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方文坛》始于1998年的“今日批评家”栏目是学术期刊中的一抹亮色，二十多年来，“今日批评家”栏目对百余位活跃于文坛的极具活力与影响力的批评家做出了精彩的“文字肖像”，这些“文字肖像”，有的提纲挈领地梳理了被评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脉络与成就，有的条分缕析地归纳了被评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独到建树、方法与特色，有的则惟妙惟肖地勾勒了被评人在他人眼中、心目中或幽默或憨直，或平易或风雅，或俊逸或内敛的生动形象……

近年来，《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不断对二十多年来的几代学人的“肖像”进行汇总和整理，并前后出版了《我的批评观》和《批评家印象记》两部大书。2019年11月9日，一场关于这两部书的对话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展开。现将此次座谈会的发言纪要摘登，以飨读者。

李伟长（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今天的思南读书会是举办六年以来嘉宾阵容最强大的一次，是因为有一家被誉为“中国文坛批评重镇”的文论刊物叫《南方文坛》，因为《南方文坛》使思南读书会的读者们受益。张燕玲主编的这本刊物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南方文坛》有一个品牌栏目，叫《今日批评家》，出席今天活动很多的师友都是《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曾经的作者和曾经的人选。首先有请张燕玲老师主持，并且分享这本刊物走过的岁月，而且我们很想听听这些当年的大咖们和《南方文坛》和文学批评和上海有着怎样好玩的八卦。有请张老师。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1998年，《南方文坛》希望有个更好的精神布局。于是，从1998年第1期开栏《今日批评家》，一期一人，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名彼时中国最年轻的批评新锐曾经从此栏目走过，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我还想说，“今日”不仅仅是年龄概念，更是时态，现在进行时，当下的，也就是当下新锐的文学批评家。

这个栏目的宗旨是“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这当然是一个开放性的编辑理念，所以敏锐的黄德海老师就给今天读书会取名“开放的文学批评”。

1998至今二十一年，可以成长一代人，也可以相关四代人。我们上面坐的50后，下面60后、70后、80后的文学批评家，这个栏目已经涉及中国的四代批评家。这对于《南方文坛》来说，幸莫大焉。

这些批评家上栏目时，都是刚刚在全国崛起的批评家，他们不断激活《南方文坛》巨大的学术环境和创造力，使我们获得了无限的学术磁场、强大的新锐作者群，还为今天留下好书《我的批评观》《批评家印象记》，真是荣莫大焉。

想想都激动，这是百余名家的批评观，以及描述他们的批评家印象记，这两本书再现了近二十年来批评界百家争鸣的状态，可以解读为文学批评的版图。尤其文字灵动，才情横溢，是了解当代文艺批评活泼泼的辅助之书。

这也是批评家和作者、读者、编者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四代批评家的精神对话与相互成就，可以说，二十年大家共同成长，共同记忆，共同创造。

早在2001年，我们在南宁曾经召开“今日批评家研讨会”，当时陈思和老师有一段话，他说：“今日批评家”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道路、一个规则的清楚展现。它集结起一支如此生气的批评力量，他觉得这不是一个栏目的问题。

请问陈老师，今天回头看，您当年说的这句话如今还是这么认为吗？有请陈老师。

陈思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我作为《南方文坛》的老读者，也是燕玲的好朋友，从她一开始搞《今日批评家》栏目，我就非常欣赏，当时我就跟她说你别老是盯着我们这些人写稿子，你应该找今天的年轻人。

我当时说的年轻批评家指的是张新颖这个年龄层的。现在已经是80后的，像黄平、金理都已经成为有名的批评家了。这样一个个时代过去，如今90后都坐在这里了。

我觉得《南方文坛》是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做一件事，包括过去搞文学评奖，我参与的时候我就说你搞一年两年是看不出成效的，一个杂志两三年做一件事很有意义，而中断了就是中断了。但是只要你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可能一开始大家好像比较陌生，但是一代代做下去，大家就会记得你。

现在一百二十位批评家，做了二十年，这样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代批评家，而是两代、三代批评家，它成为梯队，紧紧围绕了这个杂志，成为这个杂志的基本作者，所以这个杂志一定会繁荣。

批评家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再给人家写一篇稿子，我觉得都没有意义了。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会永远记得这个刊物对他成长道路上的提携。

这本书是很好的见证，就是作者跟刊物互动，批评家跟编辑的互动，大家一起共同带着理想把这样的事业做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典范，在此我对燕玲表示祝贺。

张燕玲：谢谢陈老师鼓励！蔡翔先生当年在《上海文学》时我们就是朋友，作为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编辑，推出的作者和学生是桃李满天下了。尤其是他关于文学研究要打通文本内部与外部的论述，在方法论上给予文学研究者启发良多。今天关于对开放的文学批评，蔡老师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蔡翔（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的题目起得非常好，开放的批评观念特别好。怎么开放？为什么开放？我们做文学批评实际上从我自己的感受上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文学评论总是面临最新的作品。这个最新的作品一定会挑战我们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结构，我们每次面对一个新的、好的作品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可能会面临一个重新解构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累。一个好的评论家面临的两个挑战，第一是体能的挑战，要读那么多的作品；第二就是知识结构的挑战，这个是最麻烦的。原来我在编《上海文学》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要多发一些好作品。开编辑部会议的时候，编辑就会提出，到底什么是好作品？我想了半天说：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想经验和新的艺术经验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现在我想想这个话说的也是经不起推敲，不管怎么说，我们面临的就是最新的作品，这个作品一定会挑战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如果我们一直处于挑战的过程中，文学评论家最后他自己的东西到底在哪里？这是我最大的困惑，每次做都要从零开始，寻根文学出来了清理一下，先锋文学出来了，又要清理一下，那我自己不变的东西在哪？

怎样在变化中，怎样在结构的破坏、重建、平衡的过程中，寻找自己不变的那一面？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在座的各位肯定比我感受更深。不变的东西太坚硬也不好，它会拒绝很多新的挑战，特别是到了我这种年龄，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暴力倾向，当年我们也遇到过，所以我现在也不做文学评论。你看不惯是你自己的事情，不代表别人看不惯，第一不能太坚硬，但是你又不能老是在变，这里面怎么样做一个平衡可能是我们做文学评论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关键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主体，包括我们自己身份的定位。我上午跟张定浩对话时他有一句话我非常同意，把自己定位在写作者，我以前用的自由写作者，我现在发现自由很困难。怎么样把自己始终保持定位在一个业余的写作者，这大概就是保持变和不变的平衡，我始终就是一个业余的写作者。

作为一个专业的评论家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就是业余的写作者，这样我们的心态也放松，这不代表着没有专业。

张燕玲：是的，一种放松的业余写作者的状态，真的可以面对这个时代守和变的关系、变和不变的关系。关于开放性，对于《南方文坛》来说是不容易的，我们身处岭南边陲广西，要想使这个中国文学批评版图，少些遗珠之憾，是艰难而永无止境的。唯有尽可能以多种渠道发掘新锐，寻找那些活跃在文学现场、颇具潜质的才俊文章，哪怕泼辣新鲜的批评文字出自在读博士，只要他面对文学现场有足够的真诚和个性，足够的敏感和活力，即使修为和学理有所欠