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是什么？是理想，是慰藉，是良药，是皇冠上的明珠，是心中熊熊燃烧的火苗，我们深爱着文学，但也深深知道，文学是孤独，是痛苦，是焦灼不安，是寤寐思服。

很多作家因为切身的体会，并不太希望子女从事写作。然而成长是无法左右的，才华和天赋同样无法遮掩。当他（她）们各自在文学的道路上逐渐成熟时，我们才发现，他（她）们背后熟悉的面孔。

本期采访的秦文君戴萦袅母女、沈石溪沈悦父子、常新港常笑予父女，均是儿童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作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和创作心得，当我们把他们放在同一个话题下，更能发现文学在两代作家中是如何生根发芽，那些真诚又生动的文字，又是如何走进读者的心田。

秦文君 戴萦袅 对谈

 

中华读书报：您与儿童文学结缘起因是什么？

秦文君：我1982年发表作品，处女作《闪亮的萤火虫》，写出来后，才知道是儿童文学，从那时候起，进入了儿童文学圈。我感觉幸福的，是自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写了70多部作品，而且也有了有趣的传承，我的女儿戴萦袅也走上了这条有意思的道路。

戴萦袅：母亲是儿童文学作家，家里藏书多，品种也丰富。我的父母对我读书一事，非常开明，认为博览群书，可以建立好的批判性思维。母亲还认为天下感觉灵敏的女性都有当作家的潜质。我四岁时，母亲把我即兴编的两首儿歌，拿给一家报纸，居然还发表了。严格地说，我第一本书是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的，写自己经历的童年生活，叫《话说我班男生》，不久，台湾民生报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繁体字版。

中华读书报：回忆一下您的童年阅读？喜欢读什么书？想过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作家吗？

秦文君：我最早读的书，与那些梦，与文学，与冒险和想象有关。从小我和父母住在上海南昌路一幢老房子里，房子造了有百年了，古典，气派，客堂方方正正，能开舞会，那年代没人有闲情，客堂最终成了厨房。老房子有隐秘的传说，说有财宝隐藏在老房子的某一处。童年的心很微妙，这些有关宝藏的说法，令我遐想，做了无数个找宝的梦。后来父亲专门买了不少关于“找宝”的故事书送我，成了我的启蒙读物，日后才慢慢有了日积月累的阅读延伸。

小学三年级，我读了《苦儿流浪记》《洋葱头历险记》——小学阶段我读了包括《一千零一夜》等百多本书，记忆较深的有上海作家胡万春写旧上海的小说《过年》和《骨肉》等书。我同学的父母是开明书店的资深编辑，她家有很多外面找不到的“禁书”，全是三十年代的老版本，竖排，繁体字，插图精美。我向她借了好多书来读，安徒生作品插图本、《红楼梦》、马克·吐温的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汤姆·费恩历险记》等。

戴萦袅：识字后，我生活的重心转移到阅读上。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喜欢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安德鲁·朗格的《彩色童话集》，八岁起，我开始读《红楼梦》，在上外附中就读时，英语水平大幅提高，乐意读英文版的文学、历史读物。父母去国外出差时，我就请他们帮我买点英文书，像凯撒的《内战纪》、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司各特的《艾凡赫》等。

中华读书报：创作灵感来自什么？

秦文君：我的不少作品来自于生活的馈赠，长久以来，我对女孩成长非常感兴趣，觉得蕴含了很多话题，也能生长出丰富的悲欢离合。一部小说是否取材于真实的人或事并不重要，作为小说作家，哪怕是面对最真实的生活，也会脱颖而出，营造所要的艺术境界，比如我当年追踪女儿成长而创作的《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并不会停留在它是“母亲对女儿成长历程的忠实记录”这一层面上，它的价值不在于此，而在于对儿童心灵世界的不懈探索。

戴萦袅：写作的乐趣最早来自从幼儿园改编故事。那时我很会讲故事，经常要在全园面前表演。每次地上都挤着一大群小朋友，黑黑的、毛蓬蓬的小脑袋，充满希冀的眼睛望着我，我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

中华读书报：创作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秦文君：写作是沉浸式的，写作过程是心灵开放的过程，写得顺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写，停不下来，甚至怕来不及写，那种喷发的状态不是天天有，但真好！找题材我都从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开始，那样比较顺畅，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创作第一个中篇小说是写男孩子的，照理说写女孩子的东西更得心应手一点，天然一点。但我经常采访，有时男孩子问一个问题，让我感觉视角新鲜，不一样。

