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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0日《文汇报》头版刊登题为“我国有了自己培养的文科博士”的报道

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作者与谭其骧（中）、周振鹤（左）的合影

我的“桃李”溯源植根于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与他的老师、他的同门师友。我和同学们正是在这片茂盛参天的桃李下瞻仰感悟，切蹉琢磨，徘徊反侧，欣然会意，奋力前行，才成其蹊者。

1964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此前已经过一年半的病休，但报名高考的体检还是没有通过。考虑到我患的肺结核病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治愈，而参加工作的条件却能符合，班主任老师劝我报名接受师资培训——为解决师资紧缺，上海市教育学院试办一年制的师资培训班，直接到中学培训实习。知道我还没有放弃上大学的目标，他又劝我选择英语教师，以便工作后有较多时间保持自觉。他自己是语文教师，他告诉我，每星期要批两个班级的作文，连业余时间都没有。就这样，从1964年9月开始，我成了上海市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安排在我母校市北中学培训实习。实际上，我们连教育学院的门也没有进过，只是由闸北区教育局的人事科长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提了具体要求。到1978年，上海市教育学院同意给这批培训班学员补发大专一年的学历证明。那时我已经成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始终未领。

1964年10月起，我与另一位培训学员在市北中学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课桌，每人有一位教初一英语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跟着她们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听她们和其他老师的课，在她们面前试讲。还在初一一个班级跟着班主任老师实习，协助组织班级活动，做学生教育工作。

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我提前走上讲台，有了第一次上英语课的经历。11月初，教初三英语的老师突然请病假，没有人代课，教研组长是我高三的英语教师，知道我的英语基础，要我去代课。时间太紧，根本来不及备课，他同意我不上新课，将这节课改为复习。我在学生们的异样目光中走上讲台，因为我比他们大不了多少，读高中时这个班的不少同学就认识我。好在英语的课堂用语我已很熟练，马上就进入正常的复习课。进入提问练习阶段，我按课文内容问了问题：你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吗？一般多少时间去一次？当时提倡“精讲多练”，每个问题都会指定一排学生依次回答。轮到一位认识我的学生时，不知是为了出我的洋相，还是给我捧场，他没有按常规回答Yes，而是说No，然后马上问我：“老师，近视眼英语怎么说？”幸而我知道，但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用英语问：“为什么你现在要问这个词？这个词与回答我的问题有关系吗？”因为当时规定，英语课上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要尽量讲英语，我也想给他出点难题，让他因回答不清楚知难而退。他大概也作了准备，马上用英语回答：“我想讲‘因为我是近视眼（此词用中文），医生让我少看书，所以我不去图书馆’。”这时我才告诉他答案，这次意外有惊无险过去。如果从这次上讲台算起，到现在整整55年了。

1965年7月培训结束，我被分配到一所新建的古田中学工作，8月5日去该校借用的闸北区和田路第一小学报到。按现行人事制度，我的工龄和教龄都是从这一天算起的，也已进入第55年。

1978年9月，我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但按当时的政策，我是属于“在职”，人事关系还是在原来的中学，工资待遇不变，还是在中学领，只有研究生的书报津贴由复旦大学发。所以我的工龄、教龄是连续计算的，虽然在这三年间我完全是在学，而不是教，更没有在原单位从教。

1981年底我研究生毕业，根据刚实施的《学位条例》首批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留复旦大学工作，这时我的人事关系才转到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教师。但从1980年起，系里已安排我担任导师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已经承担研究生学业以外的工作了。留校不久，首批博士研究生招生，因为我作为谭先生助手的工作不能中断，须保持复旦大学教师的身份，1982年3月我被录取为在职博士研究生。到1983年8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此期间我的确是以工作为主的，通过课程考试、写论文基本是利用业余时间，是名副其实的“在职”。

198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设置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成为专业研究机构。此后曾试验性地招过两届本科生外，都只招研究生，是全国首批历史地理硕士学位点，谭其骧教授是全国首批历史地理博士生导师。留校工作后，我先后为历史系、经济系本科生开过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历史地理的选修课，在本校和外校作过很多学术讲座。1989年9月我招收了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同年被校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博士生副导师，协助谭其骧教授。1991年10月谭先生突患重病，失去工作能力，他的一位博士生由我代行指导，在他逝世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91年5月我晋升教授，199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1996年我担任所长，见几位新晋升的副教授招不到硕士生，而完整地培养完一届硕士生是当时晋升教授、增列为博士生导师的必要条件，我就要求两位已被我录取的硕士生分别改投两位副教授同仁，并建议甚至规定本所博导只招博士生，以便让硕士生导师能及时具备培养硕士生的资历，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所以此后我只在特殊情形下招过两位硕士生，一位是因为入学一年后的双向选择中未选到合适的导师，一位是想招他的导师没有名额，只能将学生挂在我的名下。到目前为止，由我指导完成学业的博士研究生四十二名（其中有二位因个人原因肄业）、硕士研究生十名，在学博士生四名。接受过合作研究的博士后六人，均已出站。还接受过多位访问学者、进修教师。得知将在年底办理退休手续，从2019年起我已停止招生。

我自己是“不拘一格”的受益者，又有导师谭先生和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垂范，我在招生、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鼓励他们自由创新，欢迎他们批评讨论，希望他们能超越自己。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前期专业，有历史、地理、中文、社会、宗教、思想政治、考古、文博、财政金融、电子通讯、电子工程、规划、设计、古建筑等，有来自地方院校、三本学院，还招过一位只有财政金融本科学历的博士生。感谢校研究生院给我的特招权，使我能自主录取那些本来连复试资格或报名资格都没有的考生。我从来不指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一般也不为研究生出学位论文题目，只是在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提出一些建议。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刻苦努力，其中三位同学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一位同学的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六位同学的论文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从2019年初起，就有同学提出要为我从教五十五年作点纪念，我以为等到六十年时再办不迟。后来得知年底将要退休，知道2019年就是工龄、教龄的终点，不妨与同学们一起作一回顾总结。于是有了编一部能集中反映同学们学术成果的论文集的建议，并使这本书最终问世。

命名为《成蹊集》自然是出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只是此“桃李”溯源植根于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潘光旦先生、邓文如（之诚）先生、洪煨莲（业）先生等，他的同门师友史筱苏（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周太初（一良）先生、王锺瀚先生等。我和同学们正是在这片茂盛参天的桃李下瞻仰感悟，切蹉琢磨，徘徊反侧，欣然会意，奋力前行，才成其蹊者。

（本文为《成蹊集》序，标题为编者所拟。《成蹊集——葛剑雄先生从教五十五年志庆论文集》，本书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