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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创作态度一直极为严肃认真，不仅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且反对创作中的油滑轻浮。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说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不过令人多少不解的是，鲁迅一方面对“油滑”如此批评，一方面他后来的创作中还是常有“油滑”描写，诚如他自己所言：“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41 页、342 页。)对于这种“言行不一”，也许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而鲁迅运用“油滑”手法对现实中人物嘲讽最多者，就是顾颉刚。鲁迅一生最痛恨者有两个人，一个是陈西滢，另一个就是顾颉刚，他们共同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日本盐谷温的著作，而为陈西滢提供所谓“证据”者就是顾颉刚。所以相比之下，鲁迅对顾颉刚当更为憎恨。加之鲁迅一向认为顾颉刚为“胡适之的信徒”，到厦大后结帮拉派，鲁迅当然视之为死敌。对此，顾颉刚当然认为鲁迅冤枉了他，在其日记书信中也多次为自己辩护。查鲁迅和顾颉刚二人日记书信，在鲁迅刚到厦大阶段，他们关系还算不错，但随后因为鲁迅认为顾颉刚介绍一些人到厦大为“结帮拉派”，二人关系迅速紧张，但直到鲁迅离开厦大，关系并未破裂。只是后来鲁迅要去广州中山大学，而顾颉刚随后也要去，才导致二人关系彻底破裂。对于他们二人关系内情以及是非曲直，学界多有研究，此处不赘，只是由此论述鲁迅如何以“油滑”手法在创作中讽刺攻击顾颉刚以及这种手法对鲁迅创作风格的影响。

对于鲁迅创作中的“油滑”，早在鲁迅生前学术界就有所关注，大致而言有两种意见。一个是对鲁迅运用“油滑”手法给予批评，如1936 年4 月31 日至4 月12 日，北京《京报》快刊上连载了署名“雨霭子”的《读后漫谈〈故事新编〉鲁迅著》，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未能尽善尽美。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小说的意味损失了，成了一篇杂感”。与此相对观点则认为“油滑”手法的运用其实是鲁迅小说新的特色，是《故事新编》独特的表现方式。持这种观点的人如常风、茅盾、冯雪峰、王瑶等人，其中以王瑶的《〈故事新编〉散论》最为深刻，该文对“油滑”这种现象的产生由来和美学意义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更全面理解分析“油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郑家建：《“油滑”新解——〈故事新编〉新论之一》，《鲁迅研究月刊》1997 年第1 期。)时至今日，学术界不仅对“油滑”有更多研究，且多把“油滑”与“幽默”以及与当下影视创作中的“戏说”等结合起来论述，认为前者实际影响了后者。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文学创作中的“油滑”应当具体分析，运用恰当会让作品有“锦上添花”之效果，运用不好则成为败笔，有损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就鲁迅作品而言，其运用“油滑”手法较多者是在《故事新编》，此外其他作品中也有出现。整体而言，鲁迅对“油滑”手法的运用大致得当，但某些时候有些过分，而这些“过分”之处绝大多数都是对顾颉刚的辛辣嘲讽，可见现实生活中鲁迅对顾颉刚的深恶痛绝已经到何种程度。

不过很多此类研究，大都仅从理论到理论，较少有结合文本分析者。以下我们就鲁迅运用“油滑”等手法嘲讽攻击顾颉刚的文本进行分析，以见文人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文人相轻”，如何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和研究。

纵观鲁迅通过作品对顾颉刚进行嘲讽，大致有两种“名目”，一是称顾颉刚为“学者”，一是称其为“红鼻子”。而以第二种更为过分，因为无论如何，拿他人之生理缺陷作为嘲讽对象总是不道德的，对于鲁迅这样的大师而言更是有损声望。

首先关于“红鼻子”的描写，大多出现在《故事新编》，其中在《理水》中出现三次：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的通红。

“人有叫做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学者在摇头。

在《铸剑》中也是三次：

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气。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便又觉得可恨可憎的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

上述以“红鼻子”对顾颉刚的讽刺，如果说第一次出现还较为生动且与上下文描写基本融合的话，则第二三次显然多余甚至给读者厌倦之感，说明鲁迅在创作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倾向，把个人恩怨置入创作，所以就借题发挥，对顾颉刚极尽嘲讽之能事。在《理水》中对顾氏的嘲讽还有很多，例如用“学者”一词进行的嘲讽，又如以“鸟头先生”代指顾颉刚也尽显讽刺之意，而最明显的就是用“禹是一条虫”这样一句话对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全盘否定。在一篇小说中多次对同一位当代学者和同事如此嘲讽，在鲁迅创作中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也是极为罕见了。尽管《理水》一篇本就是讽刺小说，但如此集中火力讽刺顾颉刚还是多少脱离了小说主旨，致使这些讽刺游离于小说之外。虽然会让熟悉当时文坛之争的读者立刻联想到顾颉刚，但也会让不熟悉的读者产生疑问：作者这样写目的是什么，有必要这样写吗？当然，这正是鲁迅想要的效果，但这种“油滑”产生的效果是低级和短暂的，不具备使作品成为传世经典的作用或者说反而减低了这种作用，从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假以时日，这种“伤害”的后果会更加明显。

对此，如果比较一下《铸剑》中对老鼠之“红鼻子”的描写，就更加清楚：

“活该！”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它们，很觉得畅快。他将松明插在土墙的小孔里，赏玩着；然而那圆睁的小眼睛，又使他发生了憎恨，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将它直按到水底去。过了一会，才放手，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气。

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随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

