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平原教授2003年于太原崛围山傅山读书处留影

陈平原教授书法作品（傅山《霜红龛文集_杂记》）

去年五月间，我和妻子夏晓虹到北京郊区拜访小说家李锐、蒋韵夫妇，闲聊时，谈及十五年前的太原之游，感叹唏嘘。那回是在北大参加“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应李锐夫妇的邀请，专程到太原游玩的。同行的有王德威、奚密和梅家玲。游览晋祠、双林寺、镇国寺、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感觉都很好，可印象最深的，还是太原郊外崛围山的多福寺。此寺初建于唐贞元二年，但屡经战火，目前建筑乃明洪武年间重修，这在遍地文物的山西，实在不算什么。但这里有傅山先生读书处，故庙小名气大。就比如我们，便是冲着道人而不是寺庙去的。

明崇祯十五年（1642）前后，傅山曾在多福寺附近构筑青羊庵，入清后改名霜红庵，是其专为读书和著述而建。若是观赏红叶的季节，这盘山公路肯定拥挤。好在我们来得巧，路上车不多。山顶树少，视野极佳，俯瞰晋中大地，遥想傅山当年。寺里有个小型的傅山生平事迹展，图片已变色，编排也不算精彩，但聊胜于无。站在“傅山先生读书处”拍照，这对自家日后学业，是个无形的督促。那是我第一次使用数码相机，很容易翻查，时间是2003年10月27日。

傅山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医学，太原城里有傅山医院、傅山药业街、傅山文化园，还有傅山配制的滋补食品“头脑”。而我之结缘傅山，则纯粹是因为文章。在我的所有著作中，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日后有好多版本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大概是传播范围最广的。此书第七章“笑傲江湖”中，有这么一段话：“明清之际的傅山有句妙语，说透了世上读书人的心理：‘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霜红龛文集·杂记三》）春风得意者大概不会念念不忘游侠，只有屡经坎坷备尝世味者，才会深感人间侠士的可贵。当初太史公‘愤激著书’传游侠，后来者读《游侠列传》则‘喜动颜色’，不就因为借此可以发泄一肚皮宿怨？”

司马迁尚气好侠，以及《史记》特别喜欢发挥“缓急人所时有”，这点宋人张耒《司马迁论》和明末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都有涉及。别人只是书斋里的感叹，傅山不一样，明亡后带着孩子四处游荡，结交天下豪杰，是颇有侠士的气质与风采的。1654年的“朱衣道人案”，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中提及：“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读审判记录，官吏的怀疑不是毫无道理的，幸亏傅山小心应对。当然，最终得以脱险，还要靠门人的“奇计”。傅山当初是否直接介入反清复明大业，很难说，但这并不妨碍后世史家及文学家驰骋想象，将其塑造成天崩地裂之际“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大侠。

当然，如此四海纵横，注定了傅山是个心胸开阔的读书人。《霜红龛集》卷二十五有云：“好学人那得死坐屋底！胸怀既因怀居卑劣，闻见遂不宽博。故能读书人亦当如行脚阇黎，瓶钵团杖，寻山问水，既坚筋骨，亦畅心眼。若再遇师友，亲之取之，大胜塞居不潇洒也。”如此阅历与才华，诗文书画样样俱佳，加上其最负盛名的医术，傅山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少有可匹敌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个异类。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文学史家通常将傅山（1607—1684）放入清文，而张岱（1597—1680）则属于明文。甲申之变（1644）发生时，他们都是成年人。面对如此并非亡国而是亡天下的惨痛局面，作为深明大义的读书人，“守”还是“不守”，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只有十几岁，“不守”没有问题；最难抉择的是那些已经成年、甚至有功名的，他们有相对固定的立场、知识与信仰，面对新朝的威逼利诱，进退两难，格外痛苦。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的这一年，张岱48岁，傅山38岁，黄宗羲35岁，顾炎武32岁。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讨论顾、黄的文章是明文还是清文，他二位的撰述是清学的开山之作，其文章当然属于清文了。比较复杂的是张岱和傅山，入清后张还活了36年，傅也活了40年，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清朝，但学界谈明清之文，张岱属于明，傅山则归清。之所以这么划分，相差十岁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自我认同。

张岱的生活趣味与文章风格跟公安、竟陵有密切联系，其人际关系也多属于江南文人。晚明小品与江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傅山不一样，这位山西大汉，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张岱入清后的诸多文章，如《陶庵梦忆》等，追怀前明的好日子、江南的文人风采及民间习俗，依旧生活在二十年前的世界里。至于山西阳曲人傅山，文中很少关于晚明生活的描述，和江南文人也没有多少往来。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称其“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可见其趣味。相反，他和明遗民中主张抗清的这批人，譬如顾炎武、李二曲、孙奇逢等有密切交往。也就是说，他本人以及整个生活圈子，属于明遗民中倾向于积极行动的，故将其置于清初的政治、思想、学术及文学潮流来论述，再合适不过。

