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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与北京 :旧梦依稀谁与温 

来源:北京日报 | 蒋力  2020年03月06日08:21

1930年,对杨联陞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在保定与缪鉁成婚,二是婚后从保定来到北平,进入“门巷宣南”的师大附中(高中一部,文科)读书。那年,他虚岁十七。

初到北平,杨联陞住在附中附近大沟沿胡同一个简陋的公寓里。晚饭大都是在旁边的小铺买几个羊肉白菜馅儿的包子,菜帮子一托,就带回公寓了。偶尔换到稍正规些的饭馆新华楼,点的也是最便宜的光面——不带浇头的汤面。中午的伙食稍好,学校门外总有几个食摊,馄饨、点心、面包、汤面都有,选择的余地稍微大些。有同学注意到,杨联陞的书筴很别致,上面写有一副用古人词句集成的对联:“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非关病酒不是悲秋。”读书之余,杨联陞最大的爱好是看戏,看京戏,那时叫平剧(或国剧)。不久,与他趣味相投的几个既不同班也不同届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国剧研习班。依齿序排列,老大杨联陞,学言派;老二张宪昌,学梅派;老三曾世骏,喜程派,工胡琴;老四周万明,学马派;老五彭国庆,学余派;老六赵荣琛,后成为程派传人。六兄弟之外,还有一位同学名叫刘曾复,后来成为生理学家和京剧艺术名家。胡琴等乐器都放在教室,每天下课后总要有唱有拉热闹一阵。每个星期天上午是正式练唱的固定时间,地点是在学校体育场的一角。为了排好《四郎探母》,杨联陞特意买了几张头排的票,拉上兄弟们去吉祥戏院看言菊朋的表演。他自己带了小本子,边看边迅速记下四郎的唱念、身段、台步等,连台上的言菊朋都不免朝台下瞄了一眼这个小戏迷。一次师大校庆,六兄弟代表附中学生会去祝贺,唱了一出《武家坡》,杨联陞以“一马离了西凉界”开场。课余,杨联陞还为《小公报》的“戏剧周刊”和“十字街头”两个副刊撰稿,很受主编景孤血推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联陞全年不看戏,以显示一种爱国情怀。

这一年,杨联陞的父亲杨子徵从营口盐务稽查所经理任上提早退休,全家迁居北平,在遂安伯胡同购得一处院落。杨联陞的生活,继续围绕着读书、习画、对弈、唱戏延展。在附中的同学中,他是很醒目的一个。作文课的成绩,一直位居班首。国文观摩课上,夏老师点名让他解答“羚羊挂角”的含义,他的回答令那些观摩的老师都点头赞许。课外,他还是一个网球高手。少年书生难免得意,他自书“狂者居”(语出《论语》),请木匠刻制成匾,悬挂在自己的房间。

1933年,杨联陞因成绩优秀(排名第九),被附中保送师大、燕京两校,他自己则同时报考了清华经济系和北大国文系。清华的录取书先发下来,父亲怕他所学“失之太旧,不如学经济切实”,于是奉父命入清华。北大的录取书随后也寄到家中,但他只能放弃,这是他与北大一生无缘的第一个节点。

在清华四年,除经济系(系主任陈岱孙)的必修课之外,杨联陞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朱自清、雷海宗、陈寅恪、陶希圣、吴宓、闻一多、张荫麟、杨树达、唐兰、王力、张星烺、浦薛凤等名师的课,他都听过。英语教师是叶公超,日语教师是钱稻孙。他还去北大旁听了钱穆和孟森的课。1935年,他写出了名作《东晋豪族》(刊于《清华学报》1936年出版的11卷4期)。他的文章(含译作),陆续出现在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张荫麟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和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周刊”,诸公对他的文章都有公开或当面的评点。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杨联陞完成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租法》,其中一章在《清华学报》刊出。

1937年杨联陞清华毕业,恰逢日本人入侵北平,他闲居在家,与多位师友继续保持往来。如:到西四附近姚家胡同的陈府,参拜寅恪先生父亲、太老师散原老人的灵柩;向萧公权先生学习诗词写作;奉陪浦薛凤先生下棋;托人向孟森先生求得手书扇面,录的是李慈铭的七律《九月寄雪鸥》。收获更大的是与钱稻孙的密切接触。还是在校求学时,杨联陞就去过受璧胡同的钱府借书还书。那时,钱稻孙介绍杨联陞参与了《国学文库》标点的工作,大约标了十余种史籍杂著,报酬是送了他一套《文库》。在钱府,杨联陞结识了和田清、平冈武夫、森鹿三、宇都宫清吉、永岛荣一郎、松枝茂夫等多位日本学者。与竹内好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约一年之久。约在1939年,钱稻孙遣听差给杨联陞送来日伪统治下的北大聘书,月薪八十(不是法币了),杨联陞婉转辞谢。改日又送来讲师聘书,月薪百二十,杨照辞不二。他说:八毛一斤的酒我不喝,一块二一斤的酒也不喝!显然,在与钱稻孙的接触中,杨联陞为自己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底线。

