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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时空之流的个人记忆 ——冯友兰、金岳霖、钱穆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回忆录

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钱穆《师友杂忆》等回忆录相继出版。这些回忆录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集中回忆，也对西南联大的人际交往和学术研究进行了重现，用文学表达的方式建构了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回忆录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达空间，也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西南联大热”，彰显了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西南联大；个人记忆；回忆录

西南联大的创建和发展，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都是值得书写的。这所著名高校置身于西南边陲而能弦歌不辍，本身就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书写了现代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培养优秀人才、引领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守护教育理想的典范。他们不仅是战争时期的道德领袖，也是抗战时期的精神领袖。因此，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承担的使命是多重的，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勇武和良知。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冯友兰、金岳霖和钱穆等采用回忆的形式，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尽管由于叙事和立场的不同，他们对历史事件、社会活动和人物交集进行了个人化的追忆，却在无形中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西南联大回忆录潮流的兴起。为什么这一时期回忆录得以集中凸显?除社会因素外，“20世纪是‘虚构即美’的小说时代，回忆录常常被排除在审美范畴之外。而今天，人们开始用最朴素的方式与现实世界对话，也逐渐发现真实带来的美学效果……从‘虚构即美’到‘真实即美’的转向，是回忆录潮产生的审美因素”。也就是说，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小说的原因，在于小说无法满足读者对真实性的审美需求，而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能实现读者的审美期待。

一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冯友兰(1895~1990年)是西南联大“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官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首要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抗战时期影响最大、声名最显的中国哲学家。在1938年到1946年间，他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臻于成熟，连续写出6本著作，这就是所谓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文化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性成果。在1949年以后，由于长期受到批判、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他逐渐失落了自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回归自我。1984年12月，他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出版。在书中，他对自己在不同时代的经历进行了叙述，也对转折与变革的时代进行了反思。该书问世以来，深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牟钟鉴认为：

《三松堂自序》无疑是一部出色的学者回忆录，它给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生动可贵的资料，它很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学者的生活历程：在苦难中成长，在苦难中浮沉，在困难中觉醒。与苦难相伴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虽苦难而不离不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

因此，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为重要的学者回忆录之一，《三松堂自序》不仅是生动珍贵的学术史料，还是较为优美的散文集，这部散文集“忆往事，述旧闻，怀故人，望来者”,将哲学与人生融合、诗性与思想统一，对西南联大和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哲学进行了叙说，成为冯友兰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

首先，作品对西南联大生活的回忆。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在谈到自传和回忆录时说过：“作为一种历史洞见，自传的价值太有限了，因为自传家更关注写作时自己的思想状态，而非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说，自传更多关注的是自我，是关于个人的写作，而回忆录由于拥有“他性”(otherness)叙事的维度，虽以自我为中心，但更多关注的是他人、历史和事件。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三松堂自序》虽以“自序”为名，但它却不是自传，而是回忆录，它更多写的是时代、他人和往事，因此作者坦诚地说：“世人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由是观之，他是抱着是非自己省察、功过任人评说的态度写的回忆录。事实上，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冯友兰的一生都没有离开大学，他毕生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为著名的3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回忆录里他写到在南岳圣经分校的生活：

这座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过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

西南联大师生在兵荒马乱的南渡途中，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主体意识，使他们没有放弃对学术志业的追求，反而在愈发艰苦的环境里，生发出愈加坚强的意志，辗转千里，发愤著述，用艰辛的工作“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在南岳衡山，冯友兰讲授“朱子哲学”；到云南蒙自，他将讲稿出版时改为《新理学》，随堂讲授，每天按时写作，从不间断。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笃实治学的态度，成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缩影，也映射了战时知识分子在艰难时势中的真实写照。此外，作者还写到西南联大同事间的学术交流和生活交往：

