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于立忱，一位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死于抑郁症的女记者，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大姐。

郭沫若得知于立忱在上海离世的消息时还在日本。他在《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里提到半年前的1936年冬，他和就要离开东京回国的郁达夫同去访问于立忱。当时郁达夫认为时局的变化，为郭沫若提供了结束流亡的可能。郭沫若考虑到当局尚未解除对他的通缉，感觉时机还不成熟。于立忱向他们出示了她新作的七绝《咏风筝》：“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得到两位创造社的前辈的应和。于立忱是有志向的，这诗是在以风筝自喻有壮志难酬的怅怀吧，想不到未及半年，心系长空万里的于立忱回国后陷入严重抑郁，自行了结了年轻的生命。

“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同意解除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逃脱日方监视，只身回国投身抗日救亡。在上海陷落，行将撤退到广州时，郭沫若和于立忱留日时期的朋友一起去凭吊了她：“高怀自使鸾皇渺，远视终教莺燕欺”，惋惜她心志过于高远，把非一人能够承受得起的社会责任加在自己一人身上，终以“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为绝笔。诗的最后两句“盱衡自古哀兵胜，漫道苍茫鼓角悲”，勉励立忱的亲人朋友，也鞭策自己，烽火连天正是哀兵必胜之时，莫道前途苍茫，鼓角声悲。

果然哀兵必胜。抗战胜利后，郭沫若接受夏衍的提议，在香港执笔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有机会介绍于立群的身世，说到于立忱，说到她们的伯祖父于式枚是李鸿章的枢密，原籍广西贺县，但都生长在北平，家庭已“由官宦人家成为破落户”。于立忱曾是北平女师大的学生，因为搞政治活动入狱，获释后进入天津《大公报》，以后得到《大公报》津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得了肺病，虽然渐就痊愈，却没能断根。这时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明目张胆起来，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不能坐视。立忱也稍有点活动，竟受到报社的警告。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就停止津贴。立忱贫病交加，于3月返沪，5月便自缢了。

长时间以来，再没有看到其他人回忆于立忱的文章，郭沫若文中的这些内容几乎成为人们了解的于立忱的全部。

1984年6月15日，郭沫若、于立群相继去世五年后，多产女作家谢冰莹打破沉寂，在台湾《联合报》上发了篇东西，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谢冰莹提到于立忱在日本的一次住院手术，“揭秘”这手术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割盲肠，而是被迫去产科堕胎。说于立忱被郭沫若纠缠三年，终于“受骗失身怀孕”，痛不欲生而又羞于让朋友知道，才独自向谢哭诉，要谢务必在她身后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妹妹于立群以及世人。谢含含糊糊地把这次“绝别”说成是于立忱1937年临回国前。这篇东西面世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联系到谢冰莹1932年用笔名“美蒂”所写《郭沫若印象记》对郭沫若的肯定和好感、1937年10月为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撰稿、11月出版请郭沫若题字的新书《军中随笔》等事实，可知于立忱去世前与去世后，她对郭沫若的友好态度没发生任何变化。

谢冰莹请郭沫若为其题写书名的《军中随笔》

现代文学界的学者甚至认为，对这种“爆料”没有必要理睬，毕竟作者早就在撇清自己和左翼文化的关系，后半生又在台湾那种与大陆对峙的政治氛围下生活、写作。

过了若干年，随着网络的普及，谢冰莹这篇东西才被传播开来，成为某些人抹黑郭沫若的一大口实。如今上网搜索“立忱”二字，屏幕上不仅有连篇的根据谢冰莹说法演绎的“原创”、跟帖，还配了照片，一张照相馆拍的艺术人像，布光专业，背景虚化，突显人物的娇媚，唯不知照片出处。

这位卷发长裙，眉眼低垂的女性当真是于立忱吗？于立忱生前当真要谢冰莹替她鸣冤吗？假如果真如此，谢早有机会当面告诉于立群，她在上海去过于立群服务的第一国际难民收容所，又一同在淞沪前线劳军，何必守口如瓶四十七年，等到于立群和郭沫若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双双作古才来揭秘，岂不辜负了于立忱的托付？

1937年秋，于立群（左）、谢冰莹（右）在淞沪前线劳军，替伤兵写家书

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于立忱的人生经历，了解她的性格为人，了解她写过哪些文章，是一位怎样的记者。“黄泉碧落竟何之？”于立忱同时代的人都已故去，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情况下在故纸堆里寻找她的踪影，确有难度。所幸民国时期部分老旧报刊的逐渐数字化，把人们的眼睛从漫无边际的缩微胶片，模糊不清的幻灯机前解救出来。我们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申报》《立报》《妇女生活》等报刊上找到的信息，弥补了于立忱弟妹们极其有限的回忆，可以把她的人生轮廓勾画得清晰些了。

一、于立忱纪念集为何不见问世？

1937年5月25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于佩珊发出的《讣告》字体醒目：

先姊立忱痛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午前六时在沪逝世。谨定五月三十日午前十 时由海格路中国殡仪馆移灵安葬于漕河泾中国公墓。哀此讣闻。于佩珊泣启。佩珊是于立群的本名，字立群。

《讣告》不是于立忱不幸消息的最早发布，早两天，23日上海《大公报》先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了一条消息：

于立忱女士因肺病厌世自杀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遗体现停中国殡仪馆，殡葬事宜，由其妹照料办理。其母在南京，昨已由其妹去电讣告。本社同人闻讯，咸表悼惜云。

29日上海《大公报》再次报道了于立忱的后事：

于立忱女士明日安葬

留日女生于立忱女士，东居三年，归国后因肺病复发，陷于神经错乱，竟于本月二十一夜自杀逝世。兹经死者之妹于佩珊女士（即黎明健）勘定中国公墓墓地，定于五卅上午十时，由海格璐中国殡仪馆发引安葬。于系广西贺县人，赋性慧敏，由工读自学，插班中学两年，即考入北平女师大，后任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编辑。嗣因求深造，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院，专攻经济，课余常撰稿。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后竟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经年始愈。今春以资尽归国，舟车劳颠，眠食失常，病又发作，到沪后，即陷于顽固失眠，神经错乱，虽经其妹佩珊费尽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杀逝世。据闻女士善后事毕，将由其友人搜集女士生前遗著，辑集纪念。

6月1日上海《大公报》第三次发布消息，介绍于立忱后事之凄凉与其为人品格。

于立忱移葬中国公墓

在沪自缢身死之于立忱女士，于前晨（五卅）十时，自中国殡仪馆移葬于漕河泾中国公墓，并无仪式，仅十数友人临送薄棺一具，薄然就道，景况至为凄凉。此一个质弱心强之女儿，遂于此了其一生。按于立忱女士（原名与佩琛）曾肄业北平国立师范大学，于“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在校于日常功课外，并留意于报章上时事，与其女同学邬一先最友善，出入相偕，她于离校后，自知努力求进，继赴天津任大公报妇女副刊编辑，并兼任教课，即改今名，旋欲求深造，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攻经济学，为期三载，及至本年二月学成归国，最近因肺病复发，神经错乱，颇成痛苦，有厌世之念，忽于上月二十一日夜间背人自尽，当由其妹于佩珊办理一切善后，女士年二十五岁，广西贺县人，父母尚健在，有姊妹七人，她最长，除佩珊一人在沪，余均在京津等地读书，她于自尽之夜留有绝笔书云“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

立忱去世的日期到底是5月21日夜，还是22日凌晨，已不那么重要，总之不幸已经发生。从事发到6月1日下葬，十天功夫，上海《大公报》连发三次消息；天津《大公报》也于23日刊登一则短讯；加上于佩珊署名的《讣告》，于立忱的后事五次见诸《大公报》报端，对于一位25岁的年轻同仁，报社的做法不同寻常。特别是最后一则消息写于立忱移葬漕河泾中国公墓时的情景，读来尤感悲伤：“并无仪式，仅十数友人临送薄棺一具，薄然就道，景况至为凄凉。此一个质弱心强之女儿，遂于此了其一生”。这些报道出自何人之手？逝者何以享如此哀荣？虽无明确答案，却不由人不想到《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这是郭沫若《洪波曲》中的原话。所谓“双倍”，是指张季鸾和郭沫若都是留日出身，又是拿笔杆的同行；而张季鸾和于立群之间的关系就更有渊源了。张季鸾和立忱是有通信往来的，且对立忱有过超越一般关系的期求而遭到委婉的拒绝。为了这些通信，张季鸾曾几次叮嘱于立群从大姐的遗物清理出来，交还给他。不意淞沪抗战爆发，没来得及交还，待到战后张季鸾却成了故人。于立群说过，大姐去世后，张季鸾曾经承诺送她上学，被辞谢了；但是大姐的丧葬，他是帮了忙的，还有意为大姐立一个墓碑，同样因为战事紧张没有实现。所有这一切，或许是当事人的一种自我救赎罢，不过他终竟没有为“此一个质弱心强之女儿”写一篇署名的追忆。

对立忱去世有报道的还有上海《立报》和《申报》。5月29日的《申报》比同日《大公报》略有补充，提到于立忱生前“律己极严”；在北平女师大“学业操行为全校师友敬重”；稿件“理论极受读者欢迎”；“生前女友，国内如女作家白薇、沈兹九、谢冰莹，国外如日本女作家神近市子、竹中繁、林芙美子、中条百合子皆极契合”；“下期《妇女生活》亦将为之出一追悼特辑”云云。

