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山名越王峥

今日越王峥山巅（夏履镇供图）

张岱小像

上山。

这是越地山中古道，历代改建，如今上山的路多是料石台阶。

石阶并不太陡，只是时有曲折，一眼望不到尽头，逐渐深入绿色的林木丛中，正适合假日三两人徒步。在山脚时，就见入口处停了不少自驾车。恰值周末，有不少人带着家人，来这城外村边登山放松。

往上走，山道上逐渐见到本地人修葺维护、拓宽的痕迹。路面很干净，掉落的竹叶都被扫到两边。时在深秋，南方的山色却仍显出葱茏，石阶两边，一路是浅绿色的大片竹园，或者深绿色的参差茶树。

辰光尚早，爬到半山，却陆续与一些登山的人擦肩。他们正在下山，有些还带着孩子，看着不像是上山又走回头下山的样子。山脚下村里的朋友说有几条路可以上山下山，看来，这就是从另外的路上山的游客了。

正是当代城里人度周末的寻常模样。然后，在这山中“遇到”了三百多年前的另一个城里人——张岱。山顶有寺，寺藏古人，古人张岱曾在这山上写下《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住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乃有孙宾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焦饭及酸齏，遂与数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一住过三春，两月生明日。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

越王峥是山名。

中国山多，但起了名的，大多数以“山”或“峰”为名，如泰山、珠峰。因为山多，分类也细，还有一些因为特征不同而区分的小类，数量相较山、峰为少，或者多出现在古代。比如，高而大的山称岳，高而险的山称嶂，小而高的山称岑，小而尖的山称峦，土堆成的山称丘，顶上通路的山称岭……像如今在川中，从龙泉山凉风垭口向西拍摄成都，天气好的日子，可以见到远处横断山脉的群峰——贡嘎山、中山峰、嘉子峰，还有月亮弯弯岗、城墙岩、马桑坪、红山顶、小雪隆包……唯有“峥”，是绝然少见的。

“峥”字，多见于“峥嵘”合体，指山势高峻，突兀耸立。与它类似的山字旁之词，如峻峭、巍峨甚至崎岖、嶙峋之类，都未见用为山名的。见越王峥之前，我也未见“峥”字为山名的。当地人只称此山为“越王峥”，而非“越王峥山”。

越王峥，在历史中其实也有“山”名，如栖山、越王山、越栖峰……但人们最终认可了“越王峥”。这里是会稽山支脉，今属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正当于绍兴柯桥区夏履镇与杭州萧山区所前镇之间。山上有道，一边通夏履，一边通所前。

据说，此山曾是越王勾践兵败于吴国后，栖驻残兵自保之地。山上至今有走马冈、伏兵路、洗马池等故址地名。想来，本地人在历史中最后选择了“峥”字，除了取它山势的形意外，一语双关，也包含了对越王驻兵、乱世争胜的烽火记忆吧。

古越国太远，两千多年后，明清之际，在张岱这里，越王峥是实在的烽火记忆。

于张岱一生而言，越王峥是特殊的。这是他人生巨变、乱世颠沛的第一站，是张岱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些后代人眼中的张岱，一切的开端。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张岱遭逢乱世，清兵攻陷绍兴。两年前，崇祯帝在北京自缢殉国。到这时，时局的变化终于真真切切到了眼前。时年虚岁已五十的张岱，带着一子一奴和《石匮书》等稿本，离绍兴城，逃亡绍兴城外越王峥，避难山中。

今人知张岱者，多不会不知他的《陶庵梦忆》。读张岱的《陶庵梦忆》而深有触动的，是一个人生发生巨大转折的人，在乱世中一点一滴回溯承平岁月的记忆，仿佛要把已逝去不可挽回的时代、亲友、风俗都留在文字里，又因为他的经历、心境、技法，似乎不仅止于此，有了超越时间与个体的感染力。

差不多是在这一年，于颠沛流离中，张岱完成《陶庵梦忆》初稿。此时，距离他“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已过去十四年。在张岱那里，“今昔”相对，真如大梦：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日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

这篇《陶庵梦忆》的自序中，张岱回忆当年“颇事豪华”“繁华靡丽”，如今却是“披发入山”“瓶粟屡罄”。五十岁的张岱慨叹，五十年来，“过眼皆空”，“总成一梦”。

张岱家并非豪富，家族出仕者官位也并非多么高显，只是累代仕宦，余荫与家私总还可观，又生长、生活在绍兴这样的城市——到晚明之时，杭州、绍兴等江南之地，在全国来说，已属物质生活发达之地，可算真正经历了繁华。我们可以想象，越是见过繁华，在天翻地覆的乱世到来时，从富庶到赤贫甚至三餐难济，当饥饿之余，又想起当年生长于仿佛王谢豪门的生活，就越是显出世事变化之重、之沉。

