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2年，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办公室

李约瑟（左一）、吴作人（左二）和兰州培黎学校的两名学生骑马在月牙泉附近的沙漠

李约瑟一行乘坐的雪佛兰卡车在老君庙和玉门之间的路上抛锚了。图为路易·艾黎（右）、吴作人（中）和司机邝威（左）。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李约瑟之问”，让李约瑟在中国声名鹊起。

李约瑟，本是一个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的英国生物化学家。三位中国留学生，把他与古老的东方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一次机缘巧合，让他来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

1943年至1946年，李约瑟和他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成员走遍敌后数十省，为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中国同行“雪中送炭”，帮助搭起与西方学术界沟通的桥梁；与此同时，他与傅斯年、竺可桢、李四光、陶孟和等上千名中国学者的接触和交往，为其后来享誉世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正是这部李约瑟“半路出家”而成的巨著，向世人打开了中国古代科技发现和发明的画卷，也引出了令中外学者见仁见智、争议至今的“李约瑟之问”。

约瑟夫·尼达姆取名李约瑟

1937年8月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来了三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这是剑桥生物化学系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也是鲁桂珍与李约瑟第一次见面。那时，双方都没有想到，从这次见面开始，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的后半生，而李约瑟因此改变了中国科技史在世界上的面貌。

当时的李约瑟还不是后来闻名全球的汉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者，而是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的剑桥生物化学教授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n）。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37岁以前，我对中国一无所知。”

1900年12月9日出生在伦敦的李约瑟，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1914年进入英国著名的昂德尔学校读书，1918年考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后师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并得以留在剑桥霍普金斯主持的生化实验室工作，31岁就完成了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他的夫人兼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中文名“李大斐”）也是英国生物化学方面的权威。

此时的李约瑟与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唯一的关联，大概就是李约瑟从大学时代就热衷科学史，他曾发起组织过剑桥大学的第一个科学史讲座。只是，在“欧洲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的兴趣当然也局限在欧美国家，直到三位中国留学生——尤其是鲁桂珍来到剑桥。

沈诗章早年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硕士，到剑桥师从李约瑟攻读博士学位。王应睐是金陵大学的讲师，以庚款留英公费生的资格进入剑桥，从事维生素研究。鲁桂珍则出生在南京一个富裕的药商家庭，早年在南京明德学校求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在北平协和医院深造过，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列斯特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化学工作。1937年6月，33岁的鲁桂珍登上了前往英国剑桥的轮船，她的指导老师是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博士。

去英国之前，鲁桂珍读过李约瑟这位前辈和同行的一些著作，暗暗猜想他应该是一位白胡须的老先生。没想到，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试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普通白色工作服。”

李约瑟对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也不错。用鲁桂珍后来的话说，“不久，在我们和李约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力……他不只一次对我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另一种文明整个儿地‘一见倾心’的事……”

对中国文明“一见倾心”，37岁的李约瑟决心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他把一本中文词典当作是天下第一奇书，中国学生自然成了他的汉语老师。李约瑟自己发明了各种学习汉语的方法，比如，他把各个韵母一页一页分开，各分四栏，区别四声，再把声母在左边依次排列，编制成单字表，并在各栏内填写上单字和意义，帮助自己记字。

李约瑟还向剑桥的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教授求教。针对李约瑟年近四十且有科研工作的情况，哈隆每周都安排两个小时，在家里同李约瑟一起通过讨论中文原著学习汉语，讨论的内容是哈隆自己翻译并准备出版的中国古籍《管子》。于是，李约瑟接触的第一本中文原著，竟然就是先秦时期的古汉语著作。

如此刻苦钻研数年，原就掌握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的李约瑟，逐渐学会了说汉语、阅读中文书籍。他还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字“丹耀”——“李”姓取自中国道家始祖李耳，“丹耀”的“丹”亦与老子李耳的字“聃”同音。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李约瑟和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三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他“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产生了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后来，与鲁桂珍一起研究中国历史后，又有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早先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又远远胜过欧洲呢？”这两个问题让他对中国古代文明深感兴趣，他设想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这就是后来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芽。

当时，李约瑟完全不曾想到，这本书的内容会有七卷本之多，他只知道，要写这样一本书，最好能够前往中国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文明。李约瑟期待有机会可以去中国旅行考察，天遂人愿，没过多久这个机会真的从天而降。