值得留意的是，《大公报》《申报》两家报纸29日的消息都提到：“女士善后事毕、将由其友人搜集女士生前遗著辑集纪念”——而这件事并无下文。于立忱安葬后不久，七七、八一三接踵而来，于立忱的朋友们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来不及整理她的遗稿遗物，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甚至在战争结束，进入和平年代以后，于立忱的纪念集仍然未见成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或许和黎莉莉在于立群去世后提到的一件往事有关。黎莉莉原名钱蓁蓁，钱壮飞的女儿。1927年一心从事革命工作的钱壮飞把她送入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团（后更名为明月歌舞剧社）学习歌舞。在赴南洋演出后，蓁蓁随黎锦晖一家住在新加坡。按照当地法规，同住者必须同一姓氏，蓁蓁就随黎家女儿黎明晖，改名黎明莉。1931年4月，钱壮飞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机关，即秘密转移到中央苏区。同在这一年，明月歌舞剧社到南京演出，黎明莉又改名为黎莉莉，从此一直沿用这个名字活跃在演艺界。于立群也是1931年进入明月社的，一年后因为从事演艺活动触犯封建家规，被剥夺姓于的资格。立群索性和家庭断绝一切关系，接受黎锦晖的好意，改叫黎明健。

黎莉莉回忆说，战前她在上海的住处稍稍宽敞些，立群曾把一个箱子临时存在她那里，说是大姐立忱的东西。不久，上海战事紧张，于立群参加了国际难民收容所和《救亡日报》的工作。黎莉莉为随时应变，轻装简行，也处理掉许多东西。于立群后来辗转武汉、重庆、上海、香港，立忱的遗物只留下两样：一叠零乱不成文的废稿，和她生前喜欢的一块棕色暗花的绒台布。除此之外，于立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剪报或原稿、信件、书籍，一概没有，不用说履历表或是学业证明，甚至连张照片都没留下。这意外的结果和黎莉莉的回忆对上了口径——于立群存放在黎莉莉那里的箱子在战乱中丢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份深深的遗憾。然而，想想有多少骨肉同胞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有多少森林煤矿被日本侵略者掠走，相比而言，散失掉的遗物又算得什么呢？新中国成立后，于立群和王人美、黎莉莉、杨露曦、白虹这些明月歌舞剧社的伙伴们聚首北京，大家不时有些走动，于立群没有在同伴间重提这件事。几十年过去了，黎莉莉却忘不掉那个箱子。于立忱的纪念集一直没有下文，怕正缘于此吧。

《妇女生活》第4卷第10卷上的于立忱遗像（左）年轻时的于立群（右）

话题重新回到1937年5月29日的《申报》。《于立忱将安葬中国公墓》这则消息最后写道：“下期《妇女生活》亦将为之出一追悼特辑”，这句话应与沈兹九有直接关系。她当时是上海《妇女生活》半月刊的主编，两年前在《申报》主持过副刊《妇女园地》，和《申报》关系熟稔。不过新一期《妇女生活》并没有出“追悼特辑”，而是根据来稿时间不一，从第4卷第10期起，接连三期，每期刊发一篇怀念文章，并逐期在《申报》上登出篇目预告。

首先在第4卷第10卷上登出的是沈兹九的《悼念于立忱女士》，标题旁边一张“于女士遗像”让人眼前一亮，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张真实可信的于立忱的照片！照片是从户外合影上裁剪下来的，不是照相馆拍的人像，左侧肩臂还被遮挡了一部分。但这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终于见到于立忱的模样，短发齐耳，带一副细边的眼镜，目光平和，不露笑容，若不是下颚的那份娟秀，面容、神情都和那件西服上衣一样持重，不像只有二十五岁的样子。对比于立群年轻时的照片，两人的脸型确是很像很像。有了《妇女生活》上的立忱遗像，网络上那张吸人眼球的靓女照该撤了。

另有一张被张冠李戴的照片也在这里一并澄清。早些年，媒体报道上海照相业老字号王开照相馆意外发现一批抗战前留底老照片的消息，照相馆请电影界前辈秦怡从中辨认出几位当年的电影明星，包括周璇、蝴蝶、阮玲玉、王人美、黎莉莉、金焰等。辨认时，一张着色的艺术人像——身着短袖绿格旗袍，围裘皮披肩的女子被指认为黎明健（于立群），其实是搞错了。这组王开照相馆的明星照在报上登出后，围裘皮披肩女士的家属就写信给照相馆负责人，说这女士是他家一位长辈，这张照片很早以前就装在镜框里，一直挂在她家墙上。

王开照相馆的这张人像被误认作黎明健

沈兹九和于立忱有为大报编辑妇女版的相同经历，一个主持上海《申报》的《妇女园地》；一个主持天津《大公报》的《妇女与家庭》。沈兹九赞成《妇女与家庭》的持论，常做剪报留待日后参考，但两人并不相识。待沈兹九离开《申报》，独自创办《妇女生活》半月刊后，朋友介绍来一篇“何华”写于东京的稿件，原来何华就是于立忱，彼此才有了联系，于立忱答应为《妇女生活》做驻日通讯员。沈兹九在这里又提供一条重要线索——于立忱用过“何华”这个笔名，为我们在旧报刊上寻找她的文章，解索她的其他笔名，提供了莫大帮助。

《妇女生活》杂志接下去刊登的两篇悼文是：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谢冰莹的《痛心的回忆——悼立忱》（以下简称《痛心》）。《断线风筝》被收入多种郭沫若的作品集，前面已提到，不重述。《痛心》写于逝者下葬后七天，回忆了谢冰莹第二次去日本时同于立忱的相识和交往。不知何故，该文没有收进谢冰莹的任何作品集，极少被人关注。对照这篇佚文和作者晚年的《于立忱之死》，前者像镜子一样告诉人们，后者所谓“揭秘”是造假。这篇佚文的具体内容将在后文中叙述。

二、与没落家庭彻底决裂

于立忱生于1912年，这年份来自七妹于立修的推算，依据的是母亲岑蕴文的说法：除了立修出生比较晚，上面几个子女彼此都差两岁的样子。于立修的推算和《大公报》介绍于立忱辞世时年仅25岁的说法相吻合。但生日是哪一天，已无从查找。《大公报》对其家庭的介绍，“父母尚健在，有姊妹七人，她最长，除佩珊一人在沪，余均在京津等地读书”，只是笼统一说，其实她的弟妹那时未必都有书读。借此机会讲讲于立忱的家事。

母亲岑蕴文（1891—1978），名桂娪，广西西林人。清末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岑春煊是她的三叔。岑蕴文是庶出，个子瘦小，肤色暗黄，幼年没受过多少娇惯。在大家族里获得的最大收益是读了十多年的私塾，通格律，写得一手好字。到了出嫁年龄，被嫁给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于式枚的侄儿于景昕。

于景昕，字孝初，其父于式棱，行四，和长兄于式枚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对广西贺县籍的进士，原籍在四川营山县。于式枚，字晦若，光绪六年（1880）殿试获二甲第四十九名。他供职李鸿章幕府十余年，专司文案。李鸿章后人出资影印的《李文忠公尺牍》32册所根据的就是于式枚遗物中由他书写，经李鸿章改定，再由他纂辑成册的函稿。于式枚长年替他人做文章，却没有自己的著述，《清史稿》其名下的立宪派主张只是言论片段，不是完整文章，行世的在成都写的十几首格律诗和会试朱卷，都是早年的东西。他出使过欧洲，考察过德国宪政，官至吏部侍郎、学部侍郎。1915年游历昆山时突发急病不治而亡，谥号文和，康有为为他作了祭文。于式枚为人耿介，据说有人曾想为他祝寿，当然是有所图；他不收礼，不见人，隔窗将来客骂了出去。四弟于式棱，字渊若，也是博闻强记的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六名，但日后的作为则输于长兄，辛亥前是翰林院的编修，辛亥后，和长兄一起受聘于清史馆。据《清史稿》关外版名录，于式枚任总阅，于式棱为协修。同父异母的两兄弟科考不利，又不善经营，家道中落时于式枚还在世，他试图在江浙经营农桑，因病故而无果。

岑蕴文的婚事不可谓不门当户对，但日子过得并不和顺。婚后她改姓于，先怀过两个男孩，不幸都夭折了。第三胎即长女立忱（佩琛）。随后又一连产下四个女儿：立昭（佩瑶）、立群（佩珊）、立铭（佩珠）、立人。女儿越多，母亲的头越抬不起来，整天被阴云笼罩着。两年后，于蕴文总算松了口气，给于家生下个男婴，排行老六，取名于达人，字立平。好景不长，五年后于蕴文再次临盆，生下的还是女儿。冷言恶语重又成为于蕴文的家常便饭。

七妹出生第二年，北洋政府被推翻，蒋介石迁都南京。原在北洋政府农林部做过一官半职的于孝初丢了差事，他不改遗少旧习，赌博，喝花酒，夜不归宿，成为没落贵族的典型，家产被他挥霍到连妻儿的温饱都难以为继的地步。于蕴文无法独自抚养一群年幼的孩子，更不堪忍受于孝初的家暴，不得已把唯一的儿子和稍大两岁的五妹过继给一位没有子嗣的世交，让他们随养父改姓刘。养父过世较早，生活越过越凄苦，养母断断续续地供两个过继的孩子上学，不久也撒手人寰。于蕴文带着一岁的小女儿投奔了上海的岑氏亲戚。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她明白自己不能住在岑家吃闲饭。这位缠过足的瘦小女人鼓足勇气，凭着早年的旧学功底，应聘了上海市教育局的文书，以后又被南京政府行政院录用为书记官，负责办理任免登记，档案管理、文告拟写，是民国政府里最早的女职员。几年后，七妹到了上学年龄，于蕴文很争气，用自己的收入供她读书。不过七妹直到1938年底才有了“立修”这个学名，是郭沫若为她起的。当时，郭沫若、于立群和三厅机关从武汉撤退到桂林，和带着小女儿回老家避难的于蕴文不期而遇。立修进了孩子剧团，几年后，母女两人加上失去养父母的达人（立平），都通过郭沫若于立群的关系先后到达延安。这是后话。

