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自己首先得完全相信主角的存在，深切了解他/她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求

鄢莉：“‘我们的大船在上升。’随之而来的/第一句。自千湖之省出发/经西陵、巫峡驶过瞿塘/四昼夜，终于升至/非此不能通过的彼岸，轻舟万重/‘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这原是初遇时互相慰藉的虚空。”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我们杂志社举办的三峡笔会上，有幸与你在同一条船上共度五天四夜。这段难忘的经历也被你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留存下来。在此之前只见识过你的文字，我在选刊当编辑，在巨大的阅读文字量中，你的小说就是初看便惊艳、便欲探知作者是何样人物的那类。后来看得多了，篇篇都爱不释手，也陆续转载过好几篇。直到在笔会上见面，发现你本人和你的文字一样漂亮，瓷娃娃般的一个人，笑容尤其有感染力，仿佛一笑全世界都晴好的感觉。你的性格也是如此明朗、纯净、率真，竟与你的作品风格异常相近，不禁让人想起“文如其人”这样俗滥的套话。借这个机会我想问问你，这是不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评价，你怎么看作家个人与艺术创作高度契合的现象？你在创作小说时有强烈的代入感吗？

文珍：其实几乎没人直接说起对我个人的印象，我也很少（主要不好意思）找人写印象记，所以听到鄢莉老师这么评价既害羞又高兴。

记得以前最早在学校BBS写东西的时候，慢慢地也积攒了不少读者，但几乎不参加所谓的版聚，结果有次实在没推掉就去了一下，一个一直读我文章的研究生师姐一见我就大吃一惊：啊你原来看上去这么幼稚！读你文章觉得应该是一脸忧伤，穿一袭黑衣，用午夜飞行这种牌子的香水什么的。我瑟瑟发抖地说，这个想象太可怕了……回想起来真想知道当时我为了迫不及待地装大人都写了些什么啊。反而这些年，个人和文字的距离大概终于越来越近了，很多人告诉我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了搞笑的一面，或者孩子气的一面。大概整个人也更放松了吧。

代入感这种东西肯定有。我自己首先得完全相信主角的存在，并且必须深切了解他/她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求。我经常可以看到我笔下的人物在意念的街道上茕茕行走，间或与人交谈，深夜辗转反侧。如果他有所收获，我也一同快乐。而在人物难过的时候，我也难逃伤心。也许我的情感投入甚至太多了一点，比如写到《夜车》里的女主角和她患癌症的丈夫一起在列车上凝视窗外流逝的风景那节，写着写着自己先崩溃了，在电脑桌前趴着哭了一场才能够继续写下去。我记得是个深夜，万籁俱寂。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力感全然控制了我，仿佛自己即将永失所爱，而爱是无法打败死亡的。所幸这种纵身投入有时也会得到某种意想不到的回馈，比如很多读者后来告诉我，看我的小说看哭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那只唱歌的夜莺一样，国王的眼泪是它的歌声所能得到最珍贵的回馈。而读者们同等强度甚至比我更多的情感投入，对我来说也贵重如国王的眼泪。

鄢莉：你辗转多地的生活经历、求学经历，在北大创意写作专业深造的经历，在各地旅行游走的经历，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朋友们都知道你是资深的“猫迷”，如果艺术家也分“猫性格”和“狗性格”，你觉得你属于哪一种？

文珍：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非常喜欢到处走来走去……但这几年来好像没那么爱跑了，各种出差或必须得去开的会已经够多了，会越来越珍惜在家里安心写作的时间。不过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去过全国所有省和大多数地市了，这样至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见到任何中国人都比较容易找到话题，总能在知道那个人的籍贯后立刻说出其家乡名产，尤其是小吃——同时充分暴露自己是一个吃货的本质。

我在北大读的其实不是后来正规的所谓创意写作专业，而是中文系当代文学下面的“文学与研究方向”，是和当年所有其他的当代文学研究生一样全国统考进来的学术硕士而非专业硕士，只不过因为这个方向比较特殊，因此导师特许我以一篇小说代替论文取得硕士学位，但事实上，并没有专门为我开过什么创意写作方面的课，一定要说和写作有点关系的课，可能是参加了邵燕君师姐主持的一个“当代最新作品讨论”的课程，当时参与这个课程的还有徐则臣、李云雷、余杨等等本身也有创作实绩的师兄，邵师姐以前自己也写过小说。我后来觉得自己其实有点像个试验品或者小白鼠，这个专业方向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虽然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我却是被特许创作的，有点“革命有理，造反无罪”的意思，这样虽然在校期间的创作压力比较大，但这种压力同时间也悄悄地转换成了一种动力。

