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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李修生，1933年生，山东德平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195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古籍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文学遗产》编委，现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元代文学学会（筹）会长，是国内元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参与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该书获国家教委特等奖）的撰写工作，编著《中国文学史纲》（宋辽金元卷）（明清卷）、《元杂剧史》等，主编《全元文》（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元史全译》、《中华大典·戏曲文艺典》等，合作主编《四书五经辞典》、《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中国分体文学史》、《辽金元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之一，该丛书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文史英华》（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李修生先生是我国元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先生接触元代文学，可以从1954年读元明清文学方向研究生时算起，至今已60余年。一甲子的岁月倏忽而逝，甘坐冷板凳的他潜心黄卷，在学林谱写出浓墨重彩的篇章。

戏曲研究

李修生先生对戏曲的兴趣是在幼年时就培养起来的。那时，他家住北京南城南横街，距天桥不太远，常常寻个机会便去看杂技、曲艺、戏曲演出，有时也随长辈到当时著名的剧场，如尚小云“荣春社”中和剧场、李万春“鸣春社”庆乐剧场以及三庆、广和、广德等处观看名角的戏。先生在《元杂剧史》后记中回忆：“鸣春社的连台本戏，尚小云扮的王昭君，荀慧生扮的红娘，金少山洪钟般的嗓音，筱翠花的踩跷，以及震耳的锣鼓，都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

后来，李先生屡次与戏曲结缘，他的戏曲研究生涯，大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学生时代。1950年，李先生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大一时，马少波、阿甲、黄芝岗三位老师合开一门戏曲课，马先生讲戏曲理论与戏曲改革，阿甲先生讲戏曲导演，黄先生讲中国戏曲史。马先生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时任院长是梅兰芳先生），教学之余，他组织学生观看了十几场京剧演出，掀起了一股“京剧热”，也再度激发了李先生的兴趣。后来，李先生与李长之老师商议，以“明代杂剧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运动而没有完成。

1960年，刚刚晋升讲师的李先生参加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次年，即参加游国恩、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这是他戏曲研究生涯的第二阶段。近三年里，李先生主要承担戏曲和元明清诗文部分初稿的撰稿任务，并参与集体讨论。因为王季思先生负责元明清戏曲、季镇淮先生负责元明清诗文，李先生时常谦虚地说，这等于是跟着两位先生读第二次研究生。也正是在此时，他明确了以古典戏曲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可惜的是，教材出版不久，由于各种原因，研究计划中断了，而且一停便是十几年。

1978年，教育部决定继续使用这部教材，随即启动修订工作，李先生再度共襄盛事，主要负责元明部分。这是他第三次与戏曲研究结缘，而且在此时将自己治学的方向聚焦到元代戏曲。直至198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调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先生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编纂《全元文》上。

在中国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李先生始终倡导治学路径的多元化，他非常关切戏曲文献与文学批评，时常思考戏曲文学的演进与分期、地方戏曲文化、戏曲风格流派等诸多问题，也致力于发掘和整理戏曲文献资料。

李先生继承和发扬先校长陈垣先生蒐集文献“竭泽而渔”的功夫，耗时八年，和友人吴书荫、张燕谨、张云生、黄克等全面搜罗古典戏曲存本，编著《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揭示诸剧剧名、作者、故事来源、剧情、前人评论、舞台影响及主要版本。这部目录书辑录的剧目比《曲海总目提要》及《补编》多出一倍以上，是传世古典戏曲剧本的全面综览，可谓戏曲研究的入学门径，嘉惠学林。

不仅如此，李先生还主编《文史英华·戏曲卷》《元曲大辞典》等，前者是传世古本戏曲精彩选段的汇编，后者则是以元曲为汇集与诠释对象的专科辞书，正编收2500余词条，包罗作家作品、艺人、曲谱、文献文物等。

2017年年底，李先生和李真瑜、张大新教授合作编纂的《中华大典·戏曲文艺分典》出版，这部大型文献力求把中国古代的戏曲材料收全，包括理论部、词曲部、演习部等，戏曲文物、晚清京剧和地方戏等资料也有收录，可谓从戏曲理论、创作到搬演，无所不包。

文献资料是研究戏曲这门表演艺术的始点，诸书阐、绎兼备，检、读俱佳，共同构筑起元曲乃至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最坚实的文献基础。

古籍整理

2016年，有媒体记者采访李先生，他谦虚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但我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欢古籍整理和研究。”先生以实学精神做研究，极重文献，古籍整理成为他生命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元曲研究起步的新阶段，文献基础薄弱，李先生拟从白朴入手，编写年谱，考察其交游情况，以期进一步认识元代剧坛、文坛面貌。卢挚是白朴弟弟的妻兄，先生依据当时抄录的材料辑成《卢疏斋集辑存》一书，于1984年出版。之后，先生又与李真瑜、侯光复合作出版《乔吉集》。

