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经常听到被人称为“汪曾祺专家”，这使我很惶惑，尽管对他的跟踪研究确实已经有几十年，但作为专家还欠着不少火候，而且近距离的接触也不过三四次，受命《新文学史料》编辑朋友的嘱托，为他百年诞辰作文，只好勉力为之，回忆一下最初见到他的情景。

那是1982年的12月，我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生的第二个学期。当然，知道他则要早到1980年10月《受戒》的发表，彼时，我还是一个中文系大三学生，远离京城，信息闭塞，不知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异类作家是何方神圣。1982年，北京作协召开了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我的导师谢冕先生是北京作协的理事，自然义不容辞。主办方事先寄来了他们的作品篇目，谢先生把篇目拿给同一专业的两届同学，黄子平已有林斤澜的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所以没有参加，剩下的一人包干一个，我几乎是把汪先生的创作篇目抢过来的。最初，谢先生希望我研究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我对报告文学的这个文体不熟悉，兴趣也不大，坚持做汪先生的小说评论，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从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八年的研究。

由同门的同学口中，知道他是《沙家浜》的编剧，当时样板戏还挺背时，传达这个信息的同学神态语气都有些暧昧，我也不大在意。秋天，吃螃蟹的季节，北京作协还在北戴河举办了一个准备会议，在那次会上，一个已经毕业的同门师兄告诉我，他是江苏高邮人。十一回家，和父亲说起，父亲早年是文青，一听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四十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可谓未见其人，已闻其声，而且是来自历史地壳深处的心灵之声。

正式会议在西长安街6号北京作协，终于见到了汪先生，我的好奇心得到大大的满足。一个黑黑的小老头，满脸沧桑，目光深藏在松弛的眼窝中，头发凌乱，衣着随便，表情有些狡黠，安静地坐在人堆里，客客气气地回答着人们的各种问题。正式会议之前，我们被分别介绍给各位作家，他对我很热情，主动问我认识朱德熙吗？我告诉他，我是文学专业的，朱先生在语言专业，所以没有机会见到他。而且，那时候朱先生好像已经当了北大的副校长，我一个小萝卜头学生，对他只有耳闻，无缘一睹风采，更不用说来往了。我问起《异秉》中那家药店，怎能写得环境那样具体，众多的人物那样生动，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生活世界。他回答那家药店就是我家的，于是明白，这是他童年记忆中的家族史写作。有人问，《晚饭后的故事》要表达什么？我试探着说，主人公变动的生活中不变的心态。他立即开朗地笑了起来，对我点着头说，是这个意思。当时还问起他第一本书《邂逅集》在哪儿能够找到，因为北大图书馆没有，北京图书馆也没有，当时北大图书馆和北图之间有馆际借阅的业务，篇目上所有的作品我都找到了，只有这本书看不到。他说已经是孤本了，只有自己手里还有一册。我问能否借我一阅，他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会前的事，会议在后楼的会议室举行，从前院要走一段路，一路上，我和他随意地说着闲话，有的和作品有关，有的和作品无关，不断地有人凑上来和他打招呼，我和他的交谈断断续续。我们五个同学分别重点就一个作家发言，然后是随意讨论。我当时正在迷恋结构主义，在方法热的大潮中，试图寻找文学批评的学术支点，很想以他为个案开始尝试，凭着阅读的朦胧直觉，他的作品中有一个不能用任何流行术语分析的潜在结构，当时还只是从文化思想和人物社会角色的层面论述，真正能够深入堂奥要到几十年以后。我在发言中提到，他笔下的人物带有老庄思想的精神风貌；还提到他对知识分子有偏爱，写得没有像市民人物那样鲜活丰满。第一个小观点受到他的首肯，在发言中称赞了我；第二个观点其实也是中性的描述，被一个已经成名的批评家援引，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一些批评家立即奋起反击，会议气氛热烈而且有火药味儿。汪先生则气得满脸涨红，憋足了中气只说出了一句话，我只是写了我的一些朋友！这句话很朴实，意蕴则久远，我要到很多年之后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其实，他接续起的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和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物塑造手法大相径庭，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会出现美学的盲区。他其后的一些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有涉及，比如《日晷》，只是含蓄而温婉，有着儒家诗教的传统。我则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生气，当场也自嘲地辩解了几句。