非要从猫狗中挑一个的话——我怀疑我比较接近狗，但也不是毫无猫的成分。因为人天性都追求互补，总会忍不住偏好和自己不大一样的事物，而我一直更喜欢猫，理论上反倒自己应该是比较“狗”。印象中猫比狗多少要冷淡一点，骄傲一点，酷一点，我的天性却偏热情，喜欢对人主动表达好感，猫若即若离的性情反倒让我觉得迷人。而且狗每天需要遛，猫其实是很宅的……至少我养的家猫很宅。偶尔开门它们会偷跑到楼道里，立刻又惊恐地喵喵叫着逃回来，在人类看来大概类似小布尔乔亚式的软弱病……但就像人多少都雌雄同体，只是个人阶段性比例不同，所以人的性格也许也可以说成既“狗”且“猫”，有时宅，有时放，有时冷淡，有时热烈。只要不是时卑时亢就好，其他矛盾性情一概可以接受。

不管哪一代，生而为人，一定都会领受各自的苦难

鄢莉：谈到你的创作，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80后”写作。有人说“60后”是带着苦难的记忆在写，“70后”是带着历史的创伤在写，而“80后”这些都没有，他们是非历史化也非政治化的，只带着个人的经验在写。你是否认可评论家用代际的标准来区分和评判你的作品？所谓“80后烙印”在你的作品中明显吗？现在随着年龄的成熟，很多“80后”作家开始有中年危机了，这个问题你存在吗？

文珍：80后显然也有自己的创伤的。比如说独生子女这一代，都说之前吃过的甜头已经够多了，之后的苦头还没到来——但事实上，大家也都有各自的童年阴影、青少年成长创伤。不管哪一代，生而为人，一定都会领受各自的苦难，这个都是逃不掉的，能够坦率地处理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也是自我疗愈之一种。另一方面，不管评论家要不要用代际标准来划定80后的作品，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了算的。所谓“80后烙印”，我也不太清楚是指的什么，但就像刚才说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背景，这些痕迹肯定在我的生活中也多少存在着，在创作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显露出来，哪怕是刻意地“去历史化”也是一样。

中年危机这东西真的有。虽然一直不情愿承认自己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但是时间的流逝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过程，也是无法可想的……就个人而言，最近这两年明显地没以前那么浪费时间了，我想这就是危机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陡然间发现自己行走至人生的中途——但丁在这个年纪都写出《神曲》了，更遑论那些少年成名的天才——会自然而然有一种紧迫感，同时也觉得，这其实是创作最好的年纪，还没那么老，但已经开始成熟。

鄢莉：你曾经写过一篇挺有影响的小说叫做《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我认为用“普通青年”可以概括你笔下的一类人物。他们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有理想有情怀但总是遭到现实无情的碾压，总是与生活处于一种拉扯状态。你很深切地写出了他们处置困境的态度和方式，他们的冲动与妥协、努力与失落、叛逃与回归，“生命力的暗与光，况味的热与凉”。想问问你对这个群体的持续关注因何而来？

文珍：可能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想当文艺青年，一直渴望当“更接地气”的普通青年吧……所谓文艺青年，其实仍然每天生活在日常困境里，每天也必须面对现实和梦想之间的鸿沟，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其实是很难堪的，只能拼命以强调个体感受抵抗现代社会被原子化的命运；幸或不幸的，文艺青年的触觉或许更敏感，其中有一些人也有能力把自己感受到的庸常吊诡很准确熨帖地表达出来，甚至进而把这种表达欲一点点变成了自己的职业。而我大概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所以说到底，还是文艺青年，只是始终更向往更平静也更少分裂的普通人的生活——但这种普通人的平静，或许也是我想象中建构出来的。完全没有矛盾和痛苦的生活根本就不存在。能够从普通的文艺青年变成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这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进步，因为只有竭力用自己有限的人生，试图去理解更多的人们，无尽的远方，才是这个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所在。只单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找心理医生就可以了，不必成为文艺工作者，追求文艺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我写作生涯中相对比较愉快的瞬间，都是知道自己作品有能力对他人真正产生作用的时候。不论是教人快乐的，还是令人悲伤的。因此也不断提醒自己要继续当称职的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为更多的人去当一个足够灵敏的天线。如果天线坏掉了，一定要及时修补；有更好更新的程序了，也一定要及时更新换代——诸如此类的自我要求。司汤达说，小说就是行走在大街上的一面镜子。那么我要求自己的镜子精确度足够高，足够干净，而且能够清楚地照出那些最戏剧化也最生活化的瞬间。