1987年9月，李先生调入北师大古籍所。结合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86年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设意见，北师大古籍所确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为科研重点，并提出编纂《全元文》的计划。这成为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1988年，古籍所正式向古委会提出《全元文》编纂立项申请，评审专家建议先期对元人文集进行全面普查，完成《国内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在此基础上，1990年12月，《全元文》获批古委会“八五”重点资助项目，此后又列入古委会“九五”“十五”重点项目、教育部“九五”重点资助项目、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年）》等。

《全元文》是对元文的全面总结与汇集。由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编纂工作对语言、地理、民族等有关知识所需甚广，难度极大，而且当时还没有广泛使用电脑，基本上是靠复印、剪贴。李先生殚精竭虑，一步步推进《全元文》的编纂工作，尤其是与负责出版《全元文》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反复交换意见，随时纠谬补缺。譬如，在返还第二、三册校样时，先生致信卞歧，增补前三册元太宗、李志常、元世祖文共4篇，又提及希望将原在第三、二批书稿中的初期重要人物王鹗、陈时中提至第二册开始部分。

在《全元文》的编纂过程中，学界诸位前辈同人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支持和期待。钟敬文先生专门让李先生到家中，希望他不畏艰难，坐上多年冷板凳，把这项工作完成，并多次对工作安排提出意见。2002年，李先生拜望《全元文》顾问启功先生时，启功先生高兴地指着书架表示，《全元文》1至25册已经摆在书架上了，现在还空着几许地方，等待全书的完成。

就这样，在李先生的带领下，众人迎难而上，没有辜负学界的期许，这部收录作者3140余人、文33400余篇，共2800余万字的60册巨著，于1997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索引卷于2005年12月出版。2006年1月13日，《全元文》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许嘉璐、邬书林，蔡美彪、邓绍基、陈高华等文史专家三十余人，以及中宣部、教育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委会秘书处的有关负责人悉数到会祝贺。

《全元文》是李先生及其团队馈赠学界的不朽财富，为当世提供方便，为后世存一代文献。教育部原副部长、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为其题词“多民族共造元代辉煌，众学者合纂鸿篇巨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这部皇皇巨著。钟敬文先生则在95岁高龄时为其题写“蒐辑一代散佚，增强故国文明”，成为这部总集意义的最好注脚。

《全元文》奠定了元代文史研究的文献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李铁映先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报告（2000年卷）》时，盛赞这部总集的修撰“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学研究提前走完了艰难的准备时期”。

《全元文》问世之际，李先生已届古稀之年，但他老骥伏枥，开始和《全元文》部分编委会成员谋划补编和修订工作。在多年文献准备的基础上，2017年12月10日，“《全元文补编》编纂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部委员陈高华及文史专家谭家健、刘晓，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廖可斌及元史学会副会长张帆，长江学者杜桂萍、査洪德，复旦大学陈广宏，浙江大学徐永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李梦生、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等诸位先生共襄盛事，标志着《全元文》补编工作正式展开。2018年12月2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补编普查工作告一段落，进入校点阶段，预计辑补佚文5000篇左右，文集50余部。这又是学界翘首以待的一项重要成果。

元代情怀

元朝的历史评价在部分学者书写的著作中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曲解，变得难以辨识。譬如，“九儒十丐”的牢骚话则成为元代儒士地位空前低落的论据，而这些话语在世人的记忆里根深蒂固。正确评价元代与元代文学，有待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而作为专攻元代文史的学者，李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对元代文学与文化的再认识。

首先，李先生特别关注各种文献资料对于元朝起讫点的界定。明朝修元史、新中国诸多得奖史著、中国国家博物馆均将元朝定为1206年—1368年，即始于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终于明军入踞大都。但目前研究著作和部分博物馆众说纷纭：有的从1271年忽必烈采谋士刘秉忠建议将国号改为“大元”算起，有的以1276年南宋向元廷递交降表或1279年宋军崖山大败为起点，有的则从1234年金亡时算起。这些说法大多要先讲一段大蒙古国的历史，但如何讲述亦是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有的不认为这是中国内部。

起讫点的界定代表了一种历史观。李先生并不认同诸如杨维桢《三史正统辨》所谓“一日之命未绝，一日之统未集”治统、道统因袭相续的正统观，也极为反对基于中原文化本位的王朝史观。他认为，无论是将元朝的起点定在宋元鼎革，抑或是入踞中原之后，都不符合元朝自身兴盛衰亡的实际。因此，他呼吁，在世界史的视域下观照王朝史，正视蒙元兴于大漠、多民族政权并立与统一的事实。换言之，一方面，先生强调，大蒙古国的历史亦是元朝史，不应站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将其人为割裂；另一方面，元朝入踞中原、代金宋而兴，这个政权依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其次，李先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撰文向大众介绍元代文化的成绩，借坚实的论据重新评价元代。如在《元代文化四人谈》一文中，他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乌有”，借吴君、徐君、乌君、许君之口，一件一件摆元代文化成绩，标举元代曲学、书画、教育、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成就，诚如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谓中国之声明文物尽发无遗、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先生认为，元代文化是近世文化的开端，对明清乃至近代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元代文学是多民族士人互动的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活跃而辉煌的。

