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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曹文轩：鲁迅的影射和幽默

《经典作家十五讲》，曹文轩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胡杨文化 2020年3月版。

屁塞

何为屁塞？

《离婚》注释作解：人死后常用小型的玉、石等塞在死者的口、耳、鼻、肛门等处，据说可以保持尸体长久不烂，塞在肛门的叫“屁塞”。

《离婚》中，地方权威人士七大人手中总拿“一条烂石”，并不时地在自己的鼻旁擦拭几下。那劳什子就是“死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屁塞。只可惜七大人手中所拿的屁塞刚出土不久，乃是“新坑”。这屁塞是七大人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它是与七大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一屁塞，七大人也就不是七大人，其情形犹如某位政界名人手中的烟斗或是衔在嘴角的一支粗硕的雪茄。不同的只是，后者之符号、之装饰，是对那个形象的美化——因有那支烟斗和雪茄，从而使他们变得风度翩翩、光彩照人，并显出一番独特的个人魅力，而屁塞在手，则是对那个形象的丑化。

丑化——这是鲁迅小说的笔法之一。

除子君等少数几个形象鲁迅用了审美的意识（子君之美也还是病态之美：带着笑涡的苍白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配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一般情况之下，鲁迅少有审美之心态。与爱写山清水秀、纯情少女与朴质生活的沈从文、废名相比，鲁迅笔下少有纯净的人物和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这也许不是丑化，生活原本如此。秃子、癞子、肥胖如汤圆的男子或是瘦高如圆规的女人……鲁迅笔下有不少丑人。在鲁迅的笔下，是绝对走不出翠翠（《边城》）、萧萧（《萧萧》）、细竹（《桥》）这样的形象来的，他的笔下甚至都出不了这些漂亮而水灵的人名。这里也没有太多漂亮或壮丽的事情，大多为 一些庸碌、无趣，甚至显得有点恶俗的事情。虽有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 了。”)，但到底难保这份“月下持叉”的图画，岁月流转，那英俊少年闰土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并且由活泼转变为木讷与迟钝。

除《社戏》几篇，鲁迅的大部分小说是不以追求意境为目的的。中国古代的“意境”之说，只存在于沈从文、 废名以及郁达夫的一些作品，而未被鲁迅广泛接纳。不是鲁迅没有领会“意境”之神髓，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一美学思想与他胸中的念头、他的切身感受冲突太甚，若顺了意境，他就无法揭露这个他认为应该被揭露的社会之阴暗、人性之卑下、存在之丑恶。若沉湎于意境，他会感到有点虚弱，心中难得痛快。他似乎更倾向于文学的认识价值——为了这份认识价值，他宁愿冷淡甚至放弃美学价值。当然放弃美学价值，不等于放弃艺术。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学价值”是从狭义上说的，大约等同于“美感”，而与“艺术”并不同义。

从文学史来看，两者兼而有之，相当困难，因为它们似乎是对立的。沈从文、蒲宁在创造了意境时，确实丢失了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锐利、深切、苍郁与沉重，而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获得这一切时，又确实使我们再也无法享受意境所给予我们的陶醉。后来的现代派为什么将笔墨全都倾注于不雅之物以至于使人“恶心”，也正在于它是以追求认识价值为唯一目的。美似乎与深度相悖、相克，是无法统一的，尽管事实并不尽然，但，人们感觉上认可了这一点。当下的中国作家虽然并未从理性上看出这一点，但他们已本能地觉察出这其中的奥妙，因此，在“深刻”二字为主要取向的当下，他们不得不将所有可能产生诗情画意的境界一律加以清除，而将目光停留在丑陋的物象之上。鲁迅与他们的区别是，鲁迅是有度的，而他们是无度的。鲁迅的笔下是丑，而他们的笔下是脏。丑不等于脏，这一点不用多说。

