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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事新报》，1924年“青光新年号”（头版）

1933年上海所见明信片，原载《美术》杂志1934年第1卷第1期

1924年的春节，是2月5日。过了这个春节，即是阴历甲子年，也就是“鼠年”。虽然当时流行过阳历新年，不过这一年元旦的上海《时事新报》版面上，“青光”副刊推出的“新年号”，还是以两只巨大的、一黑一白的老鼠爬上水仙花的图案为点缀，是要烘托一下“鼠年”的新年氛围了。

当时的“青光”副刊，主编为滑稽小说大师徐卓呆。他是江苏吴县人，名傅霖，号筑岩，别号半梅（槑）。徐氏既是通俗小说家，也是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被时人誉为“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

徐卓呆为了编好这一期“新年号”，也是煞费苦心，早就提前向数十位活跃在沪上各界的友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谈一谈新年感想。原来，徐氏从当时颇为流行的阳历新年互送贺年片的风气着眼，要在“朋友圈”里谈一谈对贺年片的看法与观点。这一新年话题，在96年前中国各地报刊上都不多见，对于刚开始流行新年互送贺年片的时尚前沿都市——上海而言，也尚属首次。

那些曾依惯例，泛泛而言一年生活，侃侃而谈新年愿望的撰稿人，面对这一话题，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与观点，对贺年片这一事物乃至贺年风尚等展开专题评述了。

19岁戴望舒 最讨厌发送贺年片

且看，按收稿时间顺序排版的来稿中，“姗姗来迟”的第十四位撰稿人，乃是后来成长为大名鼎鼎的“雨巷诗人”——戴望舒，那会儿他用笔名“梦鸥”撰稿。戴氏对贺年片乃至“年礼”的看法，以及新年感想等等，皆信笔写来、娓娓道来，行文平实而真切，是诗人难得一见的“写实”作品，更见其个人性情的真实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新年感言”，似乎未曾辑入《戴望舒全集》及其他戴氏文集、选集，亦未见相关文献有过任何提及，可称“佚文”或“集外文”。此文在现代文学史及戴氏生平研究方面，自然独具价值，原文如下：

这篇对于新年的感想：不是对于世界的新年的感想；不是对于中国的新年的感想；不是对于社会的新年的感想；只是我自身对于新年的感想罢。

我现在在上海，离开了我那美丽的西湖，要好的朋友，欢乐的家庭。照表面上看来，我是一个异邦之客，一个孤寂的人，一定是很烦闷，很不乐，对于这新年，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团聚着欢聚着。

然而我实际上却感到很快活，很适意，因为有许多烦恼的不乐的事，都可以乘此不理：发贺年片，这是一件最讨厌的事。在家里时大家将贺年片寄来，要是不回，他们一定要大不乐，或者是因此而发生意见。偏偏我的朋友又是多，买贺年片，要耗我的钱，失寄一个又要惹气。一到上海：这些事都装做不知，轻轻的被我逃过了。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一。

年礼，朋友们亲戚们在新年中，不免要送点年礼，现在我也逃过了，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二。

朋友的来往，新年中许多的朋友——常来的和不常来的——到新年中都要到我家里来，几乎使我应接不暇。有些呢，果然很喜见他和他谈话，有些呢，实在是惹厌，更加我的烦闷。到上海后，虽然有许多喜见他的朋友不能见到，但是惹厌的那些、惹烦闷的那些，都可免见了。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三。

……说不尽的快感。都涌上我心头，不禁使我大笑了。

上述500余字的新年感言，出自时年19岁的戴望舒的笔下。那会儿，他还没有写出《雨巷》的名篇，还不是什么著名诗人。不过，少年戴望舒早已与现代文学结缘；17岁即开始写小说与散文，在故乡杭州时已与施蛰存、马鹃魂、张天翼、叶秋源、李伊凉等组建了文学社团——“兰社”。

过新年时必得发送贺年片的风尚，昔日身在杭州的戴氏认为乃是“一件最讨厌的事”。此时身在上海，戴氏自言“这些事都装做不知，轻轻的被我逃过了”，还为此颇感庆幸地声称，“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一”。

捎带着惯常不免要送的年礼，以及应接不暇的人际应酬等等，此刻身在上海的戴氏，都可以在这新年到来之际“幸免”了，真是“说不尽的快感”。至于那“有许多喜见他的朋友不能见到”的些许遗憾，竟在这一期“青光新年号”上，也可以有所弥补了。