当我在南岳写《新理学》时，金岳霖也在写他的一部哲学著作，我们的主要观点有些是相同……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受我的影响则很小。他曾经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如果将金岳霖的《论道》和他的“贞元六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确实就是冯友兰之所以成为冯友兰的重要原因。金岳霖“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而他则不一样：他的学术著作文风简重，不事雕琢，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他的文学作品，洒脱自然，长于抒情，看似毫不经意，实则超越藩篱。如在1943年，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拟给蒋介石上时局陈情书，推举冯友兰代笔，信中有“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和“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等，据陈雪屏教授说，蒋介石看完这封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复信西南联大党部，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实行立宪。由此可以看到，由于他国学根底雄厚，有高度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出众，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冯友兰经常被推举为主笔，充当西南联大的“代言人”，对西南联大的公共交往、政治事务、教育行政发表看法。因此，在这些信函和《三松堂自序》中，作者文辞优美,简练含蓄，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充分体现了中国语言的言辞之美，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文学造诣和语言运用能力是非常罕见的。

其次，作品对知识分子情怀的回忆。对于回忆录，廖久明认为：“回忆录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名义回忆的(包括写作、口述等方式)，让他人相信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作品。”根据他的界定，回忆录的必备条件：一是亲历、亲见、亲闻和亲感；二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说事实)。因此，回忆录的作用在于还原历史和反映所回忆的时代、集体和个人。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说到，作品“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建树的哲学家之一，在冯友兰的身上印刻着时代的种种波诡云谲，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三松堂自序》里，读者可以感受到鲜活真实的冯友兰，感受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大学和中国哲学，也可感受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者曾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里多次引用宋代张载的“横渠四句”，如《新原人》的《自序》里就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是作为中国哲学家的思想抱负和精神期许，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民族复兴而追求真理的普遍心声。在20世纪的中国，以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闻一多、陈铨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生于晚清，早年接受传统教育，等到青年或成年时纷赴海外或者留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将“阐旧邦以辅新命”作为“平生志事”。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葆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因而他们在考虑群体与个体、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往往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品格。如回忆录里他在谈到个人与社会时说：

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个人只要在社会之中才能存在，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跟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像一盘散沙中的一粒沙子，而是像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把人的一只手从他的身体分开，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都是从人和社会的关系说的。

他认为，如果为了个人享受而追求，就是自私自利；如果为了社会、国家而追求，那就是为公，那就不是利而是义。因此，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视群体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甚至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1944年，日本侵华部队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政府军队不断失败，遭到社会各界责难，政府把军事失败归咎于中国兵员素质差，于是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8月27日，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动员和鼓励知识青年从军。据《三松堂自序》记载，西南联大召开动员大会，鼓励学生从军，冯友兰、闻一多等都发表演讲，希望学生积极从军，抵抗敌人的侵略：

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到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不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到，冯友兰、闻一多等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尤其强烈，在对待民族生死存亡时没有“保持静默”，而是登高振呼，鼓励青年学生积极从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体现得非常明显，甚至冯友兰还亲自把长子冯钟辽送上缅甸抗日战场。可以说，《三松堂自序》“作为一部学术名家的回忆录是相当出色的……用哲学家的眼光回顾自己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无疑是民国以来的学术史、教育史和政治史，提供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史料，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部回忆录最令人感兴趣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和情怀。

二

金岳霖(1895~1984年)毕生从事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西方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创立了新道论哲学思想体系，提出了独特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在中国逻辑学界，金岳霖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逻辑学的建构和发展，培养了沈有鼎、王宪钧、冯契、王浩、殷海光、周礼全等优秀学生，被称为“中国哲学第一人”。他的学生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里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