1942年，随着前一年英美对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中国访问，以支援战时的中国。因通晓中文且对东方文明抱有强烈兴趣，李约瑟被选中了，和他一同接受任命的还有牛津大学希腊文E·R·多兹教授。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下，两人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华使团”，分别代表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术院前往中国作报告，以鼓舞中国科学家在艰苦抗战中的战斗精神。

倡设中英科学合作馆

1943年2月下旬，李约瑟与多兹教授一同经印度加尔各答飞越“驼峰”，降落到了云南省昆明市的军用机场。

当时的昆明聚集了西南联大等大量学校、科研机构和工厂，再加上昆明是重要的战时交通线滇缅公路的起点，从1938年起，日军就对这座城市实施所谓的“疲劳轰炸”，几乎没有防空设备的昆明，在抗战期间被日军轰炸100多次。

即便如此，在对中国心向往之的李约瑟眼中，昆明依然不乏美好和亲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流行色是天蓝色，市民的长衫和农民的衣服裤子都是蓝色。还有土地的黄色，这种黄色非常漂亮……人们经常描绘的中间下垂的屋顶线条很漂亮……城市还干净，街道都铺装过……房屋都是两层楼，都有一点土气，题写的招牌很粗糙但好看。所有这些使人隐约想起英国村庄的街道和乡村小店……”

李约瑟迅速开始访问昆明的科研机构，他的第一站就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战时的西南联大校舍几乎都是“临时营房”，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李约瑟发现了中国学者因陋就简的聪明才智：用黏土自制电炉的电炉丝用罄了，他们就用云南一家兵工厂制炮车床上的刨屑代替；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就将空袭炸坏的玻璃裁切后使用；没有玻璃盖板，就用当地的云母片权充。另外，联大校内没有防空洞，如果遇到严重空袭，人们就疏散到山上，而学校的贵重设备，则被搬进每个房间地下事先备好的大汽油桶里，这样，只要不是炸弹直接命中，设备就能保存下来。

随后，李约瑟还访问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所物理和化学所、教育部药物研究所、国立中央防疫处等。这些研究机构大部分位于昆明郊外，李约瑟不辞劳苦，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参观、演讲、座谈。他很快发现，中国科学家比自己更加不畏艰苦，药学研究所实验室设在乡村古老的佛教庙宇里，巨大的观音像下面安放着印刷科学简报的机器；中央机器厂藏在云南的一座山谷里，重要的机器和一些精密仪器安装在一个人工开凿的大山洞里；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所设在一座宝塔里，一楼是厨房和餐室，楼上是图书馆和工作室，顶楼供奉着文神；吴大猷、华罗庚、闻一多等学者，不经意间就在一个个偏僻的村庄里出现……

这些能干的中国科学家似乎能解决无数难题，然而，有些困难他们实在无能为力：抗战形势下，这些科研机构几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化学实验室常常因缺乏化学试剂导致研究受阻；好不容易完成了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国内战火纷飞无处发表，寄往国外又会遭遇层层检查；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一个大难题，大学和科研技术人员的工资实在是太低。

在昆明的这些见闻，让李约瑟隐隐意识到了帮助中国科学家与外界联系的必要。3月21日，李约瑟乘坐飞机从昆明飞抵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不久，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没有多少可做的事，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则大有可为——给在当时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勉力进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务人员以切实的帮助。”

于是，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重庆设立一个为中国科学技术界服务的机构“中英科学合作馆”，拟定该馆的工作包括加强中外科学界的联系、向中国科学界供应科学物资、介绍或推荐中国科学家撰写的论文在国外发表、为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技咨询、协助中国科学家和学者赴英交流等。

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下，1943年6月，英国方面批准了李约瑟的建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正式成立。随后三年，合作馆的成员除了李约瑟外，逐渐增加了16名中外学者，其中包括他的夫人李大斐和中国学生鲁桂珍。

他们为中国科学界运送了7000多册书籍和200多种英美科技、医学杂志的缩微胶卷，购买了6万英镑严重匮乏的实验仪器和药品，包括给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的几大瓶稀有气体，给北平研究院的几大箱光学玻璃，给昆明物理学家的一台阴极射线示波器，给四川农业实验所的几克秋水仙碱等。合作馆还帮忙送出了中国科学家的138篇科学论文，这些论文的86%被英美刊物接收，其内容涵盖各个科学领域，作者包括大名鼎鼎的童第周、吴大猷、汤佩松、贝时璋、王淦昌、程开甲、钱临照、李四光等。