会议按照流程进行完毕，最后吃饭、道别，和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回学校。过了没几天，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书和信，反复叮嘱不要搞丢了，也不要引用内容，因为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曾经是这样的。我自然不敢大意，也尊重他的意见，在作文的时候没有引用这本书的内容，只是觉得他的顾虑不大必要。后来对他“文革”后的经历有所了解，特别是渐渐知悉了一些几十年间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才理解他当年的谦卑、激动和谨慎。因为参与样板戏的创作，也因为“跳出来”为朋友同事说话，被挂起来审查了两年，解脱的时间还不长，他大概还没有完全从惊魂不定的心理状态中缓过来，加上二十年的右派处境，这个几乎不懂政治的老头儿，被政治修理得有些病态的敏感。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汪先生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以后又见过几次，都匆匆忙忙，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一次应该算是唯一的长谈了，在他与不少旁人穿插对话的间隙中，零零碎碎交谈的时间拼接在一起，也不超过半个钟头。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也只能打捞起这最初的记忆碎片，聊作怀念，也聊备后人参考。

附录汪曾祺在这次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自《汪曾祺全集》第九卷：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我愿意悄悄写东西，悄悄发表，不大愿意为人所注意。二十几岁起，我就没怎么读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了，已经不习惯用理论用语表达思想。我对自己很不了解，现在也还在考虑我算不算作家？从开始写作到现在，写的小说大概不超过四十篇，怎么能算作家呢？

下面，谈几点感想。

关于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昨天，我去玉渊潭散步，一点风都没有，湖水很平静，树的倒影显得比树本身还清楚，我想，这就是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对于作家的作品，评论家比作家看得还清楚，评论是镜子，而且多少是凸镜，作家的面貌是被放大了的，评论家应当帮助作家认识自己，把作家还不很明确的东西说得更明确。明确就意味着局限。一个作家明确了一些东西，就必须在此基础上，去寻找他还不明确的东西，模糊的东西。这就是开拓。评论家的作用就是不断推动作家去探索，去追求。评论家对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用的是一般的习惯的概念。比如蒋子龙的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一般的看法，这当然是主流。我反映四十年代生活，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我不希望我这一类作品太多，我也希望多写一点反映现实的作品。为什么我反映旧社会的作品比较多，反映当代的比较少？我现在六十多岁了，旧社会三十年，新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一个人写作时要有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不是指政策的宽严，政治气候的冷暖；指的是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对我来说，对旧社会怎样想象概括都可以，对新生活还未达到这种自由的地步。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如果你看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怎样写都行，可惜在我的生活里接触到这样的人不多。我写的人大都有原型，这就有个问题，褒了贬了都不好办。我现在写的旧社会的人物的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当然，我也要发现新的人，做新的努力。当然，有些新生活，我也只好暂时搁搁再写。对新生活我还达不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今天评论有许多新的论点引起我深思。比如季红真同志说，我写的旧知识分子有传统的道家思想，过去我没听到过这个意见，值得我深思。又说，我对他们同情较多，批评较少，这些知识分子都有出世思想，她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不敢说。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传统的文化思想来分析小说人物，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很值得探索。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比如我写的《皮凤三楦房子》，高大头、皮凤三用滑稽玩世的办法对付不合理的事情，这些形象，可以一直上溯到东方朔。我对这样的研究角度很感兴趣。

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是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我自小接触的两个老师对我的小说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是很有影响的。我初中有个老师，教我归有光的文章。归有光用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对我是有影响的。另一个老师每天让我读一篇“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是中国古文集大成者，不能完全打倒。他们讲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是有一套的。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气韵生动”是文章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庄子是大诗人、大散文家，说我的结构受他一些影响，我是同意的。又比如，李卓吾的“为文无法”，怎么写都行，我也是同意的。应当研究中国作品中的规律性的东西，用来解释中国作品，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外国作品。就拿画论来说，外国的印象派的画是很符合中国的画论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很高明的，年轻人只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我最喜欢读画论、读游记。讲文学史的同志能不能把文学史与当代创作联系起来讲，不要谈当代就是当代，谈古代就是古代。

现实主义问题。有人说我是新现实主义，这问题我说不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也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的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路子应当更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