汪曾祺对老师金岳霖率真、笃实、坦诚的性格进行了真实的描绘，而文中提到的“怪”，其实反映的是金岳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1981年到1983年，他在老朋友姜丕之的建议下撰写回忆录,完成了《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的第一部分，对同时代学者的思想、生活与情趣，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了生动具体的回忆；该书的第二部分，则是当代中国学者对他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轶闻等的回忆和研究。1995年，该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赞扬，如王路认为，“读完《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一书之后，对于这种‘怪’终于有了一些理解。与其说这是金先生本人的独特性，不如说这是他所作学问的独特性”,把金岳霖对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的独特贡献作了理解和阐释。

首先，作品对同时代学者的回忆。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中说道：“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因此，他认为对于历史和历史场域中的人，最需要的，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评价。作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受到了同时代学者和他的学生的尊崇和景仰。在回忆录里，他除了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治学道路进行回顾外，还对同时代的学者和同事作了回忆，“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同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接触到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忆回忆",因而他在作品里写到了许多逝世或者健在的学者，如胡适、梁思成、陈寅恪、张奚若、钱端升、周培源、陈岱孙等。对于逝世的学者，他以学者的理性和同情，也以朋友的真挚和理解，去回忆时代场域中的历史人物，而没有加以任何的“傲慢与偏见”；而对健在的学者，他也客观、平和地去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行谊。如他在写到陈寅恪时说：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陈寅恪学贯中西、文史兼通，被称为“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但在1995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他并非耳熟能详的学者，而陆键东著作的出版，催生了中国大陆的“陈寅恪热”。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金岳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对陈寅恪的博学作了最好的注释，这对于理解与认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的作用，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其他的同时代学者，他也以哲学家的严谨、理智去评价。如谈到他的同事陈岱孙：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陈岱孙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与金岳霖在清华时就是同事，有共同的朋友和交往空间。但是作为同道好友，金岳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办事，因而也认为陈岱孙不能办事。在昆明他们住在唐继尧留下的家庭戏园里，朝夕相处，才知道陈先生精明能干，因此对他进行了客观描述和理性评价，这与他秉持的注重分析和持久思考的学术训练有关，也显得友情的弥足珍贵。

其次，作品对联大学术研究的回忆。如同其他学者一样，西南联大的生活同样融进了金岳霖的生命历程，成为他回忆录中的重要驿站。1997年1月，于光远发表了《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对回忆录的内容作了说明：“把他的主要经历、他的社会交往、他的学问、他的思想演变、他的性格、他的特殊爱好都描绘出来了，读起来很有味道。”确实，金岳霖的回忆篇幅不算很多，但内容异常丰富，对他的求学经历和归国后的治学都作了如实的记载，更对剧烈变动的时代多有记录，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其中，西南联大的学术生涯成为金岳霖回忆的主要内容。如谈到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3部重要著作：《逻辑》(1936年)、《论道》(1940年)和《知识论》(1983年)，他说：

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认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后面这本书中介绍一个逻辑系统的那部分简直全是错误，我也没有花工夫去改正我的错误。我的学生殷福生先生曾系统地作了更正，也不知道他的改正正确与否，竟以不了了之。

金岳霖的这3本著作，作为哲学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构成了他的新道论哲学思想体系。对于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学界认为：

留给我们的不是那“未生先死”的应景时品，而是不属于某一时代可以为任何时代所分享的经典；他拒绝那些浅薄、庸俗和无根的各种各样的“说教”和“妄语”，而是细雕地去建置“知识范式”和博大精邃的哲学体系。

因此，金岳霖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分析风格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其对纯粹哲学的追求和创造，铸造了中国哲学的新品格，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时代。在他的3本著作中，“花工夫最多”的《知识论》：

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

所谓的“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的重新写，可是这本著作由于历史原因，直到1983年才公开出版。其时，由于敌人不断空袭，给西南联大学人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得金岳霖不得不重整头绪再研墨，也使得《知识论》成为他最花时间、多灾多难的著作。此外，在回忆录中，他还写到在昆明养黄毛公鸡、喜欢吃的水果等，鲜活地记录了战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和特殊爱好。因此，有学者认为：“后来有一本《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其中金岳霖自己的回忆弥足珍贵，这是因为金岳霖一向吝啬于感性文字的写作，回忆之类的文字更是罕有。”但正是这些感性的文字，让他将西南联大的学术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印迹深刻，带给读者以别致的审美愉悦。