鲁迅也许还是从现实中看出了一些诗情画意，这从他的一些散文以及小说中的一些描写上可以看出，但，像他这样一个思想家，这样一个要与他所在的社会决裂、与他所在的文化环境对峙的“战士”，他会不得不舍弃这些，而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存在着的丑陋，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他甚至要对丑陋程度不够的物象加以丑化。这大概就是鲁迅的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秃头和癞头疮的潜在原因。

《离婚》及下文提到的《肥皂》都收录在小说集《彷徨》中

鸟头先生

《理水》中有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鲁迅未给他名字，只叫他“鸟头先生”。知情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鲁迅在影射顾颉刚。“鸟头”二字来自“顧”一字。《说文解字》：“雇”，鸟名;“頁”本义为头。

就单在《理水》一篇中，鲁迅就影射了潘光旦（“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林语堂、杜衡、陈西滢等，《奔月》影射了高长虹，《起死》又再度影射了林语堂。《采薇》中有：“他也喜欢弄文学，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学概论，气闷已久，便叫家丁打轿，找那两个老头子，谈谈文学去了；尤其是诗歌，因为他也是诗人，已经做好一本诗集子。”又有：“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话总让人生疑：又是在影射谁呢？至于说鲁迅在杂文中影射或干脆指名道姓地骂了多少人，大概得有几打了。当年，顾颉刚受不了，要向法律讨一个说法。其时，鲁迅在广州，顾致函鲁迅：“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望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鲁迅却迅速答复：请就近在浙起诉，不必打老远跑到广东来，我随时奔赴杭州。鲁迅之手法，曾遭许多人抨击，但他最终也未放弃这一手法。甚至在小说中，也经常使用这一手法。说鲁迅的小说是又一种杂文，多少也有点道理。然而，我们却很少想到：鲁迅的影射手法，却也助长了他小说的魅力。

“春秋笔法”，这是中国特有的笔法。借文字，曲折迂回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或是影射他人，甚至是置人于死地，这方面，我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甚至摸索出和创建了许多技巧（有些技巧与中国的文字有关，它们还是那些以其他文字写作的人学不来的）。这一历史既久，影射就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惯用武器。在人看来，这一武器面对中国特有的社会体制， 面对特有的道德观念和特有的民族性，是行之有效并且是很有杀伤力的武器。“旁敲侧击”、“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一部成语词典，竟有一串成语是用来概括这种战术的，久而久之，这一战术成了普通百姓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若为某种说话不便的原因所制约，两个中国人会在一种看上去毫无障碍的情况之下，依然畅达对话，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明确指出，只是云山雾罩，用的是代称、黑话之类的修辞方式。不在语境中的人听了，直觉得一头雾水，但对话的双方却心领神会。只可惜中国人说话的技巧，没有用到外交事务上，却用在了日常生活以及政治斗争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文字上的传统，所以到了“文革”，才会有将一切文学作品都看成是影射之作而大加挞伐、直至使许多人亡命的悲剧。影射之法，自有它的历史原因，也就说，当初是因社会情势逼出来的。但，后来，它演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攻击方式、话语方式乃至成为一种心理欲求，影射竟成了一种生存艺术。

影射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似是非是。具体说，被影射者明知道这就是在攻击他，但却不能对号入座。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讲隐蔽——越隐蔽就越地道；就要讲巧妙——越巧妙就越老到。这曲笔的运用，可以在前人的文字中找到无穷尽的例子。

影射之法，若从伦理角度而言，当然不可给予褒义，更不可给予激赏，但要看到它在艺术方面却于无形之中创造了一番不俗的业绩：它的隐晦（不得不具有的隐晦），恰恰暗合了艺术之含蓄特性。又因作者既要保持被影射者之形状又要力图拂去其特征、为自己悄悄预备下退路，自然就会有许多独到而绝妙的创造，作品中就会生出许多东西并隐含了许多东西。鲁迅将顾颉刚的“顾”一字拆解开来，演化为“鸟头先生”，既别出心裁，又使人觉得“鸟头先生”这一称呼颇有趣味，若不是鲁迅要影射一下顾颉刚，兴许也就很难有这种创造。而有时因硬要在故事中影射一下什么，便会使读者产生一种突兀和怪异：这文章里怎么忽然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便觉蹊跷，而一觉蹊跷，就被文字拴住了心思。

