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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人生 汪曾祺传》 陆建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对于汪曾祺上学以后显露出来的文学天赋和才能，祖父汪嘉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亲自教汪曾祺读《论语》，指导他写初步的八股文，还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其实，当时汪曾祺才13岁，小着呢。

为了进一步培养汪曾祺，祖父慢慢觉得，光凭自己肚里那点墨水是不够的，得给他另请老师，唯名师才可出高徒嘛。这一点，汪菊生深表赞同。单是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汪曾祺就先后跟过两位先生分别学《史记》，学桐城派古文。

第一位是张仲陶先生，他是汪菊生的朋友，一位很有学问但又很怪的朋友。他薄有资产，但不治生业，却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是全城唯一用蓍草算卦的人。据说有几卦算得很灵。有一个女佣，被主人怀疑偷了金戒指，有冤没处伸，浑身是口说不清，便来求张先生算卦。张先生一算，很有把握地说：“戒指没有丢，就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那一天，汪菊生请张仲陶吃早茶，听他讲《史记》如何如何好，特别是《项羽本纪》怎样怎样生动，忽然想起父亲说过要为汪曾祺另请老师的话，第二天就把汪曾祺领到张先生家里。张仲陶慨然允诺收下汪曾祺这个弟子，专门给他讲授《项羽本纪》。他讲课的方法很特别，在汪曾祺和自己面前各放一本《史记》，讲课时并不怎么看，只是说说，闭着眼睛先朗朗地背诵一段，然后讲解。讲至得意处，特别是讲到司马迁对项羽成败的评价时，张先生霍然起立，一改平时轻声吟哦，仿佛变了一个人，顿时慷慨激昂起来。“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朗诵完了这一段，张先生并不坐下，他不胜唏嘘，仍沉浸在激动感慨之中。这

情绪感染了汪曾祺，使他觉得这段话不是司马迁写的，倒像是发自张先生本人的胸臆。由此汪曾祺初步领悟到《史记》感人的文学魅力。

第二位是韦子廉先生。家人让汪曾祺师从韦先生，一是学书法，二是读桐城派古文。韦先生别号鹤琴，是临泽人，长期教书，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癯，平时惯穿一件灰色长袍，天气稍凉时偶加一件黑色缎质团花布扣的背心。他没有在学校里教过汪曾祺，是汪曾祺的三姑父把他请到汪家，利用暑假对他进行指点。韦先生是全县有名的书法家，让汪曾祺每天写大字一页，写《多宝塔》，所教古文则全属桐城派。举凡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刘大櫆的《游三游洞记》《骡说》等，这些代表桐城派水平的散文佳作，韦先生都一一精心讲解，并指导汪曾祺反复诵读，仔细揣摩，务求得其精髓。一个暑假很快过去了，汪曾祺随韦先生学桐城派获益匪浅。这些文章疏疏几笔，显其特征，笔墨经济画形象，要言不烦写性格，生动地体现了桐城派倡导的“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的创作主张。有一个时期，汪曾祺读桐城派入了迷，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知道。教初三几何的顾先生，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曾刻意辅导汪曾祺，一心想培养汪曾祺将来进中央大学，学建筑，当建筑师。学建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画画好，二要数学好。汪曾祺画画不成问题，可数学却不行，他的心思、兴趣早被文学、被桐城派所吸引，任凭顾先生如何指导，仍无明显效果。桐城派讲究文章简练，而几何是要一步一步论证的，汪曾祺哪有这门心思？他演证几何常取跳跃式，当然不行。气得顾先生长叹一声，对汪曾祺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

可以说，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影响了汪曾祺的终生。他自己认为，韦先生教他的那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直至汪曾祺进入古稀之年后，仍念念不忘韦先生的教诲之功。他曾为此专门作诗纪念：

绿纱窗外树扶疏，长夏蝉鸣课楷书。

指点桐城申义法，江湖满地一纯儒。

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文教师很有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教汪曾祺语文的有好几位老师，其中高北溟先生是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语文教师之一。汪曾祺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都是高先生教国文。他很有学问，也喜欢汪曾祺。在高先生教课的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而在高先生所授的古文中，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就是归有光的文章了。虽然归有光的名文仅《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那几篇，但这些富有人情味的优美散文，使汪曾祺过目不忘。他对归有光那些谈学论道的文章毫无兴趣，却觉得归有光的抒情散文像谈家常似的随事曲折，若无结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了无痕迹，常于平淡中包含几许惨恻，悠然不尽，无意为文却文采斐然，简直是个奇迹。汪曾祺如此喜爱归有光，还因为归有光常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汪曾祺的气质很相近，所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读者常常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出其中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高北溟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除了学业上的因素，更有人格上的因素。他为人正直，待人以诚，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终生勤奋。汪曾祺后来把对高先生的敬爱一一写进题名为《徙》的小说之中，只是小说中写高北溟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学教书了，是为了渲染人物的悲怆遭遇而虚构的，事实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邮县立初级中学任教，直至寿终。

进入初中后，汪曾祺在语文方面崭露头角的同时，他的绘画、书法、刻石以及演戏等也大有长进。当然，初中毕竟不是艺术专科学校，这一切均得在国文、数学等正课之余进行。教图画手工的老师，教音乐的老师很快发现汪曾祺艺术方面的才能，于是，他们让他刻竹子对联，课余排戏。这一切，汪曾祺不仅高高兴兴地接受，甚至乐此不疲。这一方面得益于自幼受家庭影响，父亲画画，玩乐器，他耳濡目染，于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他的父亲很开明，不像有些父母一味要求子女死啃书本。汪曾祺嗓子很好，高亮细润，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在家里，常常是父亲拉琴，儿子唱。学校开同乐会，儿子邀父亲去伴奏，父亲总是乐呵呵地一口答应，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

至于汪曾祺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严格讲来，是他自己“看”的结果，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师承。小时候，他“看”父亲画。上初中了，除了继续“看”父亲画，还常“看”街上那些以画画为生，却是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每天放学回家，一路上只要有可以看的画，他都要走过去看看。

他看中市口街东的张长之最擅长的“断简残篇”。张长之总是用一条旧碑帖的拓片（多半是汉隶或魏碑），半张烧煳一角的宋版书的残页，一个裂了缝的扇面，一方端匋斋的印谱……七拼八凑，构成一个画面。这种“断简残篇”，乍看像贴在纸上，很逼真，也很雅。

他看北门里街东的管又萍画人像，这是一个优秀的肖像画家。汪曾祺的二伯父和生母像都是管又萍画的。对他们汪曾祺都没有印象，但家人都说画得像，所以汪曾祺对管又萍很佩服。

他还看一家专门画钟馗的，但这家的门总是关着，只有到端午节时，这家人才在门前柳树上拉两根绳子，挂出几十张钟馗画像：饮酒、醉卧、簪花、骑驴、仗剑叱鬼、从鸡笼里掏鸡、往瓶里插菖蒲、嫁妹、坐着山轿出巡……

就因为常“看”，汪曾祺于潜移默化之中提高了绘画水平。初二的时候，他画了一幅墨荷，父亲帮他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是汪曾祺的画第一次被装裱。以后上高中，功课很紧，就很少有工夫画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