大姐佩琛毕竟年长几岁，能比弟妹们体谅母亲的离家出走。她蔑视于孝初的自甘堕落，立志要靠勤奋努力来书写自己的人生，结果也被逼出家门。那时她还未成年，不清楚是以怎样的毅力渡过一道道难关的，竟用两年时间修完高中的全部课程，考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女师是所有名气的学校，刘和珍、杨德群，这些“为了中国而死”的学姐在学妹们心里播下正直、坚毅的种子。另一方面，师范类学校免收学费，也是佩琛选择报考师范的实际原因。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上不了清华北大，不用说学费更贵的燕京大学了。1931年7月北平女师并入北平师范大学，佩琛随之成为北师大的学生。网传于立忱大学期间在熊佛西改编导演的法国名剧《哑妻》里担任主演，此说存疑。1927年熊佛西留学归来，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在艺专和燕京导演过学生演出，但是于立忱并不是这两所学校的学生。

母亲和大姐被从家中逼走以后，三妹佩珊便成了于孝初发泄无名怒火的主要对象。佩珊读完四年初小就失学了，适逢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成立，招收10岁至13岁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男、女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她自行报考，分在“永”字班，取名“于永言”。这件事被于孝初大骂为“有辱家风”，不容分说地把她从戏校抓回家。家，空荡荡的，没有温暖，没有亲情。饿了，只能翻箱底找点东西去当铺换钱，买些棒子面来做糊糊。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尚且能过，最胆战心惊的还是于孝初深夜回家，这一夜必定是一顿打骂。佩珊无处可藏，只好钻到床下，蜷缩在棍子打不到的角落里迷迷糊糊地捱到天亮。

1931年年初，黎锦晖主持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北平招生，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姐支持三妹再次背着于孝初去试试。佩珊用“于斯咏”的名字报了名，顺利通过考试，和明月社新招收的小学员们一起离开北平，逃离了那个冷冰冰的家。这一年，明月社发展迅速，在王人美、黎莉莉的班底上又增加了周璇、白虹等一批活泼热情、能歌善舞的小姐妹，有了黎锦光、王人艺、聂耳这些才华出众的音乐家。于斯咏（佩珊）在这里学歌舞，学钢琴，过上有笑声的集体生活，再不担心半夜三更袭来的恐惧。星期天伙伴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她喜欢在宿舍里临帖练字。剧社过段时间还给大家分些演出收入，钱是平分的，经济上虽不宽裕，但与北平的生活相比绝对是两重天。

明月歌舞剧社时期的聂耳（右）、白虹、黎明健（左）

纸包不住火，于孝初很快得知了佩珊的去向。囿于黎锦晖已是名人，不便直接在他面前发飙，于孝初就追到上海，找到名存实亡的妻子于蕴文，联名由律师出面，宣布把进入演艺圈的于佩珊革除家门，不得姓于。佩珊并不理会这套封建礼数，大姐的独立自主早给她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她心里，姓不姓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一个符号而已。留在明月歌舞剧社是她唯一的选择，宁肯与家中一切亲朋戚友脱离关系。黎锦晖是位开明、包容、和善的长辈，同情佩珊的遭遇，为她另起了“黎明健”的名字，却不以“义父”自居。从此明月歌舞剧社里的“黎家军”又多一个成员。

1931年9月，一个多事之秋。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轻而易举地占领沈阳，继而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内地青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击。12月1日，清华、燕京、北大的二百多名同学南下请愿，随后北平又有两千多名大学、中学的学生向南京进发，得到津、沪、济南同学的响应。15日向外交部抗议示威的北平同学被军警包围殴打。两天后南京市和外地同学联合行动，当请愿队伍走到国民政府附近的珍珠桥时，不敢下令还击关东军的南京政府却让军警用刺刀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百余名同学被捕，百余名同学受伤，秦淮河上浮着遇难同学的尸体，各地学生被武装遣返回原地。

立群、达人、立修都回忆说，大姐是参加了南下请愿的，但对她南下的具体经历，这些已经离开北平的弟妹们并不了解。有关佩琛这段经历最详细的说法，仅有《大公报》那段文字：“于‘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推理，立忱应是北平学生第二批南下请愿团中的一员，1932年被学校除名。近年，北京师范大学已把建校以来全部学生资料数字化，我们希望从中找到她的一些信息。出乎所料，在1932年以前的档案里竟查不到“于佩琛”，查不到“于立忱”，查不到“广西贺县籍”的女生，不要说学科成绩，连入学信息都被一笔勾销了。学校是在惩一儆百，一个在“九一八”事变后站出来维护民族尊严的学生，就这样从这所学校彻底消失了。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伪满洲国成立。于孝初和于佩琛背道而驰，仗着遗老遗少的裙带关系去了东北，先投靠郑孝胥，郑孝胥死后又效忠王克敏，在警察署里混得一个差事。于孝初自恃出身世家，动不动大骂子女辱没家风，殊不知辱没家风、辱没祖先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相传于式枚出使欧洲时，尝随身携带一抷黄土，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他定然不曾料到，于氏家门里出了于孝初这样不肖之后。

可怜继续受着于孝初摆布的二姐立昭、四妹立铭，不知她们各自经历过怎样的梦魇。

三、 《大公报》妇女版有了新主编

从投寄稿件变为《大公报》记者

1933年4月29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一篇“于立忱女士投寄”的稿件——《乡村小学教员生活的追忆》。原来，于立忱没有被“勒令离校”的处分吓倒，她索性离开北平，在天津郊外一所乡村小学里当了教员。这篇追忆没提小学的校名，但看来学校办得挺不错。三位年轻老师同住一间宿舍，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一个会弹风琴，一个一有空就见缝插针地念英语，一个活泼开朗，喜欢体育，是个受同学欢迎的“大孩子”，可惜看不出哪个是于立忱的原型。学生都来自农村，年龄参差不齐，年龄大的和老师相差无几。上午、下午，各三个小时授课。学校聘了一位老妪，帮这几个女教员生火、做饭。午饭，大锅下面条，一碗酱，一碗白菜丝，热气腾腾的，很香。晚上，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羊肉白菜馅，时不时侃一段聊斋故事，消解掉连讲六堂课的疲惫。睡前再读两三个钟头的书，预备好第二天的课程……再平常不过，而又勤奋、进取、充实的一天。

立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时政。6月3日《大公报》又有她的一篇随感《津变时的大学生——请你自省究竟自己是哪一类？》，署名何华。文章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激情燃烧过的大学生们发生的分化。第一类，数量不少，变得“富有经验”“深知世故”了，嘴边挂着“政府尚且没有办法，我们又奈何”的话，不再像当初那样浮躁。第二类，高官富商家的子弟们，租界里的高楼是他们的“堡垒”，坐在沙发里，看看报纸上的大字标题，谈谈各自的女朋友。第三类，是些书呆子，“讲义是他们的圣经，分数是他们的生命，什么新兴社会科学，什么社会运动，全是狗屁”。再一类同学，“因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取缔，学校的严禁”，他们的痛心变成了漠然，兴奋也消磨殆尽，无精打采，消极、颓废，读起报来只有叹气……最后一类，是那些“血旺性刚的青年，受了这莫大的刺激，勇敢的脱离了生活的羁绊，走入社会，站在时代青年的最前线了。”按照文章副标题“请你自省究竟自己是哪一类？”，来分析作者本人的话，显然，她正属于最后这类“血旺性刚”的青年，或者正朝着“站在时代青年的最前线”的方向努力着。

她的文章在《大公报·本市付刊》上频频刊出，甚至连续4天，天天有她发的消息。7月23日报社登出致“立忱君”的“代邮”：“见报务请将续稿送来为要。”估计从这时起，她被《大公报》正式聘用了。

和焦菊隐的一次交锋

8月中旬，中华戏曲学校应天津明星戏院邀请来津演出，这次已是戏校二进津门了。

梨园科班历来重视传授技艺，中华戏校则强调文化艺术教育，要使戏曲在人生、学术各方面都具有尊严。戏校成立不满三年，学员演出反响不错，校长焦菊隐突破梨园科班老规矩的新做法颇受社会关注。

于立忱作为《大公报》记者，走访了学员们在天津的临时住处中和栈，观察了这群孩子的伙食，除了虾米炒韭菜沾一点荤腥，余下的都是素菜，并非厨师说的有鱼有肉。她同男女学员各自进行了交谈，了解到不少孩子进学校学戏的目的，在异口同声“因为学校好”的回答背后，其实还是为了挣钱养家。通过聊天，还得知因为演出场数多，孩子们学文化的时间常被挤用；学生的演出学校可以盈利，入学时虽不收费，但要与校方签保证书，中途退学要赔偿学校教育费，等等。她直言快语、有褒有贬地写道：“这一天的访问，所得的印象，是中国大群的青年，为经济所迫，没有出路，走向消极的习艺。其次这个学校虽有极浓厚的梨园气息，但已较旧式的科班进步了很多”。“将来在每一期的毕业生里，由学校选送一个成绩最好的学生，赴欧美研究戏剧……五年以后中国可以有第二个梅博士出现了”。这篇署名“忱”的《中华戏曲学校学生生活访问记》一见报，立即引来魏启明一篇忧心忡忡的议论，认为“戏专旗号极其堂皇，而其本质不过如此，社会对斯尤不可漠视”。焦菊隐遂公开致信《大公报》，陈述了学校面临的种种困难，采取的各种措施、努力，以及学校的经费支出和演出收入，指出《大公报》记者不能把在天津中和栈的所见与北平戏曲学校等同看待。