我写《男生贾里全传》也是因为一个男生的来信让我感兴趣，他信上说，秦老师你应该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现在女孩子太凶了，欺负我们男生。于是我用小说塑造了双胞胎兄妹贾里、贾梅这两个艺术形象，他们的有趣故事体现出了“世上只有男生苦，没当过男生的不知道”。小说里男女同学成长的性别对抗里的那种起伏和不平衡，正是我感兴趣的。

戴萦袅：写作有感而发的多，兴趣为大，篇幅都比较长，写短的不过瘾。我起步的时候是写校园小说，曾出版《被磕疼的心》《矢车菊色的心情》《忘忧花开》等，所不变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影子。幻想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一接触就收不住，彻底迷进去，比如我主笔的《“小熊包子”系列》已出版两季十本。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儿童文学市场？

秦文君：儿童文学的特质决定了它除了大人的推广之外，要想深入童心，还必须得到儿童的认同。儿童之间的“相传”比其他手段更有力量，一个班级有一个小孩为某本书的精彩感动，会迅速传播给其他同伴，即一传十，十传百。至于我，写作时是无条件地忠实于艺术构想，当然运用儿童文学的法宝：幽默、游戏精神、人文关怀，使它成为一颗健康、灵性的种子。它能结多少果子，要看土壤、气候了。唯一能掌握的，就是给好稿子找一家值得信赖的出版社。

戴萦袅：就像经济形势一样，儿童文学繁荣发展是好的，但是泡沫里，埋伏着许多风险。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天赋、能燃起激情的素材和题材，但不一定在于儿童文学。如果急于求成，被羊群效应牵着鼻子走，只会造成自己认知失调，也是对小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怎样的儿童文学？您对自己有怎样的期许？

秦文君：我投身儿童文学事业时间不算长，四十年左右——比起前辈差很多。为何能四十年坚持，是因为儿童文学是孩子寻找美，寻找幸福的百科全书——世上超越物质和功利的是信念和创造，儿童文学给人以这样的光辉。

戴萦袅：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画面感，想象力，丰富、深沉的情感。画面感即做到生动活泼，让小读者身临其境。想象力，和画面感很多时候不可分割，并不局限于幻想类文学作品。从现实的世界，进入文学的世界，需要乘坐想象的列车。如果说画面感、想象力是直观的，细节的，可以被小读者很快接受，那真正撑起文学世界的，其实是字里行间的情绪和感怀，是常读常新的。等他们长大，再把书读给自己的孩子听，又会有不同的感悟。

沈石溪 沈悦 对谈

 

中华读书报：您与儿童文学结缘起因是什么？写下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在哪里发表？

沈石溪：我出生上海，初中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潮，就报名去到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名叫曼广弄的傣家村寨插队落户。

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蛮荒的西南边陲，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最让我惊讶的是，巴松波依是曼掌寨手艺最高的老象奴，养了一辈子大象，据说能听得懂大象的语言，能和象对话。我很想拜巴松波依为师，学习养象技能，就千方百计和巴松波依套近乎，傣家人喜饮酒，我就隔三岔五弄壶包谷酒送他喝，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直到1975年我参军离开曼广弄寨。数年后，我已是西双版纳军分区一名新闻干事，有一次我正在中越边境采写战地新闻，突然接到过去同寨插队的一位同学的电话，说曼掌寨老象奴巴松波依去世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一幕幕我与老象奴在一起生活、劳动和喝酒的情景。想着想着，就根据老象奴的经历想出一篇小说来，取名《象群迁移的时候》。这是我第一篇动物小说。稿子写好后，投寄北京《儿童文学》，半个月就有了回音，编辑来信大大称赞了一番，鼓励我继续写这类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动物小说。

沈悦：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并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工作了十几年。与儿童文学的结缘主要是因为我家二宝的关系。有一次五岁的二宝拿着爷爷的书翻来翻去，还不停地夸奖爷爷：写得真是太好了！其实那时候她都还不怎么识字呢！突然间她转向我，问了一个让我惭愧万分的问题：爸爸，那你写的书在哪里？为了实现二宝的这个愿望，我毅然辞职，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中华读书报：创作灵感多来自什么？