影射又契合了人窥探与观斗的欲望。我们倘若去回忆我们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体会，你得承认：他作品中的影射始终是牵着你注意、使你发生好奇心的一种吸引力。

时过境迁，我们不必再去责备鲁迅当年的手段了——他使用这一手段，有时也是出于需要与无奈。更要紧的是，他将影射纳入了艺术之道——也许是无意的，但在客观效果上，它与艺术之道同工合流，竟在某些方面成全了他的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凡小说都是影射——整体性的影射。

故此，“影射”一词，也可以被当作一个褒义词看。

《故事新编》

咯吱咯吱

鲁迅自然是严肃的。那副清癯的面孔，给我们的唯一感觉就是庄严、冷峻、穿透一切的尖刻。然而，他的小说却始终活跃在严肃与不严肃之间。我读《肥皂》——严格来说，不是读，而是听，听我父亲读，那时我十岁——

四铭从外面回来了，向太太说起他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是个孝女，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围着的人很多，但竟无一个肯施舍的，不但不给一点同情，倒反打趣。有两个光棍，竟肆无忌惮地说：“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铭太太听罢，“哼”了一声，久之，才又懒懒地问：“你给了钱么?”“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嗡。”四铭太太不等四铭将话说完，便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厨下去了。后来，在四铭与四铭太太吵架时，四铭太太又总提这“咯吱咯吱”：“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吱咯吱’，简直是不要脸！”“咯吱咯吱”这个象声词，在《肥皂》中多次出现。

它第一次出现时，我就禁不住笑了。我的笑声鼓舞了父亲，再读到“咯吱咯吱”时，他就在音量与声调上特别强调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笑。几十年来，这个象声词一直以特别的意思储存在我的记忆里。这绝对是一个米兰·昆德拉所言的不朽的笑声。在这个笑声中，我领略到了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品质，同时，我也在这笑声中感受到了一种小市民的无趣的生活氛围，并为鲁迅那种捕捉具有大含量的细节的能力深感敬佩。

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幽默品质的作家并不多，而像鲁迅这一路的幽默，大概找不出第二人。这种幽默也没有传至当代——当代有学鲁迅也想幽默一把的，但往往走样，不是失之油滑，就是失之阴冷。

鲁迅的幽默有点不“友善”。他的幽默甚至就没有给你带来笑声的动机。他不想通过幽默来搞笑。他没有将幽默与笑联系起来——尽管它在实际上会产生不朽的笑声。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快乐心情，而是出于心中的极大不满。他的幽默有点冷，是那种属于挖苦的幽默。鲁迅的心胸既是宽广的（忧民族之忧、愁民族之愁，很少计较个人得失，当然算得宽广），又是不豁达的（他一 生横眉冷对、郁闷不乐、难得容人，当然算不得豁达）。他的幽默自然不可能是那种轻松的、温馨的幽默，也不是那种一笑泯恩仇的幽默，是他横竖过不去了，从而产生了那样一种要狠狠刺你一下的欲望。即使平和一些的幽默，也是一副看穿了这个世界之后的那种具有心智、精神优越的幽默。他在《孔乙己》《阿Q正传》中以及收在《故事新编》里头的那些小说中，都是这样一副姿态。那时的鲁迅，是“高人一等”的。他将这个世界都看明白了，并看出了这个世界的许多的可笑之处，虽然有着对弱小的同情，但他是高高在上的，是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同情。

鲁迅的幽默是学不来的，因为那种幽默出自一颗痛苦而尖刻的灵魂。

（本文摘自曹文轩将出作品《经典作家十五讲》中《“细瘦的洋烛”及其他——读鲁迅》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