这不，居于其前的列于版面首位的马鹃魂来稿，以及紧随其后的列于版面第十五位的署名为“青蘋”（施蛰存）的来稿；还有列于版面第六位，稍后加入“兰社”的苏州人黄转陶的来稿，都是“兰社”中人的新年感言，仿佛来了一场“兰社”会员的新年笔会一般。这样的“新年快乐”，更是另一番“说不尽的快感”罢。

19岁施蛰存 新年感到“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与戴望舒同龄，时年同为19岁的施蛰存，当时正在上海大学就读，也给“青光新年号”写了一篇“新年感言”。这位后来被视作“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又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的新派作家，与此时的戴望舒境况相似，还没写出什么足以震动文坛的名篇大作，笔下却又别具少年人的清新灵动。

施氏这一篇“新年感言”，与前述戴氏的那一篇“新年感言”的研究价值相似，皆属于其早年难得一见的作品，全文如下：

我得着徐卓呆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在这信上他要我一篇文字，题目是“对于新年感想”。回到了我的家乡——松江，虽然我们松江并不是一个很偏僻的村镇，在历史上他也可算江南第一所大城。但我却非常奇怪，何以在距离新年不远的这两天，我们那大城里还一些也看不出将有新年来了呢？于是我想着或许徐卓呆先生记错了时日，不要距离新年还有几个月罢。

回到了上海，立刻使我迷惘了自己。每一条马路，每一家店铺的厨里，都满满的装着簇新的货物，尤其是糖果店、书店、洋货店，他们的巨大的厨里都装满了许多美丽的圣诞礼物，新年礼物。

每一个小孩子，牵着他的父亲或母亲的衣裳，到市上来，他们一看见玩具店里挂着的许多慈祥的圣诞老人，和花花绿绿的圣诞卡片，或是看见了糖果店里陈设着的襪糖，他们没有一个不快活着笑着说：“哈！有趣味的新年将要来了。”

究竟新年是否将要来了？何以在我们内地的大城市中一些也感觉不到呢？这两个问题盘旋着在脑中，迷惘了我自己。

我将这问题问我的朋友，请他解决。他笑着道：“这种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你们家乡是在内地所以不容易感觉到新历新年的景象，这种新年内地人是很少很少愿意享受的。”

于是我有了这一篇文字：“对于新年之感想”了。原来“这新年只有上海能感觉到的”。“这种新年内地人是很少愿意享受的”。

这500余字的“新年感言”，篇幅上几乎与戴望舒所写的那一篇完全一致，内容却又完全不同。当时身在上海松江县的施氏，在文中记述了他的新年“迷惘”，即“究竟新年是否将要来了？何以在我们内地的大城市中一些也感觉不到呢？”

事实上，当年的松江县，如今早已划为上海市松江区。此地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历史文化悠久，有着“上海之根” 的称誉。松江位于黄浦江上游，东与闵行区、奉贤区为邻，南、西南与金山区交界，西、北与青浦区接壤，业已成为繁华时尚之都——上海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原籍浙江杭州的施氏，8岁时即随家迁居时属江苏省辖的松江县，至17岁时，仍视松江县为其家乡。当时的松江县因区域归辖所限，整个县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尚不能与上海市区同步，故而少年施蛰存有了上述的新年“迷惘”。

40岁王西神 甲子年并不太平

两个整版的“青光新年号”，除了尚名不见经传的戴望舒等人的青春独白，仿似一场“兰社”中人的纸上笔会之外，更有当时活跃于沪上各报刊的小说名家范烟桥、赵苕狂、沈禹钟、江红蕉等，还有剧作家汪仲贤、谷剑尘等，以及主编徐卓呆、王西神在内的众多资深撰稿人，均有文字发表。可以说，除了戴、施那一辈“00后”之外，更多的撰稿人乃是“80后”与“90后”。

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堂舅父，无锡人王西神，在专刊两个版面共计25位撰稿人的群体中，年纪较长，资历也较长，时年也不过刚刚40岁而已。王氏原名蕴章，字莼农，南社社员，诗文书法皆颇有造诣。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小说月报》创刊，即为首任主编。因其首倡期刊作者稿酬制，一时来稿大增、声名远扬，其他报刊纷纷效仿，王氏也因之被视作沪上报人群体中的元老级人物，其诗文书法常常见诸报端。