显然，无论是购买物资，还是输送论文，合作馆都必须准确了解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国科技人员的工作情况。为此，李约瑟和他的同事冒着危险，在三年的时间内进行了11次旅行和访问，从西北的敦煌到东海之滨的福州，25000多英里的行程中，他们访问考察了近300个科研机构。

正是在这数万里的“长征”中，李约瑟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的科学现状，针对各机构的需求准确地施以援助，帮助中国科学家搭建起了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桥梁。

中国也回报了这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因此结识了竺可桢、王铃等一大批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兴趣的科学家，他们帮助李约瑟搜集相关的书籍、史料，甚至直接与李约瑟合作完成了后来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李庄不可思议的发现

李庄，四川宜宾东郊的一个偏僻小镇，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地方。1939年的抗战烽火中，颠沛流离的同济大学师生正在四处寻觅安身之地时，李庄人民发去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自此，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先后在李庄落脚，有了一片安静的学术天地。

原本只有3000余人的李庄小镇，一下子涌进了1万多名各地学者、师生。李庄人民把殿堂、庙宇、宫观、会馆、祠堂和自家小院腾出来，供跋山涉水的师生们作为教学、科研和生活之地。李庄很快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1943年6月4日，一只晃悠悠的小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载着李约瑟和他的助手黄兴宗一行来到了李庄。此行前些天，他们已经访问了乐山的武汉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木材实验室和五通桥镇的永利公司化学工业综合中心等。

李庄码头上，同济大学的几位教授在迎接李约瑟的到来。同济大学设在李庄的禹王庙内，得知大禹的故事后，李约瑟把大禹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水利工程师”。在禹王庙，中德合办的同济大学师生人人都讲德语，李约瑟入乡随俗，用德语作了四次演讲，他讲了英美的大学与学生，讲了水利工程，当然也讲了他早在英国就萌发的疑问——近代科学为何没能在中国发展。

仿佛是为了回应他的疑问，李约瑟见到了“第一流的试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早在十多年前童第周留学比利时时，两人就相识，再次见面，两个旧友用流利的法语长谈了一番。

李庄物资有限，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的研究条件相当艰苦，菜油灯不够亮，做试验只能利用太阳光或下雪天反射的光线；没有仪器，童第周自掏腰包，花了夫妇俩人两年的工资，从旧货商店买来一架双筒显微镜；为了做胚胎试验，他还卷着裤腿到池塘里捕捉青蛙、收集蛙卵作为试验用品。即便如此，童第周夫妇还是完成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中英科学合作馆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童第周忆起当年，李约瑟参观了他简陋的试验室后感叹：“难道你就是在这片空地上完成那样难度的试验吗？真是奇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

几天后，在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约瑟有了更不可思议的发现。史语所位于离李庄不远的板栗坳，走过一条玉米地中间的小路，攀上一条石阶小路，就看到了隐蔽在山上的许多宽敞的大宅邸。李约瑟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最杰出的”学者，其中之一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在傅斯年等的热情招待下，李约瑟亲眼目睹了珍稀的古代文物。与他同行的助手黄兴宗回忆：“他简直不敢相信，周代、汉代青铜器，商代甲骨，刻满经文的竹简等等。李约瑟只在书上读到过，如今却亲眼目睹了。”最让他兴奋的是，他设想中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在史语所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李约瑟在给夫人李大斐的信中写道：“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二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二百年。”

看到史语所学者发掘的资料，经过同他们的谈论，李约瑟更坚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设想：在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之中，一定潜伏着无数条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资料，需要鉴别、研讨，并且促使西方学者注意。

李约瑟当时还不知道，史语所带给他的帮助远不止这些，几年后回到英国他才发现，史语所的一个年轻人竟会成为与他共同进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合作者。

这个年轻人就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王铃。王铃1917年出生在江苏南通，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史语所工作。在傅斯年的介绍下，李约瑟与王铃第一次交谈。受到李约瑟的感染，王铃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便从史语所图书馆的大量典藏中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写成论文《中国黑色火药的发明及其使用的历史作用》，并经李约瑟介绍发表在西方刊物。

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回到英国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合作，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前5卷内容的研究与编撰。李约瑟这样评价王铃的工作：“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与路易·艾黎同行

1943年6月15日，李约瑟和黄兴宗结束了包括李庄在内的四川西部的考察。回到重庆，他们连夜把旅程中记下的各大学、研究单位所需物品名目和估计价值列成详细的表格，交给马上就要返回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专职信使。在重庆忙碌了将近两个月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西北之行。