沈石溪：我16岁到西双版纳，度过十八个春秋。我在西双版纳娶妻成家，宝贝儿子也出生在西双版纳。可以这么说，西双版纳这块炎热而又多情的土地，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文学故乡。我写的许多动物小说，如《野猪王》《白象家族》《牧羊豹》等等，就是取材于当年我在西双版纳真实的生活经历。当然，有些情节是经过改造、取舍和重新组合的，为了使作品完整生动，也进行了适当的艺术加工。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作品里头的动物和人物，皆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故事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

我之所以热衷于写具有野性和野趣的动物，就是想告诉那些除了饲养场便很少有机会接触动物的读者朋友，除了我们人类外，地球上还有许多生命是有感情有灵性的，它们有爱的天性，会喜怒哀乐，甚至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类生命形式，别把除了人类外其它所有的生命都视作草芥。

沈悦：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儿童文学作家，我深刻感受到任何的文学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在职场打拼的十几年时间里，我饱尝社会冷暖，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些都成为了我创作的灵感来源。可以说，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或是故事里的每一个镜头，都是来自于生活里面的亲身经历，都是有生活原型的。

中华读书报：回忆一下您的童年阅读？喜欢读什么书？想过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作家吗？

沈石溪：我小时侯几乎和书籍无缘，家境贫寒，入不敷出，父母没兴趣也没能力为我买书，家里除了学校发的教课书外连一本闲书也没有。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尤其是男同学，都害怕写作文，我也不例外。读四年级时，有一次老师周六布置了“我做了件好事”的作文题，要求周一交作文作业。周日上午，我刚从书包掏出作文簿，邻居小孩来叫我去花鸟市场玩蟋蟀。夜已深，作文一个字还没写，我想明天绝对会被老师拉到讲台上罚站示众，越想越害怕，急得哭了起来。姐姐知道后笑着说：“巧了，上个星期我们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也是‘我做了件好事’！”她把作文本扔给了我。五百多字一篇作文，我二十分钟就抄完了。没想到这篇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一向特别干净的作文簿上第一次密密麻麻画满了红色小圆圈，就像养了一大群活泼可爱的红色小蝌蚪。我又是欢喜，又是羞愧。突然就有了一种冲动，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写出一篇好作文来，对得起秦老师对我的夸奖和鼓励。那一周秦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恰好是“我去逛花鸟市场”。我的作文再次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念诵。我写作文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后来我参加上海黄浦区举办的全区中小学征文比赛，获得小学组二等奖，让我真真实实爱上了写作。

沈悦：我童年时喜欢阅读传统的文学作品，比如《三毛流浪记》和《神笔马良》，也喜欢一些引进类的作品，比如《机器猫》。随着孩子升入了小学高年级，阅读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一项家庭作业。女儿的学校里，老爸的作品也被列入了推荐阅读的书系。为了加强阅读的效果，老师还要求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亲子阅读。就这样，儿时并没有怎么看过老爸作品的我，陪着女儿翻开了一本又一本沈爷爷的作品。说到沈石溪的作品，首推当然是动物小说，毕竟他是动物小说大王嘛。然而对于我而言，真正引起我心理共鸣的，却是他的几篇少年成长小说。通过《哭比笑好》《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和《菩萨看得见》等文章，一位穿梭在上海的老式弄堂里，家境清贫却对生活充满阳光与期待的顽皮少年跃然纸上。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熟悉，是因为老爸现在的性格和书里所描绘出来的少年时代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这份阳光与开朗；陌生，是因为老爸之前对于他小时候的清苦生活只字未提过，几十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

中华读书报：创作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沈石溪：能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创作动物小说，让我感觉很快乐。四十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动物小说领域，深挖一口井，我庆幸自己年轻时选对了路子。我已年近古稀，有效生命所剩不多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我所钟爱的动物小说创作，努力为中国青少年读者写出更多的作品。

沈悦：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立意，到规划，到提纲，再到动笔，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繁琐和枯燥。因此，我创作时总是尽力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急不躁，心静如水，才能写出好文章。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当下的童书市场？

沈石溪：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不少优秀作家涉猎儿童文学创作，也曾写出传世好作品。比如冰心先生《寄小读者》《小桔灯》，叶圣陶先生《稻草人》及多篇童话，张天翼先生《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名著，价值永存。但认真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伟大的作家，主业是成人文学，副业是儿童文学，或者是两栖作战。那个年代，人们习惯把儿童文学看成大文学下的一个小文学，百花园里头的一块小苗圃，万家灯火旁的一盏小桔灯，大河边上的一个小溪流，大作家能匀出一点时间来关照一下儿童文学，俯下身来为少年儿童写点东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值得我们向他们脱帽致敬。