此后几年，因撰写《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是日后的《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14年版；台北：二鱼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我又与傅山迎面相逢。在第五章“八股时代与晚明小品”中，我先是引傅山《霜红庵集》卷十八《书成弘文后》，谈明清文人对八股的批评：“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后又在谈及明清易代，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折，小品依旧奇情异彩，可风格已由空灵一转而为沉郁时，特别表彰傅山的文章：“明亡后隐居不仕、自号‘朱衣道人’的傅山，还在写洁癖写豪饮，写老道写怪厨，可笔锋一转，写起‘先我赴义死’的《汾二子传》来，笔带调侃，但已无轻佻之气。”

说到隐居，不能不提傅山的《仕训》：“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即使有好时机，也不该轻易出仕，为什么？不说“天意自古高难测”，就算上下级之间，也都没有什么自由，很难找到与自己性情相投的。读书人所倚仗的是一个“志”字，若志向不能实现，当官有什么意义？危急关头，意气用事，一死谢君王，这实际上于事无补。所以，真正明智的，应在读书中寻“志”，所谓萧瑟门庭自有风流。读到这里，你很容易联想到晚明文人喜欢隐居的传统，比如陈继儒。可明亡以后傅山的浪迹江湖与陈继儒太平年代的隐居昆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不再只是文人清高，看不惯官场污浊，而是强忍隐痛，坚守节操。即便没像传说中那样肩负反清复明重任，开展各种秘密活动，单是借悬壶济世游走四方，也都注定要经历很多磨难。

这并不意味着晚明文风对傅山毫无影响，相反，我们可以找到若干晚明小品的痕迹，以及他是如何从中挣扎出来的。《帽花厨子传》讲一个世家子，不去攻举业，而执着于庖厨，蔑视世俗功名，津津乐道于如何做菜。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确有这么潜在的一脉，那就是对饮食及饮食文化的格外关注，从苏轼、袁枚一直到当代作家汪曾祺、陆文夫、王世襄等，都有这种雅好。另一篇文章《间过元仲》也很有趣：“间过元仲，门庭萧索，薨薨金石声流户外。”萧索门庭里，居然传来金石声，读者猜，大概作者是想写隐居陋巷的高人正在弹琴。不是的，推门进去一看，是元仲在刻石，刻的正是傅山的书法作品。时已过午，问吃了没有，他说“无米”；问饿不饿，他说“好此亦不甚饥也”。后面一通议论，谈如何看待此“镌字迂矣，忍饥镌字，迂之迂也”。这种对某种技艺的特殊执着，跟晚明袁宏道、张岱等再三致意的“一往情深”的“痴”，是异曲同工。应该这么说，在傅山的小品中，晚明文人的某种风气，还是有所存留的。只是这种痕迹不太明显，且你感觉得到后面有一种很硬朗的东西在支撑着。

傅山的名声，第一是医术，第二是书法，第三才是诗文。不懂医，并不妨碍你欣赏他谈医的文章。比如他有一篇杂记：“医犹兵也。古兵法阵图无不当究，亦无不当变。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要说变化之妙，可谓一通百通，“妙于兵者”，必定“妙于医”，也妙于书，妙于文——后两句是我添的，但谅必能得到他的认可。兵、医、书、文，运用之妙的关键，在傅山看来就一个字，不要“奴”，要敢于有自家面目，才能变化无穷。《医药论略》中提及“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这就好像“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这还没完，最能表现文人习气的，是下面这一段：“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如此文章，不知学医的看了有何感想。当然，人家根本就不是在论医，而是在说人。傅山对于“奴人”极端不屑，就像另一则杂记所说的：“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