8月7日，李约瑟一行乘坐卡车，与英国大使馆的一辆前往西北的卡车同时出发。此行除了代表中英科学合作馆考察战时西北的科技现状，李约瑟还打算为了他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计划去一趟敦煌。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盗买了唐代雕版印刷《金刚经》，李约瑟认为《金刚经》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代表，因此对敦煌向往已久。

李约瑟为这次出行作了充足的准备，从英国空军部队借来一辆2.5吨的雪佛兰卡车，叫人在车身两边漆上“中英科学合作馆”中英文大字，车前插上两国国旗，雇用了一个司机邝威，带上公文、介绍信，装足了汽油桶、修车工具和备用配件，还带了帆布床、做饭的炉子、防雨油布、罐头食品等。

结果，借来的卡车还是让一行人吃足了苦头。一开始，旅途还算顺利。从重庆出发，经内江、成都、梓潼、剑门关、广元，进入陕西，在陕西汉中的凤县双石铺，李约瑟见到了在中国发起“工合”运动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工合”运动最初由斯诺夫妇和艾黎倡议，旨在将难民组织起来，在大后方建立工厂进行生产，以供应物资、支援抗战。“工合”开办的培黎学校，专门招收出身贫苦的孩子和无家可归的孤儿，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向“工合”输送人才。“培黎”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培黎。

李约瑟描述艾黎，“金发、脸色红润、体格健壮，因在南方染上疟疾而稍显疲倦……他主要的志趣在‘工合’的培黎学校上，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好的朋友、比他更可靠的同事。”在艾黎位于双石铺黄土窑洞的家里，李约瑟一行享受了一顿中西结合的美餐：嫩玉米棒子、饼、蜂蜜和咖啡。他们借住在“工合”的招待所，把出了点小毛病的卡车送到“工合”的机器合作社修理，等待的同时参观了附近的一些合作社。一天晚上，他们与培黎学校的学生联欢，李约瑟被孩子们所唱的西北民歌、游击队歌所感染，也唱了一首英国民歌，还欢快地跳起了莫利斯舞。

几天后，艾黎随李约瑟一行一起出发，因为他们在双石铺的校舍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征用，他必须为培黎学校选择一个新校址。离开双石铺，好运气似乎用完了，一路上到处都是断裂的桥梁、被大水冲垮的路面，卡车更是接二连三抛锚。有一次，卡车彻底瘫痪在远离村庄的地方，李约瑟和黄兴宗不得不搭顺风车往返几百里，才找到配件修好了卡车。

8月28日，一行人历尽艰辛终于抵达兰州。他们决定对屡次“罢工”的卡车进行彻底检修，轴承、刹车系统、引擎系统，只要是状态不佳的零件，统统更换维修。为此，他们在兰州停留了多半个月。

期间，李约瑟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英国促进会委托他赠送的仪器、工具交给兰州培黎学校，给国立西北图书馆捐赠了54种图书资料。在艾黎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由国立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合办的大型机器厂、干电池厂、发电站、“工合”的许多工厂、西北防疫处、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及“工合”在兰州的一个研究所。

同在双石铺一样，李约瑟最感兴趣的是兰州的培黎学校。翻看他在学校拍下的照片，有正在画图向学生讲解建筑草图的教师，有画在墙壁上的立体几何图形、中国地图，还有学生们在室外打篮球的场景。李约瑟写道，学生们在这里“受到良好的全面教育”，又感叹“西北吸引人之处不在于已有的成就，而在于其远景和潜力。该地区的年轻人对知识和发展的渴求就像沙漠需要更好的灌溉一样。”

或许是被学生们的求知若渴打动，或许是西行需要人手帮忙，李约瑟和艾黎在兰州培黎学校挑了两名学生随他们到敦煌考察，后来李约瑟还选送两名学生赴英留学。

9月18日，李约瑟、艾黎、黄兴宗和两名培黎学校学生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向西。艾黎在自传中回忆：“一路上除了在小客店歇息外，车子还多次抛锚。李约瑟对如何写他那部中国科技史……谈了很多想法。我们也谈了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出兰州，过永登，抵凉州，经永昌，就到了山丹。这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县城，位于兰州西北方向四五百公里的地方，地处偏远，远离战火，镇上还有许多空房子。李约瑟和艾黎都有点兴奋，前者是因为山丹与他的字“丹耀”有重合，后者则觉得这里正适合迁校办学。一年以后，双石铺培黎学校果然迁至山丹。

