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红旗谱》

1985年11月，梁斌在家中为《天津书讯》题词

1982年11月底，我供职的《天津书讯》在推出创刊号不久，为了满足读者对老作家的关注，同时也为了弥补创刊号缺乏“仪式感”的遗憾，决定从来年第一期起，连续两期刊登有影响的新老作家的“题词”和“新春寄语”。在列出的一长串组稿名单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生活在天津的梁斌和孙犁排在了“首席”。那时我进编辑部时间短，年轻好胜，为了显示“能力”，在领导安排组稿人员时，主动请缨去找梁斌。

梁老的家坐落在天津幽静的南海路永健胡同六号，两楼两底。这里原来是另一著名作家海默的住宅，1960年，海默由天津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此楼便经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荻斡旋转给了梁老一家居住。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这一年，梁老的名著《红旗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成故事片，而其编剧之一便是海默。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梁老的工作间不像书房更像画室。硕大的画案上铺着毛毡摆着笔架，书柜里码着整卷宣纸与字画，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绿植摆满了窗台与桌案，即使在冬天也显得满屋春意盎然。矮胖的梁老那天头戴一顶浅色毛线帽笑呵呵地对我们说：“《天津书讯》有书卷气，接到你们的电话后我已写好寄语。”说完便将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打开一看，是一幅国画和一篇小稿。但见两尺高立幅宣纸上画有两株老梅绽着新蕊，右边写有四个大字“新春寄语”，而小稿则名副其实地体现了画中之意。因这篇小稿在目前出版的梁斌所有文集和选集中均未见收入，现为保存史料计，特转录如下：

欣欣向荣的1982年即将过去，蓬勃发展的1983年又将来临。我们在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无不急起直追，无疑的，在出版发行事业上，也将围绕着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天津书讯》我已经看过。它以新鲜活泼的姿态出现于天津书报业之间。在新的1983年里，我们希望她更能成为一种亭亭玉立的精神食粮，给予作家与读者以助力。这就是希望她能成为出版家、发行家、作家、读者中间的一座桥梁：互通消息，交换情况。

希望《天津书讯》出现各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书简、小品、出版发行家的书刊评介、理论家的短评、读者的反响。此外，画家与书法家也不能例外，就算是“书画之页”吧。这就是热热闹闹的一台戏。我作为一个作家，希望得到她的帮助。等看这一出热闹戏！

想不到的是，梁老的书画与“寄语”在《天津书讯》1983年第一期刊出后，很快便引来了曾编发过《创业史》《红日》《烈火金刚》《朝阳花》《阿诗玛》等名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黄伊的来稿。更为难得的是，在这篇《在我印象中的梁斌》的文章中，还曝出了当年《红旗谱》出版后与再版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20多年以前，梁斌的《红旗谱》出版。当时，我是一个小编辑，没有那样大的荣幸和能耐，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但我近水楼台，借读了该书的校样，深受感动。我觉得一个大作家已经诞生。这本书出版于1958年1月（本文作者按:此处回忆时间有误。《红旗谱》最早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黄伊任该社编辑，其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我在同年3月1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斗的旗帜》的评论文章，向华东地区的读者推荐这部作品。文章虽短，但因为它是第一篇评论《红旗谱》的文章，梁斌看了十分高兴，从此我们成了朋友。

后来，因为“左”的思想盛行，对作家多所指责，出版社和梁斌的关系一时弄得很僵，几次和梁斌的谈判都崩了。一些当事人只好退居第二线，由二三个年轻人出面做他的工作。我因为和梁斌有那么一点交情，而且在心底里是同情他的，所以我也担负了修补篱笆的工作。我先后几次到北京锥把胡同的河北驻京办事处、保定文联和天津他的家里和梁斌交朋友，叙友情，终于慢慢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弥合了裂缝。

后来，因该书原来的责任编辑萧也牧早已故世，编辑室指定我担任该书重印时的责任编辑。我在处理此稿过程中，凡发现疑问均与梁斌商量解决，因此相互关系比较融洽。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我在会场门口碰到他，不管周围有多少名作家彬彬有礼地走着，互相轻轻地打着招呼，他只顾一把搂着我的腰，和我一起走进会场，就像在他老家蠡县赶集一样。

随后，黄伊又将梁老与另一位老作家艾芜进行了比较：“一般作家都有那么一点架子，有些还很难侍候。但是，我遇到的两位大作家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一个是艾芜，另一个就是梁斌。十二大召开时，我知道艾芜是代表，四处打听他们四川代表团的驻地，因为《百炼成钢》要重版，不知他修订好了没有？我正焦急，他自己坐公共汽车找我来了。70多岁高龄的老作家、十二大代表艾芜亲自把《百炼成钢》修订本送给我。梁斌和艾芜一样朴实。假如说艾芜像一个教书的先生，梁斌却像一个河北的村干部。艾芜轻轻地走，谁也不惊动，到我们的办公室来送修订本；而梁斌却拿着一个沉甸甸的白布包，里面包着一大包稿子来找我。传达室的老头还以为是我们从前下放时认得的村干部来给我送红枣呢！”

文章最后，黄伊写到了他与梁老的“礼尚往来”：

有些投稿者有一种误解，以为要发表作品，得给编辑送香油，送点心。我和梁斌交往20年，帮他出了不止一本书，说老实话，礼物是有的。这几年，他送给我的礼物有《翻身记事》《春潮集》《播火记》《烽烟图》。每送一本书，上面都写有“黄伊同志正之”，除了签名，还盖了一个大图章。礼尚往来，我也把我编选的《萧也牧作品选》回赠给他。梁斌在创作的余暇，喜欢写写字，画几笔松树、石头。我请他写一个条幅给我作纪念，他写了斗大的“响导”两个字送给我。我花了10元钱，请人裱上，挂在我的书房里。

为了慎重起见，在刊发此稿前，我再次来到了梁老家中核对事实。梁老阅过文章，只是轻轻一笑，随后告诉我，黄伊是个好编辑。此文在《天津书讯》1983年12月15日发表后，曾被几家媒体转载，不知后来是否收入黄伊的作品集中。如今，随着《天津书讯》的散佚和当事人的先后故去，这已是一篇难得的当代出版史料。

此后，我还去过梁老家几次。1985年11月，在《天津书讯》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梁老当着我的面题写了书法贺词“庆祝天津书讯报创刊三周年 读者福音”。有趣的是，梁老先写了一张“读者佳音”，后觉不妥，又改写成“读者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