于立忱从容应答，写好《谨声明记者的立场》一文，次日见报。她声明“记者的责任是客观的记述事实，并有主观的予以批评的义务，反之，盲目的奉承与预怀成见的褒贬，都不是一个记者的职责范围以内所应有的行为。”接着说看过焦菊隐的答辩，“对于焦君为艺术而牺牲，努力教育，惨淡经营戏曲学校的精神”是十二分的钦佩，然而艺术事业的价值不是某一时间，某一部分社会人士的喜恶所决定的，盼望焦君不要斤斤计较于学校的设备和名誉，反之“应当把办戏曲学校的一切困难，一切疑问，作为问题，提供社会人士研究”，“正是应当从‘怀疑’与‘误会’中来探讨艺术的真价值。”

立忱引发的这场答辩，使戏曲教育的变革与现状成为平津两地的一个热门话题。几天下来，相关文章不下十篇，各自的话锋里不管理解、支持焦菊隐的呼声为主，还是对戏校未摆脱科班窠臼的质疑更多，两种意见倒没有完全势不两立，有的文章甚至二者均沾，既肯定焦，也不否定于。结果是，北平戏曲学校的影响扩大了，关注艺术教育新模式的人数多了，提倡重视戏剧教育的社会呼声增强了，还有文章引申到戏剧大众化的问题，于立忱的名字自然也给不少读者留下印象。8月20日《大公报》决定转换话题，声明北平戏曲学校的问题已有多人发表意见，因篇幅有限，有关该校文章不再刊载，讨论才告一段落。其实任何新事物的破壳出世，身上都会带有母体的痕迹，戏校与科班有剪不断的联系，焦菊隐日后在博士论文里也坦言，戏曲学校开设的课程具有科班学徒制的原则和按照科学的双重性。北平戏曲学校在中国戏曲教育改革路上留下的空谷足音，至今犹在耳际。

妇女版的“讲坛”由谁执笔？

《大公报》从1927年夏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进入鼎盛期，不久妇女版应运而生，由蒋逸霄、何心冷编辑，从半月刊发展为周刊，初为整个版面，后改为半个版，断续坚持到1930年9月，报社为压缩篇幅，把妇女版停了。1933年9月，停办了三年的妇女版复刊，主编的担子落在新近被报社录用的记者于立忱身上。翌年春，于立忱赴日留学，副刊由他人接手。

复刊后的妇女版仍叫《妇女与家庭》，自1933年9月3日起，逢周日出报。每期的头条栏目为“讲坛”，持续了4个月。其间副刊共出十九期，“讲坛”仅在10月15日第七期中断过一次，改为刊登立忱的署名文章《钱李二女士的自杀与社会原因》，其余十八期“讲坛”短评均不署名，讨论的问题有《家庭与学校》《谈妇女经济》《家庭与国货》《家长与子女教育》《女子怎样救国？》《妇女思想冲突问题》《情感与理性之调和》等。

第一期“讲坛”开宗明义，阐明副刊《妇女与家庭》的宗旨：

从广义来说：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出发点，从狭义来说：家庭是我们生活的小城廓。男女家主的慰安休息，求之于此。子女未来的学问事业，造端于此，所以改造家庭生活，实在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基本工作。我们想利用这个小刊物，把妇女生活改造到充实化，把家庭状况弄到理想化，这个过重的责任，我们当然不能够单独地负担起来，所以希望全国各界，尤其妇女界同志，一同起来，帮着我们进行实际工作！

第二期“讲坛”以《家庭与学校》为题，写道：

近来许多家长，总怪学校教育不好，子弟容易变坏，不晓得先扪着心想想，他们做父母的，是否配给子女做榜样？

我们因此希望：今后的教育，应该注重人格教育，品行修养，而人格教育之实施，应该由家庭与学校双方负责，尤其家庭父母的责任更来得重！

社会上确实存在完全不称职、不配给子女做榜样的父母，但是对一般读者、一般家庭而言，“讲坛”的谴责是不是过于生硬，过于突然了呢？读着这番关乎人格教育的论述，这番绝对地置家庭、父母责任于学校责任之上的激烈言辞，让人感觉执笔者对家庭缺位、父母失责有着切肤的痛和恨，这些正是于立忱的亲身感受。

第四期“讲坛”题为《家庭与国货》，针对富裕阶层家庭主妇对洋货的依赖，批评说：

洋货充斥到上中级家庭之内，仿佛是稀松平常的事。任你如何高唱“提倡国货”，因为得不着女界的赞助，所以有了货也销不出，越销不出，便越不得发达，因为不发达，所以想改良也就没有力量，如此一来，国货前途，永远是无希望！

中国问题，实在太多，要救国家，更不是一方面，少数人的责任……我们希望家庭的主妇们，把提倡国货的责任，担负起来，至少可以拒绝洋货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富裕阶层的女性在副刊读者群中占有不小比例，“讲坛”对这个群体的批评折射了作者对振兴民族工业的急切心情和挑战权贵的勇气。

第十二期“讲坛”题为《希望大家注重劳动的锻炼》，认为中国妇女本来能劳动，现在占最大多数的农工妇女就是人人劳动；不劳动者，只是极少数生活在大都会里的部分富裕人士。不幸在于，受新式教育的女子反而易于倾向这种寄生虫的人生，忽略了自己在新时代的地位和责任。短评对上层社会的女性仍然不客气，警醒说：

假若受了新教育之人，既没有造成伟大的学问，贡献国家，……连处理家事的能力都没有，衣食住和育儿等等一切家政上的事，都不能自己做，都要靠庸工；比旧式妇女强的，不过仅仅是文字上的若干智识，或者几句外国语，然而花钱的本领，却同样增高，成天价打扮得花枝招展，专候她丈夫或者朋友，陪着坐汽车，进舞场！照这样的人，就反而不如不受教育的旧式妇女了。

接着，作者肯定了各地在校女生大都秉承勤朴不华的校风，有志气，鄙弃寄生虫生活，但缺点是不喜劳动，不耐烦料理家政。希望同学们于求学之外重视劳动锻炼，因为“中国在若干年以内，一定要遭遇非常，到那时候社会上一定不容消费的寄生虫生存！”

第十九期，是“讲坛”最后一期，以《怎样才算爱儿童？》为题批评了中产以上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弊端：食唯恐其不饱，衣唯恐其不暖，多读书怕伤了脑筋，多运动怕摔坏筋骨，父母坐汽车的，一定叫子女也坐汽车，父母好奢华的，一定带子女同样享受，结果从童年便习就骄惰逸乐的生活，不是爱而是害了他们或她们。很有意思，这种种现象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仍然屡见不鲜。批评之余，短评提出理想化的主张：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要想造就良好的儿童，必须政府和社会，学校和家庭，富人和贫人，打成一片，大家负起保育儿童的责任，以质朴勤劳仁爱慈祥为教育标准，不可专务外表，尤不可偏重有产阶级，不可专靠学校，尤不可偏重贯注智识，必须身心并重，贫富一体，然后才能造就良好的第二代国民，如此才算是真正宝爱儿童！

这里所谓的“富贫一体”，在没有社会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当然只是作者的善良愿望，一条未必行得通的路。

妇女版“讲坛”的选题是和同一版上某篇大块文章的主题相呼应的，为本期《妇女与家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迄今并未见这期间的《妇女与家庭》有其他同仁和于立忱共同编辑，自然顺理成章地推断“讲坛”的撰稿人为于立忱。

妇女版主编的署名和文章

于立忱担任妇女版主编以前，在《大公报·本市付刊》上发表文章时，署名用过“立忱”，也用过“何华”。《妇女与家庭》复刊后，这两个署名反倒只出现了一两次，比在《本市付刊》上发文的频率低得多，显然不合规律。那么除了这两个署名，她就没有其他笔名吗？妇女版上频繁出现的两个单字署名“荷”与“华”，一下子让人联想到它们是“何华”拆分开的谐音字，而且诠释了“何华”的寓意在于周敦颐的《爱莲说》。“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定是立忱的至爱。

（一）“立忱”“何华”的评论。

妇女版上使用这两个署名的文章是三篇评论，除前面提到的《钱李二女士的自杀与社会原因》，还有《关于妇女家庭职业》和《对于辜仁发控妻案的感想》。三篇评论都直击了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旧意识旧伦理的禁锢，婚恋悲剧、就业困难等问题的深层原因，让我们来了解其中的论点。

《钱李二女士的自杀与社会原因》为前不久接连发生的两起知识女性的自杀而写，死者是遗产纠纷与婚前性行为的受害者，一个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一个是河北女师的毕业生。文章没有过多拘泥在案件的细节中，而是理性地指出促成这两位女士自杀的根本原因，不外法律的不完善与社会伦理的不公正。男女不平等是几千年经济的以及各种社会原因积压下来的事实，女子的一切生存权在事实上被剥削是毋庸讳言的现象。国家的法律，虽一般性地承认了女子的人权，但实际上司法的人仍为男子，有予取予夺、左右操纵之权，女子却没有能力来享受已得的权利。