在山丹稍作休憩，继续西行。9月22日到酒泉，西行队伍增加了新成员，画家吴作人正要去老君庙油田和敦煌写生，他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一番法语交谈，李约瑟欣然带他搭车同行。只是，卡车又坏了几次，一路走走停停，边赶路边修车，终于在9月30日到了考察的目的地敦煌。此时，距离离开重庆，已经过了将近两个月。

李约瑟在书信中吐槽这次坎坷的行程：“绵延数英里的公路好得跟欧洲没什么两样，然而，可能突然来一次山崩或者山洪。除了行军床、烹饪器具、罐头食品之外，你还需要绳子、链子、零件或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当他们亲临千佛洞后，一切情绪都消失了，正如黄兴宗所说，“每个人都感到受尽考验挫折来到这般胜境，毕竟是完全值得的。”

然而，敦煌仿佛要再次考验李约瑟，10月2日，原计划离开千佛洞，卡车已经行进了几公里，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折腾了一天，最后确认发动机的轴承烧坏了，沙漠里没有配件，李约瑟一行不得不在敦煌逗留了三个多星期。

李约瑟和艾黎在千佛洞及其周围考察文物、观摩壁画、欣赏风光，有时还给附近的小兵治病。时间充裕，李约瑟索性认真地研究壁画，最后竟真的颇有所得：前魏的作品有点古意，后魏的色彩就比较绚丽，唐代的色彩又不一样等等。他还发现一个石窟内竟然出现了“最后的晚餐”的绘画，基督教的神话出现在了佛教壁画中。

李约瑟把在千佛洞的观察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他还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速写，拍摄了100多张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这些素材后来多次出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

10月24日，司机邝威终于从老君庙油田带回了修好的发动机。12月初，李约瑟回到兰州，在兰州过完他的43岁生日后，乘坐飞机回到重庆。而那辆被修过无数次的雪佛兰卡车载着黄兴宗等人，直到1944年1月21日才返回重庆。

会见竺可桢

五个多月的西北之行可谓历尽艰难险阻，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东南之行竟然更加危险，他们险些回不到重庆。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微露胜利曙光，穷途末日的日军决定反扑。这一年，日军大举进攻长沙、衡阳，继而攻陷桂林、柳州，甚至攻入贵州，逼近四川，中国东南部与重庆被隔断。李约瑟就在这种形势下，绕道贵州贵阳、独山，广西柳州、桂林，湖南衡阳等地，前去广东和福建考察。

5月29日，正在福建协和大学访问的李约瑟和黄兴宗听到广播说，日军向汉口以南推进了40英里，这也许是大攻势的开始。两人抓紧时间完成访问计划，准备返程。6月3日从曲江乘火车前往衡阳，路上空袭警报频繁，列车时开时停，如爬行般缓慢，直到6月6日才到衡阳。衡阳表面平静，无数士兵正在构筑防御工事，滞留一天，火车终于开动，8日凌晨1点抵达桂林。

李约瑟离开衡阳10多天后，长沙沦陷，不久，为阻挡日军渡过湘江，衡阳守军炸毁了衡阳大桥，几个星期后衡阳沦陷。幸运返回重庆的李约瑟，与福建科学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而他刚刚考察过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和东吴大学也被迫遣散。

庆幸的是，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安然无恙，李约瑟就在这里两次访问了西迁至此的浙江大学，会见了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30年的友谊。

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与竺可桢在遵义第一次正式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李约瑟为剑桥大学之生物化学副教授，能说俄、波、法、德诸国语言，对中文亦能写能读。对于中国对于科学的贡献尤感兴趣……”由于贵州秋冬多云，晒太阳机会少，竺可桢还请李约瑟帮忙“带入若干维他命D之精”，李约瑟欣然答应。

半年后的10月22日，李约瑟再次到访浙大。这次陪同他的是哈佛大学动物学讲师毕丹耀和李约瑟的第二任助手曹天钦，黄兴宗已赴英国深造。

10月24日上午，李约瑟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学生膳厅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受到约四百名师生的热烈欢迎。晚上八点，李约瑟在文庙大成殿再次演讲，题目是他最关心的《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着重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李约瑟认为，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兴起，是由于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四个因素所致，“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无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并，而官僚封建制度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