鄢莉：你获老舍奖的颁奖词中说：“底层青年在大都市的生活和精神困境并非一种符号化的景观学，而更是一种有其内在脉络的人性的存在方式。他们根本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一种用于自证道德优越的工具，而是一群和我们生活高度同构的复杂生命体。”你能再具体谈谈你在写底层青年时所持有的情感和态度吗？

文珍：这个颁奖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杨庆祥写的。他也是我一直很欣赏的一个青年评论家，他并没有为我专门写过评论，但偶然点评一两句，都觉得很好，很准确。

不过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没怎么想过自己到底是在写底层青年，还是写离自己生活更近的一群人。这种分类法其实是评论家的工作。事实上，我自己也很穷，到现在也依然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所以要说无产青年或者底层青年——其实我也是——甚至已经是无产中年了。所以写他们，某种意义上根本就是写自己，写和自己拥有共同困境的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漂泊不定的一群年轻人。

创作思路的改变，大概就是在迷雾中竭力去看清不同阶段的风景

鄢莉：你这一两年发表的小说如《河水漫过铁轨》《刺猬，刺猬》《隔着星空和大海》《我们总是在谈论她人的生活》《雷克雅未克的光》等等，让我既看到了熟悉的文珍，又感受到了说不出的变化，以前你更喜欢描写人物与现实的紧张状态，充满了焦灼感，而现在更喜欢写那种貌似正常人生中裹挟的尖锐创伤，带有刺痛感。你的创作思路是有些变化吗？

文珍：大概也是年岁增长带来的副作用或曰馈赠，我这两年脾气似乎好了很多，对很多事情的容忍度和理解程度也都增强了。最近在博鳌参加一个会议，我本科最好的朋友，一个家在海口的女生，这些年一直在南宁经营餐馆，特意为我飞回海口，并把我送到博鳌陪住了整整两天。因此一下子就回到了彼此的青春时代，不断交谈、不断对比过去现在、不断总结和倾听对方……到后来得出结论：也许最本质的东西一直没有变，而有很多曾笃信的东西却早已不可避免地更改了，包括对他人毫无保留的友善，对性别的看法，对爱情的看法，对所谓意义感、成就感的看法。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我也一直在回望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心路历程。总的来说，我的创作脉络基本还是遵循着思想变化的轨迹一路同行的。这也许是身为一个创作者最幸运的事：可以用文字把思想变化留存下来，而阅读早期的作品，就像和最初的自己劈面相逢，仔细一看，又有“儿童相逢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辛酸。那个曾经迷惘的自己，在走出一段迷雾之后，很快又走入了另外一段更漫长的迷雾，而且迷雾里的风景完全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外部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抑或是绵延不断走不出去的黑暗丛林，但是内心总还隐约地存有希望，希望有一天可以拨云见日，重新回到意义清晰、边界完整的世界。而你所说的创作思路的改变，大概就是我在迷雾中竭力去看清不同阶段的风景，在人生这一程，我第一次注意到一些新品种的荆棘，一些以前没注意过的荒漠植物，一些新增的危险和美妙……那么，就如实摹写下来，记录下来。我甚至想，这个迷雾也许不是外界的，更多的是内心的坍塌，亟需在废墟之上重建自我的秩序。

