剧院延长了电影放映时间。剧院20岁的经理哈罗德·埃德尔在《电影世界》周刊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广告。埃德尔写道，有些影院因为“人们惊慌失措”而门可罗雀，所以他想称赞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观影”的人们。在这则广告的底部，用双下划线和大号字体写着健康委员会的建议：“避开拥挤人群。”在黑暗动荡的时期，这无疑是个好商机。可惜埃德尔没能看到自己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因为在广告付印的前一周，他就因流感而去世。

有人因销售防流感产品而一夜暴富

将近一个世纪后，又有一个人因流感而获利，或者说是利用人们对流感的恐惧获利，而且最终也因流感丢了性命。2005年，年仅20岁的埃文·莫里斯被制药巨头罗氏聘请到华盛顿办公室做说客。时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发布2005年有关应对流感大流行新政策公告的前几周，莫里斯聘请了顾问，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激起人们对禽流感的恐惧，以便售出更多的达菲。无论这种行为是否真的影响了总统的公告，但莫里斯对结果很满意。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物品，政府购买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达菲。莫里斯代表达菲制造商罗氏继续进行游说，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报酬。2011年，他以310万美元现金买下了切萨皮克湾的一处海景房。他称之为“达菲购买的房子”。

《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篇有关莫里斯的引人入胜的报道。报道称，莫里斯的雇主随后收到匿名警告，称其“财务安排极不寻常”。莫里斯被指控涉嫌挪用数百万美元公款来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他还被指控向客户提供非法回扣。2015年7月9日，他被传唤到华盛顿办公室与法律事务负责人会面。莫里斯意识到他遇到了麻烦，于是缩短了会面时间，然后迅速抽身离开。他买了一支枪，驱车前往他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场，吃了一顿牛排晚餐，请大家喝了一轮酒。他走到离俱乐部几百码远的一个火山坑前，手里拿着一瓶昂贵的香槟，把自己人寿保险公司和理财规划师的详细信息发给了妻子，然后开枪自杀了。

目前还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因为某个人的游说，美国政府便购买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达菲。但很明显，通过销售与流感有关的产品，人们可以一夜暴富。

当然，游说可能是一种正面力量，尤其是在对抗大流行性疾病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团体提倡进行更多的艾滋病病毒研究。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拨10%的专项预算。该笔研究经费每年大约有30亿美元——鉴于只有不足1%的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已经是一笔巨额资金。虽然艾滋病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但抗病毒药物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如果没有人游说政府，这些药物就不会存在。由于对流感大流行进行的相关游说，有几个行业也从中受益。科学家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以便研发出更好的药物和疫苗。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这样的联邦机构，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助。制药公司希望生产并销售大量的药品。如果政府没有承诺购买数百万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作为储备物资，企业就不会投资数十亿美元巨资将其推向市场。

“9·11”后，流感病毒迟到了两周

预防流感的支出只占治疗流感费用的一小部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投入了巨资。在流感研究项目上的投入巨大，每年的花费约2.2亿美元。这些研究范围涵盖病毒是如何进化的，以及如何研制更好的疫苗和下一代流感药物等方方面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估计，在研究上每投入一美元，就会刺激私营企业花费八美元。在这方面，流感并不会消耗我们的经济。它就像一种激素，支撑着全国的就业与企业发展。

加州一家名为Cue的公司希望能提供这样一种设备，就像这家公司专题广告片中所说的那样，“健康由你掌握”。广告切换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正在用棉签擦鼻子。妈妈把棉签插入放在桌子上的一个银色盒子里——Cue机，然后她的iPhone上弹出一条信息：“检测到流感！”妈妈淡定地按下医生联系键。屏幕上很快出现了一位医生，说他正在把处方送往当地药房。同时，爸爸收到一条警报：“在您的家庭网络中检测到流感。”最初，Cue公司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了200万美元的资金，2014年又获得了750万美元的资金。

尽管流感带来了商机，但没有人希望靠暴发类似于1918年流感这样的疫情来振兴经济。事实上，相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如需了解流感大暴发可能造成的经济混乱范围，一篇题为《美国流感暴发的总体经济后果》的论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三位经济学家。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模型，考虑了流感大流行经常被忽视的一些后果。以旅游业为例，流感大流行会吓跑国内外游客，从航空公司到酒店，所有相关行业都会受到影响。旅行限制可能会降低加油站、电影院以及公共交通的销售额。卡车司机会因病缺席，从供暖用油到土豆等所有物资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这些行业都将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如果把这些因素以及更多方面的情况考虑在内，美国暴发严重流感的估计成本在200亿到250亿美元之间。这与洛杉矶全面停电两周造成的经济损失大致相当。

但流感和商业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航空公司可能会受到大流行性疾病的影响，但航空旅行可能是造成大流行性疾病的原因之一。就像客船把1918年的病毒传染给弱势群体一样，运载着人们穿过天空的密闭金属管是不错的流感孵化器。在另一场灾难——“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我们不知道航空旅行在流感传播中起了多大的作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航班急剧减少，很长一段时间内，乘坐飞机旅行的人数不断减少。那一年，流感病毒的高峰期比平常晚了两周。

流感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病毒的行为时，它就会逃出我们的掌控并出乎我们的预料。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病毒比人类更为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