越王峥，是张岱这段回头无路的山中岁月的开端。时局的变化和他内心的坚持，已使他再不可能享受当年的闲适优渥，甚至深陷、挣扎于饥寒困苦中。

在留给远明上人的五言古诗里，张岱详述了逃难越王峥的经过。越王峥上有古寺，名为深云。深云寺之名，至今仍悬山巅。据今人姚剑敏考辨，寺中曾有明代王阳明所撰的《夏仙思公祠碑》，述深云寺的由来：

“山栖岭者，山邑之险道也。其岭因越王保会稽时，栖息其中，遂名越王峥。汉唐以来，林深箐蜜，人迹稀少。迨南宋时，有猛虎毒蛟盘踞其地，居民苦之。夏氏仙思公勇而好义，仗剑入山，觅蛟与虎而斩之。开辟荒山，遂建深云寺。至公殁后，塑像于寺之傍庑。每岁正月初二，夏氏子孙上山拜谒，寺僧设斋款待，不忘仙思公之德也”……

由春秋至汉唐，越王峥由屯兵之地，重新变成了人迹稀少、虎蛟盘踞的地方。南宋时，北方南渡，以杭州（临安）为中心，绍兴恍似京畿之地，越王峥重新开辟。深云寺得以建立。寺有兴废，深云寺到明清之际，已有僧众上百。

张岱到时，寺中僧人远明收留了他，让他深藏在禅房中，隐匿行迹，“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乃至住了三月，“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山寺岁月虽艰难，他带着一儿一仆，吃着焦饭、咸菜，却得以专心整理自己的著述。但就连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保全。有一天他被人认出，消息走漏，只好仓促离寺，另寻藏身之地，甚至没来得及和收留他的僧人告别。

离开越王峥，张岱不得不躲避到更远的嵊县山中，家财散失，生活更加困顿。在一系列和晋代隐逸躬耕的诗人陶渊明的诗中，张岱曾序道：“丙戌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午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以寄剡中诸弟子。”时局稍歇，张岱又迁徙避居绍兴城外的项里。藏身项里时，他曾回忆之前蛰居的越王峥：“我亦忧秦虐，藏形在越峥。”（《项王祠二首·山阴项里·其二》）

汉学家史景迁说，明亡后到顺治二、三年，即1644到1646年间，张岱逐步体认到后来结集成《陶庵梦忆》的文体特别适合追忆夙昔。我们也得以在日后分享他“心灵永无休止的探索”。但乱世流离，避兵山中，在艰难的逃难中，他真正念念未曾忘的，并不是“陶庵梦忆”，而是一套史书——《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也写到了：“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

《石匮书》，张岱在逃难的慌乱中也不忘携带的书稿。“石匮”，是汉代史家司马迁保存史料的所在。“龙门笔”，即龙门笔法，是后世对司马迁史书笔法的代称。《石匮书》是张岱追慕前贤司马迁撰写的史书。

它并非起念于家国沦亡之时。在《石匮书》自序中，张岱说，“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即早于明亡前十多年，天启朝落幕、崇祯继位时就已开始动笔。其书“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到逃难越王峥等山中时，《石匮书》已有雏形，所以张岱能“携其副本”，在深云寺中专心修订。

《石匮书》对张岱有多重要？他避居嵊县山中时，有和陶渊明挽歌辞三首，其中一首讲到“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陶庵梦忆》自序中说得更明白：“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经历亡国丧家之乱后，张岱也想过求死——他的好友祁彪佳在顺治二年投水自尽。支撑他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石匮书》还没修完。

如果说崇祯初年开始动笔这套明史时，还只是追慕司马迁，那么，当1644到1646年，亲身经历故园离乱，张岱就更能体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原本只是一个明朝人写洪武至天启的历史，现在，则真正成了追索一段王朝兴衰败亡的历史。顺治三年，带着一子一仆与《石匮书》副本上山，走在前人古道上的张岱，会想着什么呢？是否深怀对承平的追念？四面草木葱茏，安静如常，仿佛昨日优裕从容的生活还在。山外却已烽烟四起，宁静不再。

草木有消长，山石却无改，曾照见古人的仓皇与持守。此山与他山，草木与山石大概并无异样，却因为经过此处的人，变得意蕴沉沉。

我从越王峥另一端的嵌草石饼路下山时，正遇到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野外授课，辨识植物。他们大概还不会知晓，几百年前，有一个古人，在这宁静的山中寻找安定的生活，书写支撑他生命的史书。也好，交接山间草木之气，知晓草木鸟兽之名，不正是安宁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