如今，当年大文学下的一个小文学，已经成了规模巨大空前繁荣的大文学，当年百花园里头的一块小苗圃，已经成了百花竞放姹紫嫣红的大花园，当年万家灯火旁的一盏小桔灯，已经成了灯火辉煌群星璀璨的壮丽景象，当年大河边上的一个小溪流，已经成了水量丰沛激浪澎湃的大江河。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为亿万小读者提供如此琳琅满目精美爽口的精神食粮；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能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傲立文坛。

沈悦：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界初来乍到的新人，我对于童书市场的状况不甚了解。但是在全民阅读的时代，我个人非常看好童书市场的发展前景。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理解原创？

沈石溪：繁荣景象背后，也出现一些乱象。有些动物小说创作的后起之秀，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好吸引读者眼球，把缺口和准星瞄准人性与兽性冲突这个靶心。人性与兽性，是人类进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文明进程永恒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动物小说，围绕人性与兽性，是一种很讨巧的做法，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和无限广阔的外延。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因为描写兽性容易使作品出彩，有些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渲染兽性，进而赏玩兽性，给作品涂抹太浓的血腥气和太恐怖的暴力色彩。从本质上说，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闪耀人性光辉的文学，是传播正能量的文学。

沈悦：我觉得原创不仅仅是指故事以及情节的自我创作，写作的方向也应该做到与时俱进，这才是原创。目前我们小战象创作团队与沈石溪老师合力创作的几套书系，都是抓住时下比较热门的话题来进行创作，比如描写救援动物的野生动物救助战系列，又比如描写中国警犬在世界舞台上精彩破案的警犬冷焰系列，都是如此。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怎样的儿童文学？您对自己有怎样的期许？

沈石溪：我认为应该给孩子提供有一定深度的儿童文学。让他们通过阅读，对社会对人生都有新的感悟。低年级适合读一些轻松快乐的儿童文学。就我自己来说，我喜欢探究人生，喜欢研究人性。我希望自己以后的每一部新作，既有精彩的故事，精炼的文字，还要有新颖的动物知识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沈悦：对于孩子们，我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轻松的儿童文学，但是在每一个轻松的故事背后，又能让他们在故事中对生活有新的感悟。

中华读书报：您最喜欢的童书作家是谁？有什么作品您一读再读吗？

沈石溪：在中外动物小说作家里，我最喜欢日本作家椋鸠十的作品。他的《独耳大鹿》《消失的野犬》《雁王》和《老鼠岛的故事》《金色的脚印》等，我一读再读。他将动物刻画得淋漓尽致，有血有肉，读来可亲，听来可信，让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与西方动物小说作家相比，椋鸠十有东方民族的智慧，平和豁达，从容儒雅，不走极端。他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庸宁静，慈悲为怀，大爱无言，大爱无疆，既关爱动物，也关爱人类，既欣赏野生动物身上的自然美和野性美，也欣赏人类社会的人文美和人性美，这值得中国的动物小说作家学习。

沈悦：就现在来说，我最喜欢的童书作家当然是我的老爸啦！《狼王梦》自然也是我唯一一读再读的作品！

常新港 常笑予 对谈

 

中华读书报：与儿童文学结缘起因是什么？

常新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中国文学暴发的时期，我是一个热衷于文学的青年。1983年的春天，我居住在离虎林县城几公里的西岗。那个周日，我骑着自行车去虎林新华书店买书，眼睛被书架上两本黑色封皮的书吸引了。我拿在手上翻阅，是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儿童短篇小说》（上下）。我买下了它。我不会忘记这两本不算厚的小书带给我的震动和惊喜。令我震动的是，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作家，写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童年故事。让我惊喜的是，这两本书，打开了儿童文学的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让我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大胆地书写。儿童文学是人学，它表达的不是简单化的、说教的、不关疼痒的、胡编乱造的。我写了第一篇儿童小说《回来吧！伙伴！》，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1983年第8期上，并被当年由小读者投票，选为“好作品”奖。从此，我开始儿童文学写作，直到今天。

