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3年6月的一天傍晚，有人喊着“丁老师，丁老师！”敲开了丁家大门。在那个年代，有的人看见父亲，巴不得离得越远越好，唯恐沾上一点污浊。这个人倒好，不但找上门来，还一口一声丁老师，是谁呀？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看不清他的脸，只见一头白发。他迅速地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搜寻着快要失去记忆的脑细胞，可还是没有想起来。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学生？

“丁老师，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在第三福利站的学生呀！我叫王观泉。”

说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福利站，父亲的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了……

中福会第三福利站的师生缘

1949年底的一天，父亲一清早就到三站去了。上课时，父亲向同学们宣布：得北京消息，宋庆龄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的话还没讲完，大家顿时鼓起掌来，欢呼声差点把屋顶掀翻。有人提议，向正在北京开会的宋庆龄表示祝贺。有的说写庆贺信，有的说拍电报，有的说送一件纪念品……大家七嘴八舌，父亲真不知该听谁说话。忽然有一个声音盖过了所有的人：“我提议送一块匾额，上边写‘祖国万岁’……”他刚说到这儿，一阵欢呼声打断了他的话，他急忙又喊了一声：“大家勿要瞎吵啊，我话还没有讲完呢。”他顿了顿，见大家不响了，才又接着说：“这个匾额，要自己动手，制法别致。”“怎么做呀？”有人问道。“用邮票贴成‘祖国万岁’四个字，上款书‘祝贺宋庆龄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下款署‘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福利站全体师生’。我负责制作。”当父亲宣布散会时，他又喊了一声：“请保守秘密，勿要让别人知道，晓得哇！”这个男孩子就是王观泉。

过了一天，王观泉就把一块精致的匾额拿来了。用邮票贴的“祖国万岁”四个字，大部分是孙中山先生像普通邮票，极小部分是烈士纪念像普通邮票。上课的时候，父亲向同学们展示了这件珍贵的礼物，面对热烈的掌声，王观泉好得意。

大约过了一周，父亲把王观泉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总会已收到礼物，在众多礼物中，三站的最为突出。临走时，父亲交给他一个信封，要他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去找一位老先生，会得到一份礼物。“什么礼物？”王观泉暗自想着，不过没有问。那份礼物，是父亲托人买的外国邮票，他觉得王观泉对邮票是情有独钟。王观泉到了晚年，还珍藏着这些邮票。

“现在别人不来，我就要来，我就是这个脾气。”

“在这种时候，你怎么还敢来看我啊？”父亲疑惑不解地问。“你当副局长的时候，我不会来看你的，现在别人不来，我就要来，我就是这个脾气。”王观泉坚定地回答。看着眼前这位已到中年的男士，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令父亲很感动，不知说什么好，只听得王观泉说：“丁老师，还记得你对我说的话吗？”

“什么？”父亲说过多少话，怎么会记得曾几何时对当时的学生说的话呢？“那时，你对我说：向鲁迅学习，还送了一本书给我，那是冯雪峰送给你的《雪峰寓言》，里边有黄永玉的插图，使我特别迷恋，你还在书上签名盖章，我就是带着这本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文工团工作，1953年调到北京，在训练总监部工作。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后来参加《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这算是我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开始。1962年，调到黑龙江文联……”

夜深了，父亲和王观泉还在交谈，这20多年的话怎么说得完呢？此后，他只要从哈尔滨“散步”到上海，必定来看丁老师。

在闲聊中，王观泉得知父亲的五儿丁言模在安徽插队落户，后抽调到滁县建筑公司当泥水匠，便主动提出到那儿去探望丁言模。当丁言模在安徽收到家里的信，得知王观泉叔叔要来的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天天盼呀。一天，王叔叔终于风尘仆仆地来了，丁言模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说长说短，中午吃饭了，丁言模炒了一大脸盆的鸡蛋来款待他。每当王叔叔说起此事，总是啧啧嘴，好似还在回味无穷的样子……

艰辛的成长路不懈的创作与追求

王观泉和父亲一样都属猴，但王比丁小一圈，也就是说小12岁，可是他俩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谈的最多的是鲁迅和瞿秋白。