在分析了案件的社会原因过后，文章才来谈不能否认“个人之意志作用”。死者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认清社会恶势力之存在以及己身所负之责任。消极的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发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身上，尤堪痛惜！对于死者需予以深切的同情心，同时她鼓励女青年们“应有自身的猛醒”：认清客观环境，勇敢而正确地与一切因袭的思想、龌龊的势力斗争，同时将自我的生活支配于清晰的理智之下。这样，方不愧钱李二女士死后，留给我们的借镜。文章的立意和那些通过炒作死者隐私来谋利的小报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关于妇女家庭职业》和“讲坛”短评的观点一致，认为妇女寄生的现象在中产以上家庭里特别显著。贫家妇女须料理全家生活，其意义同用劳力向社会换得金钱无大差别。中产以上家庭的主妇则不然，除了交际娱乐，一切坐享其成，被称为“社会的寄生者”实不为过，而她们本身却没有自觉。文中再次提到妇女社会地位低落，是“由于经济不能独立”，这是于立忱反复申明的主张。以后她去日本留学，选择了少被女生关注、枯燥艰深的经济学专业，或许也是由此出发。

《对于辜仁发控妻案的感想》是于立忱为妇女版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辜仁发时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为掩盖历时三年的重婚事实，堵住“新夫人”的嘴，居然实名检举“新夫人”违法敛财，卖官鬻爵，请蒋介石令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将其妻缉拿归案。案情荒唐之极，引发各地舆论关注。于立忱概述了三月份以来案情的几起几落，谴责辜仁发身为高官，溷身政界，明明是自己不满于糟糠之妻，想借年轻貌美善交际的新夫人作升官发财的捷径，却贼喊捉贼，“其用心的卑鄙龌龊，直非言语可以形容”。文章劝告那些读书只为“作太太”的知识妇女，不要被虚荣心所驱使，甘心居于傀儡地位，否则会断送自己终身的幸福。

（二）“荷”的采访。

在妇女版的采访文章中，女子学校的教育状况得到持续关注。正如于立忱在一篇采访中所说，女子教育“具有决定女子一生运命的权威。提倡妇女运动，谋从隶属的地位解放出女性，首应注重女子教育的改善，是毫无疑义的。”半年时间里，她快节奏地刊发了对南京、长沙、北平、天津等地女子学校情况的报道，对天津南开大学女生、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师中部、北平燕京大学三所学校的访问是她本人完成的，署名“荷”。

河北女师学院师中部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女子学校，于立忱的这次采访很下功夫，回顾了学校前身——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成立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历史，说那时“妇女解放方在萌芽”，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女子教育的曙星”。如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河北省女子教育的重心，培养造就的小学师资，分送各地服务，颇著成绩，成为“女子从事教育的唯一出路”。

采访还详细介绍了学校目前的硬件设施，图书馆藏书的分类、数量，课时的安排，课余活动的开展，私人信函的管理，甚至食堂饭菜的种类和饭费标准……加之对女生性格的分析，使通篇数据翔实而不枯燥。不妨读读她记录的训育主任丁佩卿的回答：

自民国十七来此校服务，积极着手于各种训育方法之实施。以前管理学生方法，率少具体化，现制定各种详细规则，在管理上方逐渐收划一之效。以事务所系繁多，个人每日虽殊感忙碌，但见到学生均循谨就范，精神上则颇为愉快。记者因叩以对于女子教育之意见及年来对于女生性质之观察与训育之感想。据谈：以社会现况论，女子最适于家政，因中国家庭尚未科学化的整理，如饮食卫生，儿童管理等从无讲求，女子应有改善之知识。其次，女子适宜于教师，盖以性情温和，适于教导儿童之故。再次则为艺术。盖女生性情显著之优点为温和娴静，其劣点则为嫉妒，如学生有用功者，不知仿效，反生妒视；虚荣心——如艳羡他人之衣饰及对伟大人物认为荣耀之崇拜。其次则为怯懦，如易哭，胆小，无毅力克服较繁重之功课等。它如喜修饰，亦为女生的特点。对管理方面须手到嘴到，虽琐碎但易行。总之女生富于感情，重面子，偶触校规，以理劝喻之，均认过，若加申斥必哭。至女生读书，抱远大目的，研究切身学问者，固不乏人，但大部分均无所谓，以家庭环境所许，便来读书。虽多数志愿升学，但毕业后亦因环境关系，服务者恒十之六七——毕业生由学校介绍各校服务，现天津北平，唐山，山东，及各外县小学均有本校毕业生——女生较男生聪明，但毅力不足，体力尤差。记者嗣叩以现有体育及学生课外活动交际婚姻等情形，丁先生复谓校中每学期有体育必修课二小时，课余并组织有各种球队，由体育教员分别指导练习，但女生性情，多不喜欢体育，体弱易病，仍为普遍之现象。课外活动有学生自治会，分设学术，艺术，讲演，出版，体育等八部。组织各种研究考查团体，如社会考查团，学术研究会，国乐社等。对外服务则有民众补习学校，及救国运动，慈善运动……学生食堂办得好不好，是学校管理水平的标尺，报道对此写的十分详尽：适打晚膳铃——下午六时——丁先生复导记者同往饭厅参观，该校与女师学院合一饭厅，在东邻女师院内。院内可通行，是日天雨，遂由走廊穿过，约行数分钟始至，容千余人之饭厅，黑色方桌行列，有八百余学生方晚膳，均衣罩蓝布大褂（此为该校冬季制服），围桌而坐，每桌六人，火锅一，碟菜四，多蔬菜豆腐之类。馒头米饭之外，有小米稀饭。丁先生告以住宿生必须包伙，每月费用五元，日二餐，早点为稀饭与咸菜。分二厨房承包，一为学校所办，一为学生会自办，费用相同。拥有数百人之饭厅，静寂无哗，学生来往就餐者，殊有秩序，见丁先生，辄呼为礼……

读罢可知当时天津的女子中专教育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校风崇尚质朴，没有北平女学生那种“摩登密斯”的现象。文章的副标题恰是画龙点睛，道出学校的长项和短版：“温和娴静大都富于感情，训练严格注意积极指导，身体都不很健康，患胃病者居多”。这些报道不仅为当时准备继续求学的女青年提供了参考信息，也为今天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研究的专业人员贡献了20世纪30年代女子师范教育的真实状况。

于立忱的文章富有画面感，且看她笔下的“南开”：

提起女学生三个字，总会引起人们一种新颖的感觉，是羡慕，是神秘，是嫉妒，是鄙视，是……人们憧憬着她们无限光明的前途，她们将要担负起来的社会使命，她们雅素的生活，与丰富的知识，不禁要赞叹一句，这是我们需要的“时代女性”呢。

城南八里台，原为津市的名胜之一，水源环接，居民寥落，夏日以荷花称盛，因有“八里荷花”的美名。南开大学便在这个环境中间，利用了四百余亩的荒园，起建校舍。因为地处郊外，风景幽穆，空气清新的缘故，近年来，变为一班青年专心攻读最适宜的学府。校内利引水势，池塘甚多，芦荷丛生，校园的修葺亦颇有可观，如南北二莲池——以荷花著名，赏莲亭，西极亭，桃林，枣林。北极亭，百护林等均足为触目驰怀的佳境。丽生（“生”后一字无法辨识。作者注）内的金鱼，尤为一时的名贵。

再看她眼中的“燕京”：

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走下了汽车，这天正是星期二，走进学校以后，静悄悄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行走，那华贵的建筑的楼房，巍峨而宁肃地矗立在四处，表示出燕大的气宇。因为春的迟临，带了微微苏醒的草木，被大风卷披在路的一边。路是修整而净洁的。……行进女生宿舍，便看见两三个女生下课回来，穿着反皮大衣，或裁剪得很入时的呢大衣，行路的姿态，很是优美庄严，也许还略带点傲慢的神气，表示出她们每个人都具有一副健全合度的体格，换句话说，她们是富有西方近代美的。

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这两所名校校园景观和学生气质的差异，已被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

于立忱为妇女版写的其他采访，署名也都为“荷”，它们是《女师学院的菊花》《寒风凛冽中又一菊展》《本市一个女子商店 百岁公司采访记》《妇女国货年与儿童年开幕》。

《妇女与家庭》基本上每期一篇专访。复刊后头两个月，采访均不署名，两个月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头两个月的那些佚名采访，我们无法确定是否都出自于立忱笔下，但下面这三篇由她执笔的迹象非常明显。

先看复刊第一、第二期的“妇女专访”栏目，是《三八女子职业学校张人瑞谈妇女运动》的连载。记者介绍采访对象张人瑞，湖南湘潭人，1923年毕业于北平女师，复进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教育，后因家事辍学至天津，在津先后创办日新妇女商店、妇女救济院、三八女子中学校，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干事。文章称她是几经艰难而志不为动的女士，是“妇女运动之先导”“妇女职业与妇女教育之实行者”。在被采访时，张人瑞肯定了女性的优点：心思细密，做事周到，做事求好的心思极为强盛，有热烈的同情心，肯于牺牲。对于现时的妇女运动，其看法是：第一位的应是妇女教育；其次应增进妇女的职业技能；设法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摧毁妇女运动最大的阻碍力封建思想。张人瑞同于立忱对妇女运动的看法有许多共通之处，又是于立忱学生时代的前辈同窗，在“本刊恢复伊始，拟专辟‘妇女专访’一栏”的时候，由妇女版新任主编亲自采写，提前备好复刊号的首篇“妇女专访”，应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

