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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分类之始

来源:文汇报 | 孙琴安  2020年01月13日08:23

说到中国诗歌的分类,今人都会想到王维的山水诗,孟浩然的田园诗,李白的送别诗,王昌龄的宫怨诗,杜甫、白居易的讽谕诗,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的确,从这种分类现象中,是很可以看出中国诗歌的一些门类,或是中国古代出现的一些诗歌创作题材。

其实,不仅诗歌有分类,在中国文学的传统流变中,一些大的文学品种几乎都有分类现象,只是分类的名目不同而已。如小说除了在语言行文上有白话与文言之别,又有题材内容上的分类,如讲史、公案、武打、灵怪、仙鬼、烟粉,言情中尚有世情小说、艳情小说等。散文中则有序跋、奏议、表状、游记、墓志铭等,每一文体都与内容门类相关,天然吻合。诗则不然,一首七绝既可咏史,也可咏物,或写边塞、闺思,各类题材无施不可。然而,中国诗歌的题材分类究竟起于何时,却很少有人关注。

虽然中国的《诗经》就有《风》《雅》《颂》三大组成部分,后人或以为三者各有不同作用,“风”为教化之用,“雅”言王政兴废,“颂”美王之盛德;又以为此三者因诗之音调不同而分。总之,皆与今人所说的题材分类相去甚远。西汉设立乐府机构,乐府诗大兴,文人自作的《古诗十九首》等,远不如汉代乐府诗数量之多。后人所写的许多乐府诗,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王昌龄和李颀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都是仿汉乐府古题而作。这些不同的乐府虽然有各自不同的主题和情绪,却有着固定的模式和格局,再加上音乐的掺和,特别是到了盛唐,很多诗人写古乐府已摆脱了原有的格局,用乐府古题表现当代生活和亲身经历,如《燕歌行》本写女子思念远行丈夫,但到高适笔下,却成了当时唐军与边疆少数民族激战的场面,悲壮激烈,主题内容分明有了变化。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题材分类仍有区别。

根据我个人的考察,中国诗歌真正有着今天意义上的题材分类,应该起始于汉魏之后的两晋时期。如西晋之初,先有张华的《情诗》和《励志诗》,潘岳的《悼亡诗》,傅玄的回文诗,左思的咏史诗和招隐诗,其后又有刘琨的赠答诗,郭璞的游仙诗,孙绰的玄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和隐逸诗。稍后进入南朝,又出现了谢灵运的山水诗,梁代的宫体诗、艳情诗等。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有十几个门类,具有一定规模。

之所以如此认定,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能集中出现这么多以题材分类的诗歌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次;其次,这些分类的名目,如田园诗、山水诗、情诗、励志诗等,与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分类,从指导思想、基本理念、理解和接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自名目确定到题材内容完全一致;再次,这些被命名的诗歌题材,不仅在后世得到流传和认可,而且还不断地被后代诗人所沿用,如潘岳写悼亡诗之后,元稹就写有《遣悲怀》《离思诗》等悼亡诗,李商隐也写过不少。直到清代的朱彝尊,也写了一些缠绵悱恻、真挚动人的悼亡诗。自左思写咏史诗,后世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也多有咏史之作。陶渊明写田园诗,孟浩然、范成大等也多有之。谢灵运被视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后来的谢朓、王维等也被视为著名的山水诗人。除了游仙诗和玄言诗,其他各类题材几乎都有传承和发展。

而事实上,中国诗歌的题材分类,也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延伸的,如隋唐之际的边塞诗、初唐之际的咏物诗,乃至后来的宫怨、闺思、讽谕、节令、送别、怀古等,都是在晋人的开创之下发展繁衍而来。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仅各种诗体兼备,同时也是各种诗歌题材众多繁荣之时。门类从以往的十几种,一下增加到五十多种。宋、元词、曲繁兴,诗歌题材并没有太多的增加。

正因为唐代不仅诗体众多,而且诗歌题材门类丰富,故后人论唐诗也多从这两方面入手。如明人焦循就曾说:“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此从诗体着眼者;宋严羽则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此从诗的题材着眼。各有高明处。

只要稍加留意,还会发现,后人选唐诗或宋诗,最常见的不外乎两大体例,或从诗体,或从题材。如坊间最流行的唐诗经典选本《唐诗三百首》,便是以诗体的体例来编排的,先古体,后律绝;另一本同样流行的唐宋诗合选本《千家诗》,则是以诗的题材的体例来编排的,内分时令、节候、百花、竹木、音乐、人品等十四类,故书名全称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其以诗歌题材分类之意一目了然。更妙的是,倘再往上追溯,中国早期的文学选本,几乎多以诗题分类的体例来编排的。如中国最早的文学选本《文选》,虽诗文辞赋并选,却都以题材分,共分为三十八类,其中诗歌分类便有咏史、赠答、招隐、行旅等。究其原因,恐怕当时诗歌的题材品种已有相当数量,不分类不足以厘清个人的强项;再者,彼时已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不少人也有分类的观念和习惯,即使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分为德行、豪爽、雅量、任诞、贤媛、汰侈、俭啬等三十六个门类。这种分类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人也好分类,中国古代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均成于北宋。故宋人所编诗集诗选,如《乐府诗集》《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本》等都以诗题分类,即使是宋元之际方回所选评的《瀛奎律髓》,也是如此,并成为这方面的典范。直至周弼《三体唐诗》的出现,才开始了以诗体为体例的编排模式。到了明代,一些最著名的唐诗选本如《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诗归》、李攀龙《唐诗选》等,无不遵照以诗体分类的编排模式,先五七言古诗,后五七言律绝。以致我们今天所见的一些传统经典诗选《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今体诗抄》《唐宋诗举要》等,莫不如是。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过一个以题材分类的诗歌现象和过程,只是由于后来诗体形式的剧增,反把这一分类现象给淡化和湮没了。中国诗歌自四言而骚体,而五言,而五七言杂体,而五七言律绝,而词,而曲,而明清时调,而白话新诗,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诗歌艺术形式的发展演变过程,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诗歌题材门类不断扩大拓展的过程,而两晋,正是一个开始。我们只有将这二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二千多年诗歌发展的整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