王氏为“青光新年号”所撰“新年感言”，没有少年撰稿人的“快感”与“迷惘”，也没有中青年撰稿人的“熟络”与“幽默”，而是流露出一位元老级报人对时局走向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在“莫论国事，只谈风月”的普世信条之下，这位正值“不惑之年”的报界元老，却偏偏要在一篇新年感言里，只谈国事，感时忧国，这样的情形殊不多见。且看王氏开篇即语：

年年有新年，新年并没有甚么可以感想之处；不过今年的新年，因着是六十花甲一周的第一年，干支恰恰遇着“甲子”两字，社会上的迷信，多说甲子年应当天下太平，所以对于今年的甲子年，似乎抱着无限的希望。

紧接着，王氏历数晚清以来的政治腐朽与民生艰难，强调迷信时运无法救国；在治国无方的政府统领之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一年都是“灾年”，并无什么太平盛世可言。无论是亡国不远的晚清朝廷还是此刻执政的北洋当局，王氏认为皆是治国无方、祸害百姓的政府。这一篇“新年感言”，读来颇感沉重，并无什么预祝新年如意的客套话，触目皆是令人忧愤的字词话语；篇末连发两个反问，更是发人深省。王氏这样写道：

再从干支说来：“子”字是地支的第一字，从民国的壬子年，到现在十二年中间，有甚么一件事，可以安慰自己？现在又是甲子年了——这一个“子”比较前一个“子”，不知道怎么样？

44岁徐卓呆 贺年片得罪人，取消贺年片！

当然，徐主编也写出了自己的“新年感言”，依序排在了两个版面的倒数第二位，即第二十四位的位置上，几乎就等同于“压轴”之作了。

且看这位时年44岁的徐大主编的“压轴”之作，有着怎样的总结与评述，原文如下：

我很怕过新年！其实怕的不是新年，怕的是发那贺年片。每逢过新年时，总要发这么一二百张贺年片。那时节，要想得周到严密，万一漏去了几个朋友，又恐怕他们要生气；不过一时总有失漏，哪里会个个想到呢？就是已经发寄的，也保不定邮送时不会中途失去啊！所以不用贺年片则已，用起来反容易得罪人！

我在每年用那贺年片，笑话也闹过不少：民国元年，我寄一张贺年片给友人潘某，上面画一只老鼠，蹲在一只箱子上，这一年也是子年，所以属鼠；不料潘某大怒，他说：常言道：老鼠躲在书箱里，是“吃本”之意，今年生意一定不好了！

去年我一时因所印的贺年片不够，便向我家的孩子要了几张，我也没细看，就此寄出去了！后来才晓得：那寄的几张，都是对女人用的，不是笑话么？

我为着贺年片，往往对不起人，所以今年索性取消不用了，亲友们原谅罢！

平日我一想到新年，就会联想及那担心的贺年片，如今取消了贺年片，真宛如心头去了一得压迫，可以很快乐的过新年了！

此篇约400字的“新年感言”，完全是围绕贺年片这一问题展开评述的，可见徐氏对这一问题确实长期纠结，也确有深刻感触。也正是因为始终为之牵绊受累，每年都要为之闹出点“笑话”或“闲话”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在1924年新年之际，公开声明“我为着贺年片，往往对不起人，所以今年索性取消不用了，亲友们原谅罢！”做此决定、发此声明之后的徐大主编，竟然也同那19岁因迁居上海而免去寄送贺年片之烦闷的戴望舒一样，心情大好，自言“真宛如心头去了一得压迫，可以很快乐的过新年了！”

贺年片本是“舶来品”，乃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晚清以来，西洋使节将阳历新年互致贺年片的风尚，带入中国。之后，将阳历新年元旦视为“洋节”与“西节”者，为迎合都市公众的时尚心理，渐有批量印制与发售贺年片的商家出现。就在1924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各大出版机构，纷纷在每年年末与次年年初之时，印制大量各类贺年片，以迎合都市民众需求。

在又一个“鼠年”即将到来之际，重温这一场发生在96年之前，同样也是“鼠年”来临之际，包括少年戴望舒、施蛰存等多位名家参与的新年笔会，实在颇有几分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