再看“国货调查”栏目。《海京毛织厂状况一般》和《国产“抵羊牌”毛线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参观记》这两篇文章介绍了两家靠民族资本开办的纺织厂的创建经过、生产能力、工人状况、原料来源、产品特点。文中有对提倡国货的底气十足的大声疾呼：

自海禁大开，外货运销中国，一般人民生活有了普遍的提高，同时民族工业，因了政治经济的种种原因，陷入于疲惫不振的状态……人民的生产力尽为外资所剥削，以至国家经济日趋破产，社会日趋贫弱。这里，提倡国货，固尚需有经济上的根本办法，但从家庭生活中尽先的改良，凡已有国货的用品，尽量用国货来代替，亦未尝不是挽回漏卮，提倡民族工业利益积极的方法之一；这里需要家庭的主妇们觉醒起来，参加国货救国运动！

现在大家可以转变迷信洋货的信念，因为国货毛线中，黑军突起的“抵羊牌”，出品精良，价格低廉，堪与洋货抗衡，是国货的生力军。应该从家庭中人人负起提倡的责任来，优先使用国产品“抵羊牌”毛线！

考察要点和于立忱旅日期间的《名古屋视察记》极其相似，论点也和“讲坛”栏目中的《谈妇女经济》《家庭与国货》《提倡国货》同调，符合于立忱的语气。

（三）“华”专门面向“顾问栏”。

副刊欢迎读者来信提问，为读者开设的“顾问栏”拉进了和读者的距离。“华”在顾问栏里解答问题的数量不很多，但也涉及父母如何共同承担子女教育，如何面对失业，如何解除订婚婚约，关于睡眠等实际问题。这些“小豆腐块”，三言两语，简单明了。

“华”的署名还用在1934年3月4日“抵羊牌毛衣春季赛美运动会开幕”的消息上，呼应了前面提到的未署名的《国产“抵羊牌”毛线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参观记》，为于立忱是其执笔者的推断又添一条依据。

妇女版的开阔视野

于立忱是城市青年，但她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城市生活、学校教育。她的约稿范围非常广泛，在《妇女与家庭》上刊登的大块文章有《解放农村妇女》（明已）、《平东战区的农村妇女》（张萍）、《对于女警察的希望》（夏英喆）、《中国妇女解放之根本问题》（柴家禾），以及民族工商业、纺织生产、女子百货的调查等。副刊还不时有介绍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外妇女生活状况的文章，如《美国妇女情形》《苏联妇女的今昔观》，列宁夫人撰写的《苏联妇女解放的诸问题》；对希特勒在德国推行的带有战争色彩的妇女政策、生育政策，也有及时而态度鲜明的解剖。夏英喆、王非曼、姜国仁等女作家、女教育工作者都在副刊上发表过文章，尤以后来去过延安的夏英喆的文章为最多。

《妇女与家庭》呈现出一个开阔的视野，有对女性的解放与经济独立、恋爱婚姻、国家前途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也有着装消费、育儿健康、花卉养植等方方面面的常识。于立忱的才干也是多方面的，是有棱有角的主编、又是观察细腻的记者，还兼善摄影。《妇女与家庭》上有她拍的照片，署名“忱摄”，虽说尺幅小，印刷质量使清晰度大打折扣，可是取景的别致并不受影响。例如12月24日的“宁园小立”，逆光勾出两个凭栏眺望的女子，身穿旗袍，手中一把浅色阳伞的圆影刚好投在脚下，图片说明笔调轻松：“要穿适当的衣服在适当的环境。在学校或工作的时候，不当穿时髦的绸缎衣服。反之如在广众的交际场中，衣影缤纷的当儿你却穿一件蓝布衫又显得寒酸了。”妇女版的采访文章多配有图片，并注摄影者姓名。“荷”的采访配发的照片却未标摄影者，正说明图与文都是“荷”的作品。

七个月的时间，《妇女与家庭》拥有了不小的读者群，主编的感染力很快就被商家捕捉到了。1934年4月8日是星期天，《大公报》商业版有条显眼的广告，广告语也特别：

——前些天大公报妇女版主编于立忱在伉俪社社员大会中她说：“做太太的应该知道，穿一件洋货料子的衣裳，不论他是否觉得美丽，实在是太不光荣的事！”彼时那些贤伉俪没有不十二分的同情于女士的话。——

原本是推销国货衣料的广告，商家不找名媛代言，而请副刊编辑来做推广，于立忱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四、求学路上的奋斗与艰难

于立忱的《对于辜仁发控妻案的感想》，提供了她旅东行止的相关信息。以往凡谈及她的留学时间，都笼统说1934年春，不知到底几月份动身。辜仁发的案子1934年3月曝光，于立忱的评论4月1日发表，说明此前她尚未启程。日本学校实行春季开学，每学年分为三学期，2月底至4月上旬为春假。推算下来，于立忱应在4月初动身，途中辗转数日，在新学期开始前赶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院经济系。

4月28日，天津女青年会在《大公报》上预告，30日的劳工节大会将有于立忱等人出席演讲，但此后并未见有于立忱到会的报道，恐怕这条预告有扩大宣传的作用，其实于立忱此时已经不在天津。

曹聚仁赞同她的观点

留学初期，立忱就妇女与教育问题继续向《大公报》及其旗下的《国闻周报》投稿，写过《娜拉脱离家庭的原因与走后怎样的问题》和呼吁改革国内小学教育，提高教员待遇的文章。1935年7月的《献给时代的女性》，投给了沈兹九的《妇女生活》。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1923年底在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要面对的深层次的大问题。立忱在讨论中认为，娜拉不是奇人，而是一个普通女子，具有一般女子所有的优缺点。这观点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得到曹聚仁的赞同。在总结十年来这个老话题有无进展时，他专门引用了于立忱的说法：

于十年之后，回复到十年前的旧问题，其观点难道一点没有差别吗？不，十年前的娜拉，以女英雄的姿态出现于我们面前；现在大家心目中的娜拉，已如于立忱所说：“我们理想中的娜拉，应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具有一般女子所有的性情与气质，她有一般女子所有的优点，也有一般女子所有的缺点；觉悟的时机到来，她先人觉悟了，却不是由于她是奇人，正是因为她具有普通人应有的各面。”（见《娜拉脱离家庭的原因与走后怎样的问题》）因此，娜拉出走以后的种切，并不能依靠一斗或一担的同情来支持；所需要的还是鲁迅所提出的问题：“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除了曹聚仁看重的这一提法，《娜拉脱离家庭的原因与走后怎样的问题》里不少论述都比立忱主编《大公报》妇女版时的文章更有深度。她认真阅读了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她读的可能是日译本，或夏衍1927年通过日译本转译的中文本。因为该书的中文译名1955年才根据德文版改译为《妇女与社会主义》。文中介绍了该书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的分析。立忱写道，娜拉出走以后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勇敢地走向这新发现的奋斗目标，为争取人的权利，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第二条路，由于挫折感到精神上的疲劳，便暂时停顿不再前进。这种畸形的生活不能持久，或者找到比以前的家庭幸福些的休息处所，安逸终了；或者因无处可走，仍回到原来的家庭，亦非心之所甘。性格强烈的，会采用自杀的决策；性情弱一点的，会糊里糊涂的堕落下去。中国社会少有脱离家庭的妻子能达到理想中的成就，迂回周折的结果仍逃不出原有生活的范围，不过为自己的一部历史多点缀了些花样而已。她认为，聪明的娜拉应该了解目前的傀儡地位“不是某一特殊环境的原因，而是缘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娜拉“普遍的出现于生活基础最不稳定的中产社会”。“经济的独立，最易促进女子人格上的自觉”。“从事职业劳动的妇女，才能把妇女运动的责任担负起来！”这些阐述里有她的理性思考。

勤奋、拼搏抵挡不住肺结核

于立忱留学期间的主要精力，相比而言，更集中在与日本的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上。她翻译了日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日本政局之展望》，经济学家小岛精一的《英国之远东政策与日本》《中日满经济集团的意义及其展望》。这些文章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推进计划，对日本在东亚、南亚地区的经济政策有直截了当、毫无遮掩的论述和大量数据。

1935年5月，《大公报》三驾马车之一的胡政之，和王佩之、黄钱发两位报社元老访问日本，于立忱随同他们考察了名古屋。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立计提前通知名古屋商工会议所理事三浦协助照料。26日晚乘夜车从东京出发，翌日清晨抵达名古屋，立即投入为期两天的行程。他们紧锣密鼓地访问了《新爱知》《名古屋新闻》两家新闻机构、六家工厂、五个家庭小工业，涉及新闻出版、陶瓷、毛纺、时钟制造、现代化养鸡、传统工艺品等门类，还顺路参观了扩建中的日本第四大货运港名古屋港，访问了大阪朝日驻名支局。考察对象从大到拥有八百员工的知名企业到仅仅一名老妪独立操作的家庭手工业，规模不一，产品各异。于立忱很快写好《名古屋视察记》，和胡政之的《日本之行》在同一期《国闻周报》上发表。

《名古屋视察记》详细记录了一路的见闻，对采访对象的历史与现状、产品特色、生产工艺、内外贸易销售额、企业管理特色、技师与工人人数、女工童工比例、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逐一加以归纳，为国内民族工商业界提供了大量参考信息。视察记还对与中国同类产业和市场营销有直接关联的环节夹叙夹议，对不允许近距离参观的军工生产，也不漏过要捎带一笔，在大量细节描写中显示出娴熟的职业技能。