最后，李先生从事元代文学研究，始终坚守世界视野和中国立场。在《全元文》前言里，他写道：“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又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的时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特点。”他以全球视角审视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始终强调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西域文化三者碰撞与融合的事实，并从13、14世纪世界格局变迁的角度思考过元朝的地位以及元代文学嬗变的趋势。所谓中国立场，则是在基于元朝史亦是中国史的认知上，用中国思维研究包括元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先生极力反对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反对牵强附会的比附，主张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史的角度思考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譬如，先生近年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纲》及参与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都主张回归文学本体，以文体嬗变与作家创作为具体内容，注重各体文学演变的历史脉络和文体批评，力图寻绎中国文学发展路径。

师道传承

李先生时常与我们后学坐而论道，言必称前辈学人的师德风范。先生告诉我们，他的导师李长之先生诚朴敦厚，读研一时，李长之先生指导他点读《诗经》《楚辞》，第二年点读李白、杜甫全集，一步一步引领其进入学术殿堂。李长之先生长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曾经准备翻译黑格尔全集，他主张研究应从文献资料出发，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理论思考，而不是引用外国理论家语录。

刘盼遂先生一生淡泊质朴，精于朴学，治学严谨，上课却是很随兴，类似启功先生自称的“猪跑学”。当时，李先生和同学每月都会去刘先生家里一次，刘先生每每都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案头上是什么书便随手拿来作为讲授内容，旁征博引，文献资料信手拈来，各种史料典故如数家珍。

钟敬文先生是民俗学权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名家。钟先生特别强调坐冷板凳，他从“五四”开始一直从事民俗研究，终生坚持未变。

章黄学派传人、训诂学大家陆宗达先生讲“说文”很是风趣，课下与学生交谈也多。他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又多才多艺，能唱昆曲，也能吹笛子伴奏。

贤俊慕而自附，日浸淫而合同。前辈师者的道德文章指引李先生成长，他也以此自立，并言传身教。于道德气度而言，先生恭逊谦让，不与人相争。于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而言，先生谋篇布局，一手打造北师大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当下国内元代文学研究团队。

编纂《全元文》之际，北师大古籍所首任所长白寿彝先生忠告李先生：“要注意整理与研究结合，只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做不好，每个研究人员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的题目。”先生以此为契机，布局发展，北师大古籍所随后成为国内元代文史研究重镇，中国古典文献学最终获批国家重点学科。

同时，李先生注重与学界的交流，提携后进，培养元代文学研究人才。仅以《全元文》编纂之初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例，他先后请元史研究专家蔡美彪、邱树森、杨讷、陈高华、周良霄、周清澍、亦邻真等先生，文献学专家黄永年、安平秋、孙钦善、严绍璗等先生，元代文学专家邓绍基、张燕瑾、黄克、吕薇芬、么书仪等先生举办多期元代文学与文化、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助教进修班、研究生班、高级研讨班，与《全元文》编纂工作相始终。

李先生一方面借机探讨《全元文》编纂问题，为这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旨在培养古籍整理与元代文史研究人才，包括元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査洪德及黄仁生、国家图书馆卓连营、全国高校王星汉、邱瑞中、张大新、王忠阁、王齐洲、赵义山、王树林等教授都曾在这里得到师长的亲炙。

李先生高屋建瓴，规划诸位学者的科研方向，査洪德专攻元代诗文与文论、原先从事六朝文研究的张大新转型元代戏曲研究、原先从事词学研究的赵义山转向元代散曲研究……诸位各执一领域，悉心耕耘，有条不紊，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家学者。

于学术生涯而言，李先生始终以实学精神对待学术研究，著作等身，晚年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陈垣先生有言：“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李先生奉之为圭臬，为学必以论据说话，而寻绎文献必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从而在第一手资料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如今，李先生已80余岁高龄，仍志于此道，近年来，他选取词学大家夏承焘、叶嘉莹两位先生关于王沂孙的大著以及治元史大家萧启庆先生《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等，一一追溯史源、考证辨析，于史料的细微处发现新问题，重新审视元初士人的出处。

李先生终其一生潜心黄卷，旨在传道。道者为何？一为道学，道德学问；一为师道，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先生和他的后继者们重新认知元代社会发展、民族关系与文学成就，正是志在继承和传播文化遗产，知古鉴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