三

钱穆(1895~1990年)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以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学界，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在一生中，他以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其学问宗旨和终极关怀大都指向中国文化的传承，因此他的学生余英时认为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在1977年到1982年间，他写下了《师友杂忆》，对求学经历、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学问转变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追忆。可以说，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他叙述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983年1月，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将1974年完成的《八十忆双亲》和《师友杂忆》合刊出版，1986年岳麓书社、1988年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出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对于这部著作，朱学勤评价说：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的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在这部简洁优美、情深意切的回忆录中，作者追忆了西南联大学者的相互交往以及他在云南的学问人生。

首先，作品再现联大学人的交往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了“交流记忆”的概念，认为“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引语、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之间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对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阿斯曼的交流记忆经由个，人的事后回忆，就成为了人际交往的历史，形成特定的个人记忆。作为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里记载的西南联大并非是最全的，也不敢妄言是最好的，但却视角新颖、语言优美、流畅生动，以独特的个性记录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往，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怀旧性作品之一。如作品里写到联大学人在南岳的生活：

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

在某种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会形成历史性记忆，这种交往记忆由于在特定的时空中有相互的认知、理解和感受，会形成经验性的人事判断。在回忆录里，晚年的钱穆在叙述西南联大学人的交往时，就对吴宓、沈有鼎、闻一多等作出了人事判断。抗战爆发前，钱穆是北大教授，吴宓、闻一多和沈有鼎是清华教授，都是“孤僻寡交游”的学者，但是在南岳衡山，他们4位教授共处一室，作者根据相处的经历，对他们形成了一定的事实判断，认为吴宓教学负责，备课认真；闻一多研究勤奋，撰写论文；沈有鼎喜欢闲谈，遭到吴宓申斥。从这种真实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西南联大学人的清苦和勤奋，也可以看到不同学人的性格和特点，他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表现了各自的主张和识见，也表现了西南联大学人的人格和风范，他们在平凡中坚持着不平凡的工作，在不平凡的工作中写就了人生的辉煌，钱穆对此作了最形象的阐释。同时，回忆录还谈到在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国史大纲》的缘起：

梦家尤时时与余有所讨论。一夕，在余卧室近旁一旷地上，梦家劝余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余言材料太多，所知有限……一夕，又两人会一地，梦家续申前议……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

早年，陈梦家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被称为“新月派四大诗人”。1937年，他经闻一多推荐到联大中文系任教。在云南，陈梦家与钱穆“常相过从”，经常在一起讨论，最终促成了这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的诞生。《国史大纲》于1938年5月在云南蒙自开始撰写，1939年6月在云南宜良完稿，1940年6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著作中，钱穆第一次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强调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而要唤起民族的觉悟，必先认识历史。因此，《国史大纲》作为钱穆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得益于联大学人间的交流交往。

其次，作品重现联大学人的思想行迹。钱茂伟认为：“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是群体性的个体动物。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不可能成为真空人物，必然要与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就会留下彼此间的交往记忆。”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人际交往，不仅凸显了人际交往的范围，而且凸现人际交往的轨迹。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钱穆详细地记录了与联大学人的交流交往，也写到他在联大的教学和研究。观其生平，钱穆与冯友兰、金岳霖、陈岱孙、汤用彤等教授不同，他一生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远赴海外求学，而是从小学教师做起，逐步成为知名大学的教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授课认真，一丝不苟，严谨求实，讲课时感情极为投入，教学效果非常好。据听他讲过中国通史课程的何兆武回忆：