鄢莉：继去年我刊发表了你的短篇《雷克雅未克的光》之后，本期又推出了你最新的短篇《小孩小孩》。这篇小说故事是细小的，情感却是动人的。请谈谈是什么触动你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文珍：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小孩，但这些年却不匮乏和儿童相处的经验，多数都是和闺蜜的孩子，或者去亲戚家偶尔遇到的小孩。也许正因为没有小孩，所以就有幸拥有了一个介于姐姐与阿姨之间、也就是同辈人和长辈之间的一个难以定义的身份。其实小孩子是很敏感的，很快就能认出同类，他们会非常快地发现我的好意，立刻就毫无保留地向我袒露。而且我觉得大多数小孩子都是很孤独的，也会希望和大人分享这种孤独。但其他大人似乎都比我要忙很多，或者认定小孩子需要遵守的条条框框也太多，不太会像我这样耐心地去和他们玩——我后来想，也许没生育过的人自己心理上也是小孩。我从小读书很早，太早读书的结果，导致某些性情一直停留在孩子气的阶段没有长大，同时因为身边的同学都比自己成熟，所以这种孤独也来得比其他小孩更彻底。而且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这种曾经的孤独感和童年阴影，帮助我到现在依然能够有效掌握和儿童沟通的语言。我深深了解他们想要什么，怕什么，以及对大人那种敬畏又依赖的情感。就像大人们是一国的，我和小孩是一国的。我很幸运，能够一直保有小孩国的通行证而不上交。这篇小说也是我第一篇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我想将来可能还会写更多类似的题材。甚至将来有孩子了，也会偷偷一直保留这个通行证，就像《彼得·潘》里的温蒂一样，长大很多年以后再遇到永远长不大的小飞侠，会努力把身体缩小，让孩子察觉不到自己已经可耻地长大了。“永无岛”永远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小说最自由，散文像一种文字体操，诗是深夜的自我对话

鄢莉：李敬泽说你作为小说家是“称职的巫”，我感觉你的小说语言也极具一种巫性。是非常具有个人性和辨识度的语言，干净、洗练，看似自由散漫又收放自如，充满着奇思妙想，既有古汉语的雅致韵味，也有当下流行语言的俏皮灵动。文字中色调、气味、节奏、质感都讲究极了。你的语言是否受过其他作家的影响？你创造这样一种语言是灵性天纵还是长期锤炼使然？你追求的又是怎样一种语言境界呢？

文珍：我的语言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生成、同时又不断调整的发展过程。至今仍然时不时会担心自己写得会不会太散漫随意了，害怕语言风格向着不可控的方向滑落，但因为写得相对比较慢，又习惯性修改，所以基本还算差强人意。我个人喜欢读古典诗词，对现代文学很多大家也相对熟悉，这些滋养都是不那么明显、但是影响持久。包括很多同时代人，看到好的作品也会默默学习，像林黛玉读《西厢记》似的“默默诵读，只觉余香满口”。连现代汉语词典过几年都要重新订正一次，何况作家的词语库，更加应该常读常新。我也很小心不要太陷入自我风格的重复。但即便如此，最深层的一些东西大概是不会变的，这就是基本审美，我会本能地觉得哪些词语比较适合用在这里，而一些句子就是比另一些句子的构成要美。文字游戏本身也是非常有益的训练，就像小块积木，即便完全一样的字词，用不同方式搭建起来也会抵达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我有不算轻的修改癖，也是享受创作、并令之尽善尽美的游戏过程。

鄢莉：我知道你是一个创作上的多面手，除了小说创作之外，在散文和诗歌领域也有很好的成绩。在散文集《三四越界》的题解中你就讲，所谓三四，有再三再四越界创作之意。你的散文相当有个人特色。我刊诗歌栏目主持人魏天无教授对你的诗歌的点评是“文珍的诗里有场景的大开大阖，有生活的悖谬乖张，有情感的矛盾冲突；她娴熟使用着现代诗的象征与隐喻、独白与对话。”那么你究竟更钟爱哪种体裁的创作？你又是如何在这几种体裁间切换自如的？

文珍：说实话，我自己最在意的、下功夫最多的可能还是小说。可能因为小说以虚构为名，会带来某种更充沛的自由。有一次在台湾，和作家黄丽群还专门聊过这个问题，她也和我一样既写小说也写散文，同时也写一点诗。关于前两者我们讨论得比较充分。我记得是在从新北到台北的大巴上，我问她，丽群，你觉不觉得小说常常是真的，散文却不一定？因为散文被假定为是非虚构，那么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反而不自觉就会遮蔽一些不够美的什么，展示另一些更好的什么，有点像谈恋爱初期，展现的多是自己最好的一面。而写小说则有点像婚姻生活，是泥沙俱下、无从拣择的整体人生。我当然也喜欢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想要尽可能展示好的一面，但小说最终需面对和呈现的，仍然还是尽可能多而深刻的现实。