当时杨联陞已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有个名叫贾德纳的美国人,那时是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的助教授,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来北平进修。给贾德纳担任中日文助理的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周一良。周在读书时来清华听过陈寅恪的课,与杨有同门之交。他得到哈燕社的奖学金后,要去美国读博士。征求了钱稻孙的意见后,请杨联陞接替了给贾德纳做助理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内容包括:阅读东京和京都出版的《支那学》和《东方学报》两种杂志,写出英文提要;帮助贾德纳选择购买各种古籍。每星期去南池子的贾德纳住所3次,中英文交流。对杨来说,这个助理工作,实为学徒。1939年贾德纳离开北平回国,给杨联陞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让他标点、校对,每月均有报酬。

1940年8月,杨联陞忽然接到贾德纳的电报,愿出旅费和生活费,邀杨联陞去美,继续做他的助理,并在哈佛研究院选课。对杨来讲,因为英文成绩不佳,以前做梦也没有考取留美公费生的妄想,真是喜从天降。当时的北平,仍在日本统治之下,出国的限制相当苛刻,必须要有殷实的企业做铺保。杨联陞找到他的中学同学周万明,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请天津中华书局担保,才得以出国。附中毕业后,杨、周各在京津两地读大学,偶尔见面,杨联陞给周万明和他父亲详细讲过高庆奎主演的《史可法》。“为国家不由我心神不定”,他们都从唱词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秋天,杨联陞以一首七律向钱稻孙辞行,“叩别师门深怅惘,几番为我赋缁衣”。钱稻孙在和诗中叮嘱他“秋深且耐衔杯味,珍重岁寒勤著衣”。杨联陞还约了几位要好的友人到天安门游览,权作他对故都的告别。适逢秋雨袭来,在门洞里躲雨时,杨联陞口占七绝一首:“天下英雄聊测字,洞中行客爱谈玄。偶然聚散同风雨,不是交游也是缘。”一天早晨,杨母正给孙女梳头,杨联陞走到她跟前说:“妈,我走了!”

年末,杨联陞只身离京,由津乘船到沪,转乘日本商轮“镰仓号”,在太平洋上颠簸月余,1941年2月初抵达旧金山。随后乘火车赴波士顿,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和在贾德纳身边的继续工作。

这一走,到杨联陞的再次回京,一隔就是三十四年。其间,不是没有回来的打算和准备。1944年,胡适给杨联陞的一函中就提到“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肯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那年,杨联陞致胡适的一函中抄录了他的一首小诗:“深杯浅,长夜短,片刻教人温暖。问醉乡,和梦乡,去家乡谁近远?”1945年,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杨联陞致信胡适,谈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7点建议。另一信中自荐了“假如我能到北大来”可以开设的断代史、通史等七八门课程。他不仅向胡适提交了简历,还留下了北平的住址:东城遂安伯胡同36号。在给张其昀的一信中,可以看到杨联陞当时的家况:“近来叠接北平来信,备悉舍间窘迫情况。弟之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 悉以累亲。舍弟作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恃鬻卖便借以维生活。”种种因素,至其返国未成,这是他与北大无缘的第二个节点。1974年,杨联陞回国探亲时,杨家已从遂安伯胡同迁到了新开路胡同,一个小巧的四合院,仅给杨母留下了北房两间。

1977年再回国时,国内情况好转了很多。此行期间,他曾到西安、洛阳、郑州参观,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访亲会友,拜会了夏鼐、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白寿彝、胡厚宣、王伊同、王毓铨、史树青等多位学者,游览了中山公园、天坛、陶然亭、琉璃厂,观看了京剧、歌剧、歌舞和杂技。最令他感到温暖的是,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包饺子,和表妹、外孙、外孙女一起写写画画。

此间,杨联陞用华侨大厦的信笺,写了一份7页纸的履历(后以“杨联陞自传”为题,收入我编的《哈佛遗墨》一书)。最后一页是英文著作略目(未入书),排在第一的是杨联陞与赵元任先生合编的《国语字典》,其次是《中国货币信用小史》(今译为《中国货币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论丛》(今译为《中国制度史研究》)和《汉学散策》。还写道:此外有书评百余篇(中西文)、论文(中日英文,未入集者)长短数十篇,在《哈佛亚洲学报》等处发表。最后一句是:1974年回国之后,未发表论文,且已辞去(台湾所出)《清华学报》总编辑职务。

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向杨联陞发出了讲学邀请,尽管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杨联陞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与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姻亲缪钺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老友吴于廑教授联系了讲学事宜(后来还加上了南开大学)。他期望这次的中国之行,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学术。终因北大机构的调整等问题而未能成行。在此前后,他还为北大学报写了书评,为北大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纪念文集写了学术短文。但到北大的讲台上站一站的“随分杯盘”的愿望,终成泡影。至此,杨联陞与北京的关系基本画上了句号。“旧梦依稀谁与温?”1990年,哈佛燕京讲座教授、享誉世界汉学界的汉学家杨联陞先生,病逝于美国波士顿寓所,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