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学者孙郁说：“孙犁的热，在其身后一直持续着，成了文坛的趣话。”是的，孙犁的热不仅是文学话题，也是关乎生命和人格的“趣话”。

战争和农村题材，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孙犁的创作与这两个题材息息相关。但除极少作品之外，大都被排斥在文学史论述的“主流”之外，比如曾被周扬点名批评的描写冀中抗日风云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及后来反映农村合作化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也遭批评。虽然茅盾站出来说，表现战争和土地问题这类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笔调，还可以有其他风格”，的确，文学本无题材大小之分，且都有各自的出发和抵达，但孙犁不因循传统套路，另辟蹊径，以“牧歌”方式处理战争土地题材，以其婉约清新的美学风格刻画鲜活人物，向人性和人情的深层结构开掘并给作品留下更多回味和阐释空间的作品，还是被挤到文学的边缘，受到冷落。

时间是个裁判者，当年有些“主流”作品逐渐被读者淡忘，而与文学主流话语疏离，拥抱生活、拥抱大地、拥抱人民而获得文学价值的孙犁的作品，留下了人间真气，留下荷花淀派的趣味风神，留下了一个战士作家的精神写真，而经久弥香，风情益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天津拜访鲍昌和方纪后，又到多伦道看望了孙犁先生。身穿对襟棉袄、戴着套袖的孙先生，微笑着与我握手，身后小柜上摆着的一盆水仙花，开着几簇白色的花朵，散发缕缕幽香。见孙先生精神不错，放心了——我在来先生家前，相熟的鲍昌父子告诉我先生第二次婚姻出现了些问题，正处在困惑和反思之中，不要过分打扰，还将孙犁先生刚发表的《地震》一文递给我,我阅后去多伦道途中，心有惴惴焉。

落座后，孙犁先生点上烟，竟主动谈起来，说到当时铁凝一篇很受关注的小说《哦，香雪》时，甚至很兴奋。他说这篇小说注重描写纯真、清丽的少女情怀，还提到曾为铁凝出版于1980年的小说《夜路》作过序。我听说铁凝曾写过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自己很看重，请省里文学前辈给“把把脉”，长者们觉得她还是按“路子”写比较好，铁凝犹豫了，最后斗胆寄给大名鼎鼎的孙犁，听听权威意见。不料这篇一万五千多字的小说，在孙犁倾力推荐下，全文发在《天津日报》，接着《小说月报》转载。向孙先生求证，孙先生听罢，轻轻弹了下烟灰，笑道：“好小说，以生命之笔为之，曲直之间，大爱的情思，大美的趣味，弥漫在审美的世界里。铁凝的小说，我不推荐，别人也会这样做。”我们还谈到林斤澜，孙犁先生说：“斤澜是我喜欢的严肃作家，他的创作有所主张，重在探索，虽不像别人大红大紫，却是真正的艺术品。”回来后，我将这话转达给斤澜老师时，一贯爱开玩笑的他，突然严肃起来：“孙先生在鼓励后进。”

1993年，我在秦兆阳家汇报工作，得到鲍昌之子光满的电话，说孙先生因做胃部手术住进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兆阳主编让我代表他去天津看望孙犁先生，他告诉我，一九四三年九月，晋察冀地区文联为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创办了文艺期刊《山》，孙犁和秦兆阳、沙可夫皆为编委。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放农具的破屋里，每天只有孙犁，借着小窗投进的光线编辑和校稿，还要刻蜡版油印。创刊号上，发表了梁斌的中篇小说《父亲》，即《红旗谱》的前身，孙犁曾为此写过《编后》。我到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向刚刚做完手术精神尚好的孙犁献了一束鲜花，带去兆阳先生的慰问，孙犁苍白的脸上泛起微笑：“老芹（兆阳笔名）擅画，咋不送张画来？”

