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梅贻琦

五哥喂饼干

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梅贻琦）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

1932年，梅氏五兄弟合影摄于旗守卫10号

（左起：梅贻宝、梅贻璠、梅贻琦、梅贻琳、梅贻瑞）

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庚子年义和拳闹乱，阖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部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然而，他曾屡次描述抱着我喂糕干这一幕。据我的心理分析，这是他对这还知自爱上进的小幺弟亲切满意的一种表达。最后提到喂糕干的一次，是1955年。当时五哥、五嫂住在纽约一间公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有一天，我到纽约去看他们，不知怎的，话头又引到喂糕干了。那时他已耳顺之年，我亦年逾知命了。

从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五哥是我们的长兄，多少叔伯戚友劝父亲，等他保定高等学堂毕了业，就该叫他就业了。但是五哥努力上进，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而父亲毫不迟疑地命他放洋。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

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1914年，五哥回国。父亲自认他那一套旧学旧识不合时宜，命诸子唯五哥之命是听。五哥立即把我送进南开中学，学费每月三元，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因为是世交，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费奖学金，乃以记账方式出之。转年，我考入清华中等科。我入清华当学生的那年，亦即是五哥入清华当教员的那年。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业师。

五哥初入清华供职，另有三个弟弟在各中学读书，不久分别升入北京师大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五哥一人负担，大概还清偿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像五哥那样人品、那样资历，当时说媒保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听说常往韩家坐坐，他同韩咏华女士1920年结婚，这就是我们的五嫂，清华同学们称之为梅师母。当时朋友们送喜联，好几幅的上款把“月涵”题成了“悦韩”。

梅校长酒量可以的

在美求学时，五哥曾皈依基督教，信仰相当诚笃，回国来还在天津青年会服务一年。烟酒他是丝毫不沾的。入了清华，他的生活习惯渐渐从俗些，但亦还未听说开怀畅饮过。他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年校友返校节，学校在工字厅设宴款待返校校友，大家互相让酒中，忽然有人倡议，各级依次向校长敬酒。每级集团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校长只可照干。未料他老先生席散后自行迈步回家睡了一觉，起来继续招待宾客，当晚参加同乐会，若无事然。大家得了一大发现——“梅校长酒量可以的”。这恐怕亦是他自己在中年的一大发现。这个名声传出去以后，当然若干贪好杯中物的同志都要来讨教一番。五哥二三十年来在全国各地结交了不少的酒友，而且酒品极好，似乎人人都说他酒德甚高，称之曰“酒圣”。

五哥毕生从事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于“清华”将近五十年，其间亦经过若干的艰辛，受过可观的穷困。1945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里住了一夜。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临睡前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桌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战后大家在北平复员，五哥一家搬回清华园校长住宅，住处是宽敞多了，但是伙食日用仍甚拮据。随后我们离开了北平，各自辗转到了美国。五哥从事保管“清华基金”，设置硏究员名额以维持若干留美学人，“恢复《清华学报》”，并从旁协助华美协进社若干业务，而其自定生活费甚低，几乎无法维持生活。我的大侄女祖彬，几年来住美国洛杉矶。她除维持一个子女四人的家庭外，还挣扎着给大学研究生们打论文。这样赚来的辛苦钱，不时五块十块地寄给她母亲，贴补日用。我在美国比较有办法些，我偶尔给他寄张支票，有些兑取了，有些始终未兑。我想这不是他遗忘，他似乎自有分守，自有道理。

最后一次见面

1960年，五哥病倒的消息传到我处，我延至1961年春方得脱身来台，住了一个月，主要任务是陪五哥。他的病况那一阵的确好了些，后来听说祖彬侄自美来省视他，他那一阶段的病况又好些，可见一个人的心理确能影响他的生理。他自己更是乐观。教育部的部务幸而得以摆脱，但是学校的公事，他仍在床上批阅处理。适逢清华原子炉筹备已达最后阶段，咫日即可开炉应用，说是要请当局大员参加开炉典礼，他自己兴致勃勃地准备去新竹主持招待。我在离美以前就同若干医生谈论过五哥病况，到台北又听了高天成院长两次报导以及他的意见。我不得不承认五哥所染是不治之症，问题只是能延迟多久而已。五哥以及若干他人都表乐观，在他的病床前，我曾婉转提过两点：一是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一是立个遗嘱。对这两点，他毫无反应，我明白都非他所愿。他不许我为生人设奖学金，必是出诸谦虚，而并非忌讳。至于不立遗嘱，大概是因为既无遗产之可言，又何须遗嘱一举？

在我们离台前，有一天天朗气清，春风和畅，五哥的病况亦恢复到满意点，便叫汽车中午由医院开回金华街一一〇号。路上他叫车夫绕道中华路，他很高兴地指给我们看新建的中华商场。我们家人聚餐，大概是吃了一顿烂面。饭后，他把家里三间屋子巡视了一周，叫我到书房看他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柜橱里还存有各种好酒若干瓶，他看了看，然后向我点首微笑。上车回医院前，我给五哥、五嫂在汽车前面照了个相。不料回院后第二天，他感觉不支，并且又发起烧来。现在想来，那回家吃面的一天，怕是五哥卧病时期最健旺、最愉快的一天了。我们原定四月底离台，期近颇觉依恋，五哥竟亦明言叫我们多住两天，于是展到五月初才动身。临行到医院再看了他几分钟，我敏感今番作别，不同往常，强打精神说了几句淡而无味的安慰他的话。他呢，只点了点头，哼了几声。我们退出，登上汽车赴机场。果不其然，这就是我同五哥的永诀！

1962年5月，在美国接获电报，说是五哥于19日与世长辞了，兄弟手足从今幽冥永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