至于诗歌，我最近刚出了诗集《鲸鱼破冰》，这其实也是我从1998年写诗至今的首次诗歌结集。“少年心事当拿云”，其实大部分文艺青年最初都写过诗，而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这种习惯一直悄悄保持到了现在，时不时还是会用写诗的方式和自己对话——之所以说是自说自话，是因为对我而言，诗歌始终是一个私人的避难所，不太被外人审视，很多时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这次结集反而是很紧张的事，因为我一直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诗人，更无从想象别的写诗的人怎样看待我这些句子，但是无论如何，最终还是决定面对他者的审视。

而说到切换自如其实是不存在的。2016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写小说特别地不顺利，那年就给《野草》杂志写了整整一年散文专栏，也写了好些诗，终于无声无息地度过了这次小小的精神危机；所以后来我老对别人说，写不出小说的时候就写诗和散文。听上去不敬，但其实是真的。散文对我来说类似一种文字体操，一种思路转换，强度没有小说那么大，但同样保持了文字的敏感度，而且也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现实，一定要打个比方的话，大概就像是运动员受伤后的恢复性训练吧……诗则是另一回事。就像上面说的，诗是独处，是自己同自己散步。是深夜面对自己。或者说，是不再假设任何读者，而试着直接和上帝对话。上帝很忙，所以不能对他说太多的话；上帝也很聪明，我说什么他都能明白我的意思，即便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但他知道。

鄢莉：你的作品产量不低，但是你对创作的自我要求特别严格。听你说写完一篇小说必得放几个月，而且一改再改，精心打磨。而你在出版社上班，日常编辑工作就已经非常繁重了，是怎么能够做到的？你有什么特别的创作习惯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文珍：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放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三五年的事。我想这样的低产往好听里说是严格，其实说白了就还是不够自信。我对一蹴而就的东西不自信，会担心自己的想法过于偏颇，也害怕自己对刚完成的作品有某种甜蜜的滤镜——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恋的一面，当然说是自我鼓励也可以，所以一定要放一放，等真正过了蜜月期、最初的创作过程遗忘得差不多了以后，再用相对更严格的目光审视自己，尝试作为陌生读者重新接受一次，如果连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肯定也不能说服其他更多人，那么就有推倒重来的必要；而反过来，如果以这种陌生的他者目光反复审视，仍然不失某种动人之处，那么也许就不需要大改，最后再顺顺文字、修改一下错别字，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我日常就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好在出版社的工作是分阶段的，在赶书展或别的节点时可能会特别忙一点；但也会有相对不那么忙的时候。社里对我也相当照顾，我去外地开会也比较自由，所以这方面还是很幸运的。

我自认为最好的创作习惯是，不管愿不愿意写，都首先会强迫自己坐在桌子跟前。类似一种等待。只要打开电脑了，无论打开哪个文档，最后总会干起活来的。所以虽然看上去时间观念不强，但几乎从不拖稿。有时压力也是一种动力。

鄢莉：在出版了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柒》之后，听说你有一部新的小说集将问世，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文珍：其实不是一部，是两部。明年会把这三年来创作的小说，和以往没有收入过集子的小说，按不同主题分成两个集子出版。其中一部叫《夜的女采摘员》，会稍微偏幻想性一点，处理方式也更轻盈。中间有很多篇都以动物命名，比如《螃蟹》《乌鸦》《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朋友》，也包括给《长江文艺》的这篇《小孩小孩》——但不代表题材就不严肃。这是我近年“以轻写重”的一种尝试。另一本暂定名为《河水漫过铁轨》，题材会更接近过去的作品，以在城市边缘漂泊的劳动者，遭受职场性别歧视的女性等为书写对象。

鄢莉：目前为止，你的小说集中在都市题材，主要围绕着职场、家庭、爱情等展开。未来有没有想过拓展一下题材空间？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对未来的创作有什么计划？

文珍：出完两本集子后，大概有段时间都不会写中短篇了。不过长篇题材暂时还没确定，这里就先不提了；只希望不要让自己太失望。非常感谢《长江文艺》的访谈，今天是圣诞节，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