当时教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他讲课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据说抗战前，钱先生和胡适、陶希圣在北大讲课都是吸引了大批听众的，虽然这个盛况我因尚是个中学生，未能目睹。钱先生讲史有他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加之以他所特有的激情，常常确实是很动人的。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大片河山沦丧，一些人甚至知识分子都对抗战失去信心。但是，钱穆通过中国通史的讲授告诉人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会消亡，中国就绝对不会亡国。可以说，在国难方殷、学校播迁之时，他的讲授不仅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而且也强化了时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此期间，他还把史学研究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已任，实践了中国古代文人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他而言，《国史大纲》的撰写，就是他的爱国思想在战争时期史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研究中，他宣扬历史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观，认为民族复兴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复兴，而复兴文化首先要复兴史学。对此，韦政通指出：“在抗日时期，对弘扬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钱先生居功甚伟。”作为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出版后引起学界的轰动和论争，钱穆同样在回忆录里做了记述：

越有年，《史纲》出版，晓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庆晤傅孟真，询以对此书之意见。孟真言：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晓峰言，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又北大学生张君，已忘其名，在上海得余《史纲》商务所印第一版，携返北平，闻有整书传钞者。其实尚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作品里提到的“晓峰”，就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张其昀，他在抗战期间曾到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傅孟真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由此可见，《国史大纲》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一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作为知名学者的回忆录，与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都是西南联大历史记忆或者说个人记忆的著述，“就此来看，几乎都是完成于80年代初期的冯氏的《三松堂自序》与钱穆的《师友杂忆》，呈现出颇多不同的格调——前者如同一部对著述的文外注释，而后者却重在追忆与评判自我，在记述、描写与议论间，颇具诗性魅力"。

此外，西南联大知名学者这一时期的回忆录还有陈岱孙的《往事偶记》、卞之琳的《雕虫纪历(1930~1958)》等，都是对西南联大历史和学人的个人记忆，这些回忆录语言朴实，看似平淡如水，实则饱含真情，以学者的眼光和见解，对他们所经历的抗战以及西南联大的诸多事实进行了客观叙述和理性阐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四

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录的兴起成为了突出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此集中地、大规模地发表、出版作家回忆录，大概也只有20世纪30年代差可比拟”。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写作了回忆录，如茅盾、巴金、冰心和臧克家等，众多的学者也写下了个人的回忆录。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冯友兰、金岳霖和钱穆等学者以回忆录的形式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物进行了集中追忆。在回忆录中，他们对抗战时期迁徙流亡的往事进行了回顾，也对西南联大的人际交往和学术研究进行了重现，用文学表达的方式建构了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叙述就是建构，西南联大是历史的存在，也必然承载着历史的叙述。因此，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钱穆《师友杂忆》等回忆录中，西南联大和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作者对这些知识分子个体和群体的心路历程作了多维度、全方位的呈现和展示，也给读者提供了理解西南联大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西南联大被书写、被叙述，也对作为书写者和被书写者的家国情怀、交往记忆、师生情谊、学术志业等作了具体生动的表达，西南联大的历史和想象逐渐清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符码以致被神话。可以说，这些回忆录再现了流亡、战争、旅途和理想、信念、拼搏的生存图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互动中，叙述者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呈现，催生了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回忆录，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南联大想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的回忆录，以自传体或者自叙传的形式，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所进行的回忆或追忆，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使得对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更加丰富，他们的回忆录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离乱迁徙的描绘，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际遇和知识学问的追求，以及奋勇拼搏的治学精神、使命责任担当的书写，还有对西南联大学人的思想和志业、信念和追求、人格和风范的表达，凸显了文学文本中的历史书写，也达成了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的深度融合。正如博伊姆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才有了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坚韧和乐观、牺牲和救亡的真实呈现，以及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振兴的期望、学术报国的实践、求知探索的努力的全景呈现。他们的回忆录不仅再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西南联大热”，让尘封已久的西南联大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揭示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高等教育史上西南联大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