常笑予：因为爸爸是作家，我小的时候有一点“逆反”，虽然偶尔会写一些小故事，但是从来不准爸爸妈妈看。那时候我也经常看《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之类的杂志，但是从来没想过要发表自己的文章。直到十一岁那年，因为看到多个孩子合著的作文作品集，《文学少年》的编辑通过爸爸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写一个故事。后来我便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真理的妻子》。当时的杂志流行在作品下面留下作者的通讯地址，于是有一些孩子给我写信，有的甚至比我大很多。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看到”反馈给作者的力量。写作不仅仅是沉默的劳动，而是一种沟通，与自己，与读者。

中华读书报：创作灵感多来自什么？

常新港：我一直认为，作家的创作灵感来自人生阅历、敏感、天赋。

常笑予：我的灵感多来自对生活的发散。现在写幻想比较多，《黑猫叫醒我》《宇宙牙齿》都算是幻想，但其中关注的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黑猫叫醒我》的灵感来源是小时候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学校、老师、朋友、动画片都是可以选择的，偏偏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是不能选择的？《宇宙牙齿》的灵感来源则是我的一次看牙经历。就像酿酒一样，我收集这些现实的元素和灵感，在幻想的空间里酿制。

中华读书报：回忆一下您的童年阅读？喜欢读什么书？想过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作家吗？

常新港：我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所受教育的阶段，严丝合缝地经过了十年“文革”。在我三年级之前，没有看书的记忆。十二岁时，读到一本小说，俄罗斯作家费定写的《城与年》。让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北大荒的孩子，知道了世界上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使用了细菌武器。也让我知道了战争的残酷，懂得了和平的重要。在那个年代，我变成了一个什么书都读的虫子。

常笑予：我小时候没有很明确的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概念。我家的阅读氛围比较宽松，家里有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童话、儿童小说我喜欢看，成人文学也喜欢看。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大浪淘沙似的阅读给了我充分的自由，也让我有机会培养自己筛选和甄别的能力。

中华读书报：创作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常新港：每次写作，内心都是对新鲜的可能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充满了激情。我就是想把别人不知道的这个故事讲好。怎么比喻呢？好像一个魔术师要变魔术了，一个说谜面的人让人猜谜语，一个拳击手要走上拳击台。

常笑予：创作的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文中的一个角色，或者在多个角色中转换，我需要那种沉浸式的代入感让我和人物共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心境和周遭的环境。有点像是玩VR游戏，创作时全情跳进去，创作结束再跳出来，回顾全局做调整。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当下的童书市场？

常新港：我们都能看到当下中国儿童图书市场的繁荣。我想，中国应该有这种繁荣，因为中国有它的特殊中国式的教育环境，还有三亿多未成年人构成的巨大市场。繁荣是饱胀的河流，它用充沛和丰富，填满任何一个市场角落。这是一个婴儿的“哺乳期”，随之而来的是“营养期”，也许，用“挑食期”更加清楚一些。我觉得儿童图书的“挑食期”来了。这是阅读成长和图书市场的大浪淘沙决定的。这是图书市场健康的标志。

常笑予：这几年国内儿童文学出版开始由量向质收缩，注重原创，这对创作者是好事。在此基础上如何走得更远更宽广，在国际范围内有更响亮的声音，需要几代儿童文学工作者共同的努力。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理解原创？可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

常新港：原创是生命力。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好比是一个家庭，总不能天天抱着别人的孩子逛公园。当我们天天喊着，让自己的作品走出国门时，我们的怀里，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有质量的孩子。这两年，我写了长篇小说《三片青姜》《尼克代表我》《寒风暖鸽》，都在讲当下孩子成长的现实、忧虑和未来。不管是现在和过去，我都在努力讲好中国的故事。

常笑予：原创重点是“创”，每个作品都应该有它新的东西，情节设置、人物、语言、隐含的观点……很多人的生活环境相似，产生的灵感和点子可能会“撞车”，但在故事的组织和表达上，不同的创意可能会让同样的点子生发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怎样的儿童文学？您对自己有怎样的期许？

常新港：我是一个认真写作的人。我希望自己写出的作品，不仅仅成为一个孩子阅读的记忆。当这个当年的孩子长大成人时，再有机会阅读它时，它还是他真诚的朋友，又跟几十年前的朋友相遇了。一个作家创作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我死后，还有很多的人在阅读它。那时，我还活着。

常笑予：我觉得为儿童写作不能小瞧孩子。现在的孩子接触信息的量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早。他们聪明，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同时也渴求更广和更深的知识。所以在为儿童写作的时候不回避更深刻复杂的东西，同时正确地引导他们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