几个月后，国内金融界商界联合组成大型经济考察团，拟对日本作为期三周的访问。10月2日天津《大公报》报道了考察团即将东渡的消息，考察团规格颇高，团长为《大公报》社长、著名实业家吴鼎昌，团员均为金融工商界的显要人物：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广东中央银行行长邹敏初，北平银行公会会长、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国、交通两行常务董事钱永铭，上海商会会长俞佐庭，招商局总经理刘鸿生，天津银行公会会长钟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中国农工银行总经理胡筠庵，以及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武昌裕华纱厂的厂长等等，加上他们的私人秘书、专家、亲眷，浩浩荡荡34人。名单最后一位为“事务员于立忱女士（平女师范学校毕业，在日留学）”。她的这次任用，想来是《大公报》的安排，或者与高效的名古屋之行有关联。紧接着，3日、4日两天的《大公报》连载了她翻译的小岛精一的《英国之远东政策与日本》，译者推荐该文“内容多代表日本有关者之意见，殊有参考之价值也”，可视为对赴日考察的配合。5日《大公报》刊发“社评”，介绍考察团此行将注重与经济界人士接谈，不愿多作政治色彩之交际，“希望日方息止对华之政治上之相凌，而真正走上两国平等提携之路”。

考察团临行前茶会、宴会一场接一场，吴国桢、孔祥熙分别单独饯行。上海《申报》《大晚报》也对包括于立忱在内的考察团名单、送行活动、在日行程有连续报道。吴鼎昌在行前讲话中说：欧战以还，日本工商业突飞猛进，我国经济界久拟前往考察，今幸于短期内成立各地各业联合之考察团以偿夙愿。此行将详细考察人造丝、纺织业、银行学、会计学，其他新兴工业暨经济情形。因考察种类不一，团体行动之后再行单独或分组考察，返国后将报吿考察所得，以供各界参考。10月6日，于立忱随考察团登上上海丸。汇山码头，光影闪动，送行者不下百人，有孔祥熙的代表、中央银行秘书长谢霖，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还有梅兰芳、邹秉文等各界名流。日本驻沪总领事、情报部长、日本在华工商会议所会长、在华纺织同业会会长，也在送行人群中。给这样一个重镇如云的考察团作事务员，必定头绪繁多，压力山大，年轻干练的于立忱面临新的挑战。

万没有想到，挑战成为谢幕。赴日经济考察团启程以后，经常刊登于立忱文章的《大公报》《国闻周报》上再无她的信息，替沈兹九的《妇女生活》做驻日通讯员的事也未兑现。“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应该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沈兹九的朋友也来信证实她患了咯血症，“在静养中”。过度劳累，营养不良，是肺结核的基本诱因，揣想这就是于立忱留学生活的缩影。当她的名字终于重新出现在报刊上时，竟然是《讣告》。

谣言被谢冰莹本人澄清了

立忱离世时，谢冰莹在湖南衡山，通过姚潜修的来信才得知了消息。谢立刻动笔写了《痛心》这篇文章，回忆她和于立忱“是在一九三四年岛国的冬天认识的”。这年11月上旬，曾是北方左联领导成员的谢冰莹再次赴日，拟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参加留东学生聚会时初识了在早稻田深造的于立忱。

她们再次见面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黄昏”，在谢冰莹住处，东京阿佐ケ谷的樱之家。东京冬季多雪，不会有“狂风暴雨”，何况是平均气温比现在低的20世纪30年代。时间应在1935年3月下旬或者更迟一些。这天，于立忱在从汤浅芳子那里径直来找谢冰莹，邀她一起向汤浅学俄文。因为三年前谢来日本时，汤浅在中条百合子家里见过她，彼此认识。汤浅从事苏俄国文学翻译多年，译过契科夫的《樱桃园》，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在底层》等。中条百合子是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中央协议会委员和妇女协议会的负责人，1932年与宫本显治结婚。宫本被判无期徒刑后，中条坚持信念不动摇，直到战后宫本被释放。她身后出版的与丈夫的狱中通信，被誉为“真正的爱情诗篇”。汤浅和中条曾于1927年结伴去苏联，访问过高尔基，参观过工厂、矿山、学校，为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所感动。

谢到日本几个月后，日语水平已大有提高。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立忱的提议，抒发着见到了“照耀着全宇宙发热的太阳”般的心情：

“好极了！立忱，我们一路去吧。”

于是四只手握得更紧了，两颗心跳的更快了，两个人像孩子似的抱着傻笑，闪烁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座花园，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一个照耀着全宇宙发热的太阳。

不管后来于立忱向汤浅学习俄文的进展如何，这件事都证实了她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成员、与日共女作家的交往，丰富了《申报》介绍她和“日本女作家神近市子、竹中繁、林芙美子、中条百合子皆极契合”的说法。

《痛心》接着写了于立忱的那次住院手术，写了谢和《朝日新闻》社的竹中繁及其他朋友在病房里探视的情形：

你对待朋友是那样的热情，关心，你是竹中繁女士最佩服最喜爱的中国友人。……你害了盲肠炎躺在庆应大学的病院时，天天有许多中国朋友去看你，但女性中以我和竹中最勤。记得是割盲肠炎的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跑去看你……

“我知道你今天施手术，所以没有准备去学校，抱着的是牛肉汁和鲜花。”

望到鲜花你微笑了，要我好好地插在瓶里。一会儿竹中来了，她手里也拿了一束鲜花，比我的还大，你更高兴了，不住地叫着：

“妈妈，妈妈，很感谢你，很感谢你！”

被推去手术室的一刹那，你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用着留恋而恐惧的视线在我们的脸上扫射了一下，竹中和我同时宽慰着说：

“不要害怕，一下就回来的。”

……半点钟过后你被推回房里了，所有在等候着消息的朋友都庆祝你渡过了难关，你自己那时更比我们快活。

原文写得比较琐细，引文用了删节号，以突出这两个关键点：

一、 于立忱是因“害了盲肠炎”住院手术，和产科无关。

二、 于立忱从被推进手术室到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房间里有不少来看望的朋友，谢冰莹是其中之一。

手术是在哪年哪月呢？据1935年4月23日《读卖新闻》，谢冰莹于当年4月14日夜在大岛公寓被警察带走并拘留。被捕的原因，一说因为抗议溥仪访日，一说“被认为有国际共产主义嫌疑”。后经柳亚子去电营救，三个星期后保释出狱，限期离境。对照1937年5月29日《大公报》的说法：“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于立忱1934年4月上旬辞去《大公报》妇女版工作，东居甫及一年，手术应该是也只能是1935年的4月上旬。假如这次手术是在于立忱1937年临近回国之前，谢早已不在日本；哪怕只晚上十天半月，谢也会因失去行动自由无法去探视的。《痛心》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于立忱这次住院手术的病因、时间、地点。

文章继续写道：

从狱中出来后，我们住在日华学会，你每天都来看我们。并且告诉我竹中很关心我们。

“她问你们什么时候走，她和神近市子都要来送行。”

“不！连你都不许去送。”

我是怕连累你们才这样说，你却说：为了朋友，为了正义，什么都可牺牲。我们被捕时，日警已去搜查过你的房子，但你一点也不害怕，仍然为我们的事奔走。五月十七日是我们离开东京恢复自由的日子。

想不到东京站一别，竟成了永诀。立忱，叫我如何不伤心！

为了怕妨碍你在东京的生活，我们回国后，很少给你写信，你几时回国的，我也不知道。五月十七日我安葬了母亲回到衡山来，才读到潜修兄的信，说你在杭州西湖养病，天天想自杀，正要写信给你，却不料噩耗传来，你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段文字里多次提到的“我们”，是指谢冰莹和黄震（特），从1932年到1940年他们生活在一起，但1934年秋黄震没有和谢同时东渡，大约第二年3月份才在日本与谢会合。

梳理一下谢和立忱交往的这几件事，它们前后衔接得很紧。1934年底相识。1935年天气转暖后，立忱约谢一起学俄文。4月上旬立忱动盲肠手术，手术当天谢与友人同去探望。4月14日谢和黄震被捕，立忱因受牵连，住处被搜查。谢、黄二人被关押三星期后，5月上旬出狱，17日离开东京回国。离开东京前，立忱每天去住处看望他们，直至去车站送行。《大公报》说立忱“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显而易见，谢在遇到危难时，立忱无所顾忌地为她四处奔走，应是术后身体没能很好恢复的原因之一。

谢当时对于立忱深怀感激，《痛心》写得很中肯：

你是个受过苦难来的女人，也是个经过无数挫折，从黑暗的社会里奋斗出来的战士，你有女性的温柔，慈爱，多情，同时更有男性一般的刚强勇敢。对于现社会，你时时都感到不满，但你并不空发牢骚，你在整天着埋头读书，研究，你常说“我要准备工具，准备建设新社会的工具！”……你生来富有反抗的精神，你反抗束缚你的家庭，反抗吃人的礼教，反抗黑暗的社会，反抗一切的强权和帝国主义，而独不能和病魔抵抗到底，立忱，我替你悲哀，替一切患了病而没有钱供给她长期休养的穷朋友悲哀，自然也替自己悲哀！

四十七年后，谢冰莹七十八岁，是失忆，还是蓄意？她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开头就说于立忱是《益世报》记者，接着是一长串在“产科病房”里独自向谢冰莹的哭诉，要和郭沫若“回上海结婚”。年轻人可以不懂，但谢冰莹不会不清楚，在国民党当局没有撤销悬赏通缉的时候，郭沫若这个尽人皆知的政治犯怎么回上海？谣言一出，处处打脸。为了达到明确的政治目的，丑化郭沫若，拿不相干的人来随意编派，姑且罢了，想不到一位女作家，能编出龌龊到这等地步的“秘密”，写出如许“寡廉鲜耻”“人格扫地”话来伤害、侮辱救助自己于危难的亡友。