显然，除了“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这一句有些突兀外，其余对老鼠的描写包括对“红鼻子”的刻画还是起到衬托表现主人公心理的作用，且与全篇的风格和场景氛围基本吻合，读者阅读时不会从作品中抽离而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所以这种对“红鼻子”的描写尽管仍有嘲讽意味，但算不上“油滑”，也不影响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

至于在杂文中，鲁迅使用“红鼻子”和“学者”之处，其对顾颉刚的嘲讽更加具体鲜明，而在致亲友书信中则更是毫无禁忌，直言不讳，这倒是可以理解。不过，杂文和书信毕竟还是不同，如果本属于私人来往的书信公开出版，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应充分考虑。毋庸讳言，鲁迅在这方面的做法还是不够“绅士”——尽管以往我们对此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这正体现了鲁迅的战斗精神。以下且看几个杂文中的例证：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革“首领”》，选自《而已集》）

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

（《略谈香港》，选自《而已集》）

时我方将走厦门避仇，卒卒鲜暇，乃托景宋君钞其前者之传奇演义类，置之行箧。不久复遭排摈，自闽走粤，迄无小休，况乃披览。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选自《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述三例中，第一二则为典型的鲁迅杂文风格，倘若不了解鲁迅与顾颉刚矛盾者，则对文中的“学者”一词不会有什么联想，但鲁迅此处明显就是嘲讽顾颉刚，且与此前顾颉刚写信给鲁迅，要和鲁迅法庭上见的威胁之语暗暗照应，而鲁迅的回应就是：“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鲁迅：《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三闲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0 页。)顾颉刚写信给鲁迅是在1927 年7 月24 日，鲁迅回复顾颉刚当在此后不久。而此文鲁迅写于当年9 月9 日，日期上刚好可以对应，这从“以俟开审”几个字可以证明。因为是出现在杂文中，这里的“学者”等嘲讽之语使用得并不算过分，但多少还是看得出鲁迅对这“学者”耿耿于怀，且从这两篇整体看，去掉这些对“学者”的嘲讽之语至少对全文没有伤害。

至于第三则本是纯粹的学术性说明，且用文言写成，本不必出现一些嘲讽批评之语，但鲁迅还是按捺不住对顾颉刚等人的仇恨，诸如“避仇”“复遭排摈”这样的字眼充分体现出鲁迅对在厦门期间与顾颉刚等深刻矛盾的不能释怀，从而使得极具学术色彩的说明变为很有战斗色彩的檄文。很难说这样写是否不好，但如果从纯学术研究角度看待此文，则这些对顾氏的嘲讽之语似乎不出现为佳。

《朝花夕拾》一向被认为是鲁迅散文中极富诗意和情趣者，对有关童年和故乡的回忆也是几乎所有文人笔下最美好的篇章。但即便这样的文字，还是出现了残酷现实对美丽梦境描绘的干扰，鲁迅对此也直言不讳——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他明确指出其中五篇的创作受到他与顾颉刚等人矛盾的影响：“后五篇是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那么，这样对现实矛盾的反映是否影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如果说在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中，鲁迅多次对顾颉刚等人进行辛辣嘲讽甚至人身攻击是可以理解的话，从作品艺术性角度看，鲁迅在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的创作中也数次出现类似嘲讽和攻击就显得突兀和多余，不宜简单视为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给予褒奖。

且看具体的文本：

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了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

（《琐记》，选自《朝花夕拾》）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先生》，选自《朝花夕拾》）

这里的“正人君子”和“名士”显然都是指的陈西滢和顾颉刚等人，其嘲讽意味极为明显。那么，从全文看是否恰当呢？就《琐记》而言，全文重点回忆的是鲁迅的学习生活，特别是在南京水务学堂和矿物学堂的学习经历，其中提及当年有学生淹死在游泳池，导致游泳池被填平并在上面造了关帝庙，由此鲁迅产生了“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的感慨，然后即转到对“名士”的讽刺，之后又回到对学习生活的回忆。显然这里插入的对顾颉刚等人的讽刺应该属于多余，去掉完全不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

再看《藤野先生》的结尾，似乎这样的描写很能显示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成为激励鲁迅坚持和敌手斗争的力量来源，并未显示有什么突兀之处，但如果和鲁迅《秋夜》之结尾比较，即可看出此处对“正人君子”的讽刺还是和全文风格不够一致：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祭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秋夜》，选自《野草》）

同样是夜晚，同样是点上一支烟，但由此生发出的联想却截然不同，一个是对“小青虫”的可怜和可爱之礼赞，一个则直言对“正人君子”的憎恶。前者与全文抒情风格一致，且很好地呼应了题目和开头；而后者则多少有些强迫读者从文本中抽离并直面现实的黑暗，以致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享受。因此，鲁迅在面对现实中文人论争时，虽然也知道不应将个人恩怨带入创作，但这种情感控制并不容易处理得当。诚然我们不能要求作品远离现实，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但在具体创作中如何把握好“火候”，即便是鲁迅这样的大师，有时也很难做到。归根结底，还是如何看待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诚然二者能够统一最好，但如果不能，则以往人们更看重思想性，那么即便是有些“油滑”，只要能够体现作品的思想性和批判的深刻性，即便对艺术性有所伤害也无足轻重。但问题其实在于，是否为了思想性就一定要伤害艺术性？而且，为了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和批判的锐利性，除却运用“油滑”手法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式么？而更进一步的追问就是，鲁迅对“油滑”手法的多少有些情有独钟，是否反映了他在创作中已有一些才力不逮之感以致想偷懒呢？毕竟这样“油滑”的写作相对于严谨的创作还是省力不少。虽然可以把“油滑”也归于鲁迅说的“冷嘲热讽”之列，但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其实人们更愿意看到他运用其他更为高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