李约瑟讲了一个多小时，迫切希望中国科学发展、民族自强的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都很感兴趣，大家纷纷发言，各抒己见。竺可桢说，如果近代科学是指实验科学，那么中国人不喜欢动手做实验，应该也是一个原因。教育学家郑宗海针对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发言，《史记》、《前汉书》的《货殖传》中对商人竭力排斥，尊崇儒教，这就使得士大夫尊居高位，工商阶级一蹶不振。数学史家钱宝琮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兴，是因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李约瑟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不时在本子上记着，直到晚上11点，热烈的讨论才结束。

随后几天，李约瑟参加了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听了30余位与会学者的论文宣读，参观了浙大的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等。浙大之行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盛赞浙大战时的学术氛围，甚至将浙大誉为“东方剑桥”。

1946年，李约瑟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回到英国后，他和夫人李大斐将在中国3年多的工作报告、日记、通讯、摄影以及为英国《自然》杂志撰写的文章集纳，编成了《科学前哨》一书，成为战时中国的科研实录。在序言里，李约瑟解释书名：“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与合作馆的英国同事就自认为是科学前哨了；而是我们大家，英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在一起，在中国西部构成了一个前哨。”他信心满满地写道：“今天的前哨将会是明天的中心和统帅部。”

后来，提起这段中国之行，李约瑟总说这是他“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天赐良机，不受过去那些人们——商人、中国通、传教士、移居中国的文官和职业外交家——老一套限制的拘束。”他的身份“是科学家，是中国科学家的朋友。”

中国科学家也把李约瑟当成了朋友。1948年，李约瑟收到五大箱来自中国的古籍图书资料，并附上一张图书清单，包括《梦溪笔谈》《日知录》《近思录》等，其中最珍贵的是1000多册的《古今图书集成》复本。这是竺可桢和浙江大学赠给李约瑟的礼物。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特别致谢“最慷慨的赞助人”竺可桢：“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处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这些书和李约瑟在中国各地考察时购买的《庄子》《周髀算经》《太平御览》等，都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人民友好使者”

1948年5月，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了一个“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终于要把多年来的愿望付诸笔墨，向关注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的人介绍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在来自李庄的年轻人王铃的协助下，李约瑟一边继续在剑桥讲授生物化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写作。

李约瑟很快发现他想呈现的内容太过丰富，于是修改了计划，将一册书扩展为七卷本，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

1952年，正当他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埋首书斋时，接到了中国政府请他赴华调查细菌战的邀请。此时正值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掷了细菌武器，这种践踏“日内瓦议定书”的行为激起了各国人民的愤慨，美国当然不愿承认。1952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由不同国家的六位科学家组成，李约瑟就是其中之一，钱三强任委员会联络员。

李约瑟随委员会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复查了实物样本，询问了数百人证，还接触了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奎恩和奥尼尔等，他们供认了投掷细菌弹的确凿证据。经过2个月的多方调查，委员会完成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长达669页，附有大量文件、照片等，最终得出结论：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李约瑟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在报告书上签了名，这种支持中国的举动导致他一回到英国就备受冷遇，美国更是对他施加压力，将李约瑟列入“黑名单”，直到30年后，他才得以再次去美国作学术访问。

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阻止李约瑟继续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1954年，这个浩大工程的第一卷《导论》成功出版，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李约瑟博士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

李约瑟将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了这部巨著，为此，他先后八次访问中国。1990年李约瑟九十大寿时，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国际编号为2790的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1994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5年3月24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离开人世，而他耗尽心血的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尚未完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史专家潘吉星评价李约瑟的贡献：“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又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他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

李约瑟逝世后，他开创的事业在后继者手中继续。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及传播,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也引发了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也就是李约瑟开始中国科技史研究之初就试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西方兴起，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兴起？在科学革命前14个世纪的时期内，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比欧洲文化更有效地了解自然，而且更能把有关自然的知识用来造福人类？

严格来说，“李约瑟之问”并非李约瑟最早提出，比如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就曾在其创办的《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短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但这个问题确实是因李约瑟而闻名。

几十年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答案，就连李约瑟本人曾表达过的观点——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四个因素导致中国近代科学不能兴起——也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席文甚至认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提出这个问题就好比提出“你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第三版上”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如变为“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科学革命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也曾说，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无论人们对“李约瑟之问”如何争议，时至今日，或许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中国这个全新的课题带到了世界面前，并且，就像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所说，中国今天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氛围早已远超李约瑟当年的期待。

参考书目：

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滕巧云、唐道华、傅惠生、李潇等译《李约瑟游记》

王国忠著，徐迓亭校订《李约瑟与中国》

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

[英]文思淼著，姜诚、蔡庆慧等译 《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