那些替谢冰莹传谣、续谣的网络写手们，是不是需要冷静一下呢？

左翼朋友间的友情

于立忱的七妹立修谈及对大姐的印象时说，觉得大姐很像早年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能够切实证明这一点的信息。至于百度说于立忱“还在大学三年级时，她的共产党身份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亦无资料佐证。

《大公报》是秉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的。于立忱作为《大公报》的派出记者，留学期间未见在左联东京分盟的《东流》《杂文》《质文》等刊物上发过文章，但是，这不妨碍她参加留东同学会的活动，不妨碍她和左翼学生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1934年春，正是中国留日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时期，其中有不少进步青年，一度中断的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也逐步恢复。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和于立忱先后期的同学中有这样一些人：朱洁夫，1932年入校，后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文工会工作。杨凡，1933年入校时已是中共党员，郭沫若为他翻译的高尔基《文学论》写过序。杨凡、朱洁夫是留东同学会负责人，经常组织留学生的活动。1935年10月5日郭沫若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会场里有人制造骚乱，是他们两人最先冲到台前保护了郭沫若。林林，1933年入校，后转文学专业，任左联东京分盟干事会干事。姚潜修（尔觉），1935年入校，东京分盟刊物的成员。他们后来都是《救亡日报》社的中坚。还有同校不同系的邢桐华，俄语极好，《质文》中与俄语有关的内容都由他来校订，包括林林译述的高尔基的《论文学》。一心渴望学好俄语的立忱，想必知道这个同样因肺病咯血的同学。邢桐华后来也加入三厅机关，撤到桂林一年半以后病逝。

1936年郭沫若与左联东京分盟成员。前左起：邢桐华、任白戈；前右起：魏猛克、陈北鸥；后左起：蔡代石、张香山、姚潜修、张罗天

1935年夏，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任白戈也因国内政治形势所迫转移到日本，他没有进入某所大学学习，于立忱同样了解他的情况。得到鲁迅、郭沫若支持的《杂文》《质文》正是任白戈带领一批文学青年们创办的。秋冬时节，东京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任白戈担任干事会书记，在中国学生中间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团体，推动各校留学生通过选举把国民党把持的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权夺了过来。西安事变后，他受到东京警视厅的监视，留在日本已不安全。1937年2月，于立忱学业结束，《大公报》停发了对她的资助。立忱清楚任白戈的处境，约他一起回国。无论肺结核有没有痊愈，回国途中有志趣相和的朋友同行，都是幸事。立忱做了稳妥的安排，让任白戈和妻子李柯（月轩）搬来和自己同住，松懈了警方的注意。李柯曾把郭沫若的《豕蹄》用拉丁拼音写出，和原文一起对照出版，还是个有戏剧表演才能的北方姑娘，写信支持过家乡绥远的妇女刊物《新女性》。几天后，他们三人同船离开日本。任白戈这样回忆：

我在日本未住学校，也未参加那些学校的活动，并用的假名在日本居住的。但日本警察从我在日本一年多的活动知道我是左翼的人物，所以把我列入监视的名单。日本警察差不多每一星期或半月都要到我们住地访问一次。在这种形势下面，我们就只好沉着气呆在日本。到了1937年的春天，形势缓和了。日本的警察也不常访问我们了，我便准备回国。适逢原来和我认识的《大公报》的记者于立忱也准备回国，她约我一道走。她在日本因《大公报》的关系同日本各大报纸都有联系，是日本警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我的情况和处境她都知道，我们就商量好了，把一切行李都托运了，随身只带日用的东西。当我动身回国前，我还搬到她住处去一同动身。一路上还有日本各报社派人来照顾她。这样我就在他的掩护下顺利回到上海了。

回到上海，立忱的结核病复发，再度咯血，加上重度失眠，一年多前因肺病导致的抑郁情绪骤然加剧，痛不欲生，精神迷离。在杭州葛岭保俶塔旁的疗养院疗养时，几次轻生，幸被及时发现。白薇在病中也得知其近况，说立忱“是最近认识的几位可爱的女青年中最优秀的一位，可惜她病着并且忧郁得很厉害。”西湖的空气使立忱的肺病有所缓解，返回上海。任白戈嘱咐姚潜修、林林帮助照顾她，暂住在林林家里。不料仅仅三天，猝不及防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留学前任天津左联书记、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张香山，比立忱稍晚些时候结业回国。当他在报上看到立忱的噩耗时惊诧不已，回想1936年秋天蔡代石、魏猛克准备回国，立忱在住处为他们饯行，伴着郭沫若同去了一伙《质文》社的“不速之客”；回想11月15日“三五七祝”这天为给郭沫若令郎过节，在千叶县的田圃小径，郭先生家的廊上交谈对日本下等社会以及“水平社”的看法；回想留学生们一起在如水会馆看电影《复活》；回想1937年初受到日本“刑事”追究并涉及立忱时，怕连累到她，“终于用狡猾的方法没有提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希望她能养好病，重振过去服务社会的精神，所有这些不久前才发生的桩桩件件让他不禁落泪。

因为职业关系，于立忱生前交游很广，可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至身后，除了亲人立群，守护在她身边的不是《大公报》的同仁，不是她服务过的实业界重镇的部属，而是从日本归来的左翼朋友，他们并不限于早稻田大学的同学。立忱的生前身后得到过他们的信任、理解、保护，感受过温暖的友爱，值得欣慰。

1936年末，立群已进入新华电影公司。她用黎明健的名字，先后参加过《人间仙子》《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的拍摄，在《秋雨残花》《富春江》里扮演过女主角。转过年来，因为立忱的关系，黎明健的朋友圈里除了司徒慧敏、田方、吴永刚这些左翼电影工作者，又增加了不少从日本回国的左翼青年，进而认识了何香凝、潘汉年、郭沫若……黎明健想随任白戈、李柯一起去延安，没来得及实现。姚潜修参与了上海第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管理，林林介绍她加入收容所的志愿者队伍。她一面参加街头演剧宣传，一面学习紧急救护知识，组织“抗日妇女衣履缝纫团”，和其他妇女团体联合组成前线慰问队，把困在田间、路旁的伤兵送到市内的医院。人们还在报上看到她发来的战地报道：

“晚上日本鬼子是不敢动的，最讨厌就是汉奸，我们的交通，电话线常常被他们妨碍，从前我们拿到一个汉奸时总不肯随便就弄死，大半数都送到后方去，现在可不了，抓到就毙了。”“几年来我们受鬼子的气真叫人太难耐了，这次总算有了杀敌的机会，怎么肯放松呢！只要我们没有死，我们总得给东洋鬼子打回老家去。”听这些话，我兴奋到说不出话来，“有了这样不怕死的战士，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了！”

突然敌机又来了。整个的队伍便分散开来。我躲到草堆里，仰望飞机的动静，不久它就飞走了。我由草堆里钻出，忽看到身旁有两位武装的儿童身上带有不少东西，我好奇的去问：“你们几岁啦?”“我十四。”“我十五。”他俩活泼的答着。说是四川人。我又问：“你们是到前线去作战吗？”“是的。”他的答复叫我吃一惊，我本以为他俩是勤务兵，倒没想到——是火线上的斗士。我不自主地和他们说：“你们真是好男儿。已打过仗了吗？”“打过，我并且用手榴弹将冲到我阵地来的敌人炸死过好几个。”他们得意的说着。时间不许我们仔细再谈，便拍了一张照留个纪念。这两位武装小同志我将永远记着他俩的伟大。

《战地剪影》作者黎明健（中）与淞沪火线上的小战士

相信如果立忱健在，定会写出更多昂扬士气的文章，抓拍到更多感人的战地场景。

上海沦陷前夕，黎明健面临着几种不同的选择。新华影片公司留她继续拍片，张季鸾许诺出资送她读书，都被她回绝了。她把“抗日妇女衣履缝纫团”募集的余款一百元交给夏衍，托他转给八路军，做好参加洪深领导的战地演剧队转入内地工作的准备。这时，她得到郭沫若的介绍信，介绍她去延安上学，真是无比欢心。于是，她和《救亡日报》南下先遣队成员姚潜修、林林、叶文津——这些立忱的朋友一同撤往广州，等待机会绕道前往日夜向往的北方。

1937年底《救亡日报》南下先遣队员在广州：于立群（左一）、姚潜修（左三）、郁风（左四）、林林（右二）等。叶文津摄

抑郁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知是一种常见病，高发于青年和老年两个年龄段，有多种治疗方法。然而对于人均寿命只有35岁、精神医疗常识尤为不普及的昔日中国，抑郁症却是专门扼杀青春的杀手。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物理的或化学药物的治疗，是无法自愈的。越是一向严格律己，长期隐忍内敛而有抑郁倾向的年轻人，病情爆发越是突然。于立忱正是这样一个被抑郁症夺去青春的患者。曾几何时，她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分析过女青年自杀的社会现象，哪料到高远的志向和过低的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会使她神经崩溃，被病态的苦闷、自卑、绝望淹没。从1933年4月开始投稿，到1936年12月的绝句《咏风筝》，她的写作生涯只有三年半。文如其人，透过如今搜寻到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一个清纯洁白、正直奋进、敏感热忱、独立忘我而脆弱的身影，为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社会公平，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增强国家实力做过的努力。

感谢翟月、何玉、李玉彩、陈瑜等人的帮助，使于立忱的生活轨迹、著译文章有了集中回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