新世纪第二年夏，孙犁先生在天津总医院辞世，享年八十九岁。我在外地公干，未能参加葬礼。朋友们说，孙犁一生漠于人世，拒绝参加无聊的社会活动，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严格恪守“文人宜散不宜聚”的信条，赋闲在家，坐拥书城，春秋易度，闭门谢客，苦读诗书，伏案创作，安放自己那颗纯净、高远之心。但对社会和文界的不良现象，却绝不苟且，总会刺上一枪。晚年他在《曲终集》后记里，留下这样的文字：“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今人视此，确有深意，他一生都逼视人的灵魂，虽离人索居，远离尘世，但他的葬礼，却声动津门，人们不会忘记这位中国文化塑造的中国文人的优美人格和他的文化风神。

据孙犁说，从1937年冬季，他参加了抗日工作，两年后到阜平，“在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学习”，发表脍炙人口的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日本投降后，“我回到冀中，下乡从事写作，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又创作了《钟》、《碑》等作品。

1949年，他随攻克天津的解放军进天津卫，被分配到《天津日报》工作，在位于多伦道155号一座小楼二层的小屋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用毛笔，伏木桌，每天写五百字。他每天以宁静清醒的头脑，回首并不遥远的抗日烽火，不可愧对过去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思想底蕴。《风云初记》深刻地揭露了侵略者的罪恶，弘扬了抗击日寇的民族气节，讴歌了共产党的抗战伟业，并以独特的艺术笔墨，将内容个性化、诗意化。小说主人公芒种和春儿，原来按照传统方式生活在冀中平原的村落里，但日寇的入侵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接受到新思想、新文化，使原先那些优良品质，升华为热爱祖国、保卫民族的新的精神品质，成为新一代农民。正如孙犁所说，《风云初记》其实就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直接记录”，也是他对自己生命旧迹的回溯，这回溯多个体化内省，是这类传统小说的异类，是茅盾所说的“其他风格”，是孙犁对中国小说的独特贡献。但《风云初记》发表后，周扬在那年的文代会上批评道：“作者却把我们带到了离开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但几乎是同时，评论家黄秋耘著文说：“这部像诗一般的长篇小说，带着它本来的朴素面容和动人的风格流传下去吧，它一定能够流传下去的。今天我们大家还饥渴于真正有艺术魅力，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提高人们精神品质的文学作品。”这种极具历史眼光的允当之论，与周扬那种缺乏辩证法而专擅打棍子的粗暴态度，是与非，臧与否，曲与直，自有公论。

1956年夏，孙犁不理睬周扬的批评，又创作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小说以农村合作化现实为背景，通过在困难生活中结下友谊并成为亲家的铁匠和木匠在合作化运动分道扬镳的故事，来表现“两条道路斗争”。与一般作家会刻意把二者推向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以构筑“政治蓝图”不同，孙犁却以抒情性和诗性风格，带着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感，深化铁木二匠的社会人格和情感内蕴，以讴歌新生活新人物。特别是作者倾注深挚热忱，有针砭又有原宥地创造了踟蹰人生歧路、美丽伶俐却际遇不幸，导致内心矛盾、精神世界复杂的落后者小满形象，为文学画廊贡献了“这一个”。相较之下，社会主义新人九儿的形象，太过着意，用力过猛，成为一个灵魂世界不太丰满的政治人，让写得光芒四射的小满抢去了风头。孙犁这种只听心灵召唤，随物赋形，非表态站队，也不跟风，疏离主流的作品，自然会遭到评论界批评，这很正常。

时过境迁，孙犁这种主题积极、流贯着激越与沉郁相融的抒情韵味，又充满诗情的《铁木前传》，前不久被一些报刊誉为“红色经典”加以推荐，指出“重评《铁木前传》的论者，多肯定作家塑造落后人物的成功，同时指出孙犁小说写作与当时革命文学主流话语的疏离而获得文学价值”。关于“与当时革命文学主流话语的疏离”，孙犁在《我与文艺团体》一文中说过：“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以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孙犁的“疏离”论，其实是批评那些图解政治的赶时髦、跟风、应景式的写作，认为中国文人的本色，乃在于安于寂寞，甘于边缘，而重在全心拥抱生活，拥抱大地，拥抱人民。

斯人早逝，白云悠悠，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因有了战士孙犁的存在，才泛溢着一种博大的文化情怀，才发现中国文学之“根”所原有的位置，才给后世留下一个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