我喜欢傅山此类文章，因其第一杂学博识，第二诙谐刻薄，第三口语入文。但传统文学史家，不太看好此类杂文。目前影响最大的高校教材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于1962年，多次修订重印）、冯其庸等《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初版，多次修订重印）、刘盼遂与郭预衡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日后多次修订重印）均不收傅山散文。2000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我编的《中国散文选》，兼及古代与现代，收录傅山的《汾二子传》《拙庵小记》《作字示子孙》《训子侄》四则，可见个人偏好。前两则属于传记，比较好理解；难得的是我选了两则家训。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撰《关于家训》（收入《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开篇就是“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的”，接下来表彰的“老实近人情”“见识情趣皆深厚”的家训，从汉人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晋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一直说到明末清初的傅青主《家训》、冯钝吟《家戒》等。当然，周本人最推崇的是《颜氏家训》，不同于世人之注重道德教诲，周强调的是“宽严得中，而文辞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参见《颜氏家训》，《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收录众多教育子孙的言论，除了讲人生百态，还谈文说诗论音韵，当然最有名的是“字训”，如“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等。“家训”作为一种文体，主要以子孙为拟想读者，确实如周作人所说的比较诚实，但也不排除写作者戴面具已经习惯成自然，且并无自家见识，留给子孙的也是一通大话空话。再说，当父母的，跟孩子说的并不全是真话，也会有所保留。或怕孩子误解，刻意修饰隐瞒；或觉得时候未到，“天机不可泄露”。在这个意义上，“诚实”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历代家训中，诚实、真率、见性情，且有恰到好处的自嘲与自省，这样的好文章并不多见。另外，家训不仅仅是写给子孙的，也可以借此表达自家情怀，包括志向与郁闷，因而越到后世越有做文章的味道。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段家训，举的例子是自己早年临摹圆转流利的赵孟頫墨迹，“不数过而遂欲乱真”，理由很简单，学正人君子难，“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赵孟頫的字，喜欢的说温润娴雅，不喜欢的说妍媚纤柔，这都没问题。可没想到傅山将其一棍子打死，并告诫子孙：“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

要说单从书法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奸佞、狡诈或残暴，其实很勉强；要不，书法评论家就可以兼管人事了。北京人喜欢吃酱菜，可“六必居”这三个字是明代大奸臣严嵩写的，你能据此分辨正邪吗？不要说单幅作品，就是书法全集，也都很难一一对应。无论“字如其人”还是“文如其人”，说的是大趋势，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切忌鼓瑟胶柱。这段家训的结尾，常被史家及书法评论家引用：“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也。”

作为一种美学主张，傅山的“拙”论在书法史上很有意义。但傅山之所以不喜欢赵孟頫的书风软美，也不赞同董其昌的“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画禅室随笔》），是别有幽怀的。身处乱世，目睹世风颓败的青主先生，刻意强调“心正则笔正”，“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既指向书风，更指向士风。作为赵宋宗室，赵孟頫后来投降元朝，做到翰林侍读学士等，如此没有骨气，傅山是很看不起的。因鄙薄其为人，连带也贬低他的字，这是明遗民的洁癖，值得尊重。在另一处家训中，傅山自己也承认，如此激烈地批评赵孟頫，是基于道德义愤，不纯然是美学立场：“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

2001年春夏，我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课刚开讲，反应不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了，提议出版讲课记录稿。于是，请几位研究生帮助录音，并做了初步的整理，我再据此修订成文。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后记》中，我提及：“一开始没经验，有课（归有光、王思任）没录上，有的（龚自珍）则换带子时缺了一大截；还有三讲（徐弘祖、刘侗、傅山）整理出初稿后，感觉不满意，自己压下来了。至于李渔、袁枚、章学诚三家，已做好准备，但没来得及开讲。这样七折八扣，原先设想的十八家，就剩下眼下的九讲了。”不少人很好奇，说没录上也就算了，为何已有初稿的徐弘祖、刘侗、傅山三讲，不整理发表呢？

傅山这一讲，原题《气节之士与杂家之文——傅山的为人与为文》，分“杂家之文”“气节之士”“家训之体”三节，课堂效果很好，可那很大程度得益于傅山本人的传奇性——单是依据傅山《因人私记》《汾二子传》加上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讲述其如何“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病极待死》），不难有精彩的铺排与阐发。正如周作人《关于傅青主》（收入《风雨谈》）所说的：“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坚守气节，鄙视功名，此等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极难。过去如此，今天也不例外。这一讲最终没有入集，是因为专业性不够，毕竟，讲课和著述是两回事。

这回因《名作欣赏》邀稿，且说明面对的不是专家，而是喜欢文学的普通读者，我于是鼓起勇气，拿出多年前的记录稿，看能不能修订增补，拿出来发表。为了定一定准星，重新翻阅魏宗禹的《傅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赵园的《我读傅山》（《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以及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结论是，还是藏拙好。

记得上大学时，某位老师讲过，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最好不要轻易撰文或著书，一旦立意写作，必须清醒客观，且条分缕析，这样一来很容易破坏美感。还是留着自己慢慢品味好——几次邂逅傅青主，没能有像样的论说，只能这么自我辩解了

近日附庸风雅，在京举办书法微展，我专门写了幅有关傅山的字，居然大获好评。内容是：“傅山《霜红龛文集·杂记》曰：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