1932年7月1日，在上海黄浦滩畔一个繁忙的码头边，一家姓王的裁缝铺里，一个男婴出世了，这就是王观泉。王观泉9岁时，发生“珍珠港事件”，日本势力扩展进入租界，使王家这个小康人家陷入贫困。王观泉的父亲具有民族气节，不去上班了，靠母亲去做工，年迈的祖父母成天趴在作台板上操针线，这才勉强得以糊口。1947年初，15岁的王观泉踏上社会，在一家茶叶公司当学徒。

王观泉从小住在七浦路，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刮香烟牌子、抽贱骨头、打弹子、斗蟋蟀……凡是小男孩玩的东西都玩过，而且记忆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父亲喜欢把每天报纸浏览一遍，然后将需要的内容剪下来，日久天长，剪报堆积成小山。我常常帮着整理。一次，我发现2006年11月24日《新闻午报》A2版上，似乎没有对父亲有用的文章，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刚想处理掉，忽然在报纸最下端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王观泉。啊，父亲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留下的，再看看内容，不觉笑出了声，王观泉是在给编辑“捉扳头”呢。

文章说：

贵报11月21日A2版“说闻解字”中对上海话“野胡弹”的解释有所不确。“野胡弹”不是西瓜弹的抵挡品，不是“什么花头也没有的，就是‘野胡弹’。”“野胡弹”指的是：弹子不是正圆形的，而是有些变形的弹子。这种弹子用手弹出去，因其有点椭圆而会改变规定走向，这是“正宗”野胡弹；再是弹子破损、在玻璃成型时有裂纹，或是半“磨砂”后有瑕疵的弹子，都是打弹子时“不带的”，都谓之“野胡弹”。经公议，“野胡弹”须立即投入阴沟洞。

他的署名才叫好玩，自称为：“一个六七十年前的‘弹子大王’王观泉”，日期是2006年11月23日。

文章后面有编辑的话，挺有意思，说：“感谢‘老顽童’王老先生的指正，上海话的发扬光大离不开您这样的‘活字典’。”王老先生看到这段话，一定非常开心！

王观泉文化水平本来不高，但凭着勤奋，后来竟成为黑龙江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每每想起当年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在没有老师辅导下的自学情况，说起来真是感慨万分。

1983年3月21日，王观泉在一篇未刊稿《读者，这就是我》中说：我“在劳动之余就进夜校并跑旧书店，旧书店是我的学校，那真是美妙的地方，它谁都接待，一视同仁，大学问家可以在此找到‘百宋千元’珍本佳籍，如我般年纪的小学生也可以在此找到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我的文化知识是在旧书摊上站出来的。我知识来源的第二渠道是图书馆。”

经过长达35年的自我知识结构设计和拼命自学，1979年，王观泉连续出版了三本书：《鲁迅年谱》《鲁迅美术系年》《鲁迅与美术》，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三本研究鲁迅的书在同一年出版，自然引起社会注意。海外报纸惊呼道：内地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出版了三册鲁迅研究著作。王观泉看了心里暗笑：我都48岁了，还是个青年研究人员吗？

在人生道路上艰难地走着，不知何时，霜鬓偷偷地铺满王观泉的天顶了。每次，他乘公共汽车，有人让座时，心里总有股说不出的味道，难道我“老”了吗？可是我的心可年轻了，我刚刚年过半百啊，还要写很多书呢！人，只要有求知的愿望，同时又能对自己的智力、学识、思想和身体状况，来一个总体设计，实事求是地为自己列一张求知表，持之以恒，成功是会向一个介乎半文盲的小学程度者招手的。

出于这样的信念，多少年来，王观泉丝毫不敢怠慢于时光流逝，放松自己的学习和写作生活。1983年为迎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他出版了一部《“天火”在中国燃烧》，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着又出版了《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陈独秀传》《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人，在历史旋涡中》等。成就是辉煌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为了收集资料、访问有关人员，他每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当然，钱也就在滚滚的车轮中消失了。一本《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使他几乎付出了一只右眼，一本《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又使他失去了一只左眼。后来，又开过几次刀，但他仍然仅靠右眼微弱的视力工作。

在这本《瞿秋白传》中，王观泉不只叙述了瞿秋白在党中央工作时所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斗争，还对共产国际与早期中共的交往与关系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等，作了详尽的描写和独到的解说。他还首先提出“红色丝绸之路”研究命题，同时，王观泉对中共三次“左”倾路线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对秋白个人史中的重要史实如入党日期、结婚日期、是否参加过俄共十大等史实，进行了考证、更正。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长达50万字的人物传记，是王观泉在从事研究、写作几十年，在运用资料、分析问题、提炼理论的思维力和写作技巧较为成熟之后，写出的一部可读性较强的传记。这部传记的校样复印件已被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视为珍贵本，予以收藏。

晚年老友之间的温暖交往

父亲的小友、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瞿秋白研究两师友——访丁景唐和王观泉》（1989年6月19日《书讯报》）。他写道：“王观泉，是靠着他自己长期坚持顽强自学成长起来的学者。一定程度上，他又是受了老丁的影响去研究鲁迅和瞿秋白的。”可不是吗，从王观泉第一次到丁宅来以后，就经常来看丁老师，有时一个人来，有时与夫人鲁秀珍同来，有时与美国朋友葛浩文一起来，有时与父亲的老朋友蔡耕一起来……父亲经常约他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左联纪念馆、上海图书馆……凡是丁老师足迹到过的地方，王观泉大部分都去过。

1999年9月25日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揭幕后，辟“朝花文库”，是收藏文化界前辈陈望道、许广平、王任叔（巴人）、陈学昭、黄源、曹靖华、李霁野、吴朗西、赵家璧、唐弢、钱君匋、杜宣等人的图书文物专库。2000年1月7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馆庆50周年之际，父亲有幸在该馆新辟“丁景唐专库”。7月31日，父母亲特邀王观泉夫妇并偕儿女赴上海鲁迅纪念馆，由父亲续赠自己的藏书等。

2009年8月父亲住华东医院后，王观泉经常在我的陪同下，到医院去探望丁老师。2011年11月14日，王观泉、鲁秀珍，还有当时在美国的张昳丽（2018年去世）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丁老师。老朋友相见，话也就多。鲁秀珍原是哈尔滨《北方文学》的负责人，曾培养过无数个作者，其中有的现在是很有成就的作家，如张抗抗、迟子建等，平时是美术爱好者，老看见她一手拿着小本子，一手拿着笔，看见什么就画什么。现在她看大伙谈兴正浓，情不自禁地向丁老师要了一张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便笺，顺手画了一只猫，父亲在猫的上面写：“猫，一只”，在纸的最下面写：“2011年华东医院”。王观泉在猫的下面空白处，风趣地写了一行字，“见证人：丁景唐、张阿姨、鲁秀珍。”大家看后都哈哈大笑，惹得医生、护士们不知道发生啥事，都拥到会议室来看，结果也都乐得合不拢嘴。

早在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室的同志来看望父亲，说：“明年是你从事革命工作60周年，又是香港回归的好日子，你能否将自己历年来的文章编一本文选，由我们出版社出版。”父亲听后，经过几天的考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父亲初步拟了个草稿框架，并且确定60年文集的书名：《犹恋风流纸墨香——海沫文谈六十春》。“犹恋风流纸墨香”，取自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著名作家关露的诗句，“海沫文谈”原系文艺理论家蒋天佐在上海“孤岛”时编印的一本论文集书名。他觉得这些字句很能体现他编这本60年文集的用意，就取来题作书名。可是后来由于里弄大修，生病，妻子过世……又加上家中书刊堆积如山，杂乱不堪，找文章很困难，根本无法定下心来编书。一直到进入21世纪，才重新编书，经过大伙的努力，终于编成。

父亲写书，从来不约请师友作序。1945年，他自费出版诗集《星底梦》，是由萧岱、王楚良主动为他写序。那么这次出书由谁来写序呢？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洁泯）和《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人，是父亲约请的王观泉。他于2002年4月20日写成，题为《金不依倚纸墨而留存》，是个打印稿，不知为何后来没用，现在这份稿件不知去向，但在我为父亲收集的《评论与纪念文章目录》里留存着。

父亲晚年曾组织过两次老朋友聚会，一次是到淮海西路富华家，请的第一位就是王观泉，还有蔡耕、上师大的沈爱良及学生孙言；还有一次是2013年6月20日在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口的梅园邨酒家。到会嘉宾有：王观泉与夫人鲁秀珍、富华、蔡耕、陈思和、沈飞德、张安庆、何瑛、韦泱诸位，以及我和二姐丁言仪。两次均由我当“礼宾司司长”。

聚会的前几个月，父亲就与我商量，哪天、请谁、哪个酒家、由谁接送这些老朋友、座位如何排、拍照时怎么样安排等诸多细节。开宴前，父亲先讲了几句话，说与观泉订交一个甲子，与蔡耕、富华订交40年，今天还请了一些“小朋友”作陪……席间，88岁的老画家富华向父亲敬赠国画和画册。王观泉即席感言，回忆从1950年起“立雪丁门”的种种往事，并在韦泱准备的《癸巳雅集》纪念册上写道：“生活到今天的我，景唐先生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导师，指引我学习鲁迅的老师。”84岁的蔡耕听后，忍不住发出感慨：“在丁老的影响下欣然地寻找失落的年青的梦。”翻开纪念册，每个人都写了一句话，陈思和写：“仁者寿”……最后，大家拍照留念，以留住甚为难得的欢聚时光。父亲题词：“有缘相会，其乐融融。”说得多好啊！你瞧：照片上每个人都笑逐颜开，写满了快乐、幸福。父亲坐在正中间，穿一件大姐丁言文为他准备的外衣，显得特别青春，充满年轻人的活力……

这次老友聚会，是父亲晚年最后一次外出吃饭，以后再也没有离开华东医院一步，就是有人来访，也都在医院里接待，或由我做代表，到北楼去吃饭。

王观泉生病后吵着要跟丁老师住一间病房

王观泉先生于2017年6月11日零点因病去世，享年85岁。2017年5月28日下午，在王先生侄子昌昌的陪同下，我和女婿赵崴到医院去看望王先生。病房很大，住了十几个人，王先生的病床就在进门第一个，只见他消瘦了许多。30多年前，因写作劳累而视网膜脱落，近年来，目疾更为严重，一两米之内根本看不清东西，更糟的是耳朵也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了，他自嘲是聋子加瞎子。我走进去，看见他背朝着门卧睡着，昌昌轻轻地推了推他，示意有人来看他，他扭过身来，一下子就认出是我，非常激动，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我觉得他双手软绵绵的，不似平时那么有力，手上没有血色，皮肤下的血管看得一清二楚，心中一紧，忙说：“你好吗？”这话问得很苍白无力，他身体里的坏东西已经肆无忌惮地横行，怎么会好得了呢？

他并不回答，说：“丁老师好吗？”

其实王先生吐血生病住院的事，家人没有告诉父亲，这会儿，我听王先生如此关心父亲，心里很不好过，连忙说：“他很好，你不用担心，你要好好听医生的话，吃药，不要老想着换医院。”

在这之前，听昌昌说：“大伯伯一门心思要住到华东医院，与丁伯伯住一个病房。”昌昌是王观泉弟弟的儿子，称他为大伯伯。父亲在病房里就一个人住，旁边还有一个床，王先生去看望时，都记得，所以一生病，就吵着要与丁先生一起住。他心里一直想着丁先生啊！

王观泉去世的消息，家人没有向父亲提过，怕他太伤心。王观泉给父亲写过许多许多信件，我在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2016年3月22日王先生给父亲的信中写：“我要求先生为我写——想在‘自白’书上用的语录”，以上是横的，下面两行是竖写的：“回忆的沉重乃在于——记得一切 丁景唐”后面又写：“不知这个措词是否恰当，要不要上款？”父亲在信封上端写道：“要写字3月22日”。显然，父亲收到信后，怕忘记，于是，在信封上写了几个字，到时可以提醒自己。现在谁也不知道父亲是否给王观泉写过“语录”？王观泉在信中说的“自白”，是晚年写的一部长篇回忆录《一个开国少尉的自白》，当时说好，写好一章，就给《上海滩》刊登一章，可惜到他去世还没有完工，大家只看到前面几章的打印稿：《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从吨到盎司与俄国人的一个字条》《站在悲多汶书店前》《哈尔滨面包公司和一个不孤的孤儿》《参军潮中的青年 惊魂动魄的四天》等。文章朴实多情，读来令人感动。如果王先生继续写下去的话，一定更加精彩……

父亲写给王观泉的许多信件，目前都由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其他还有王观泉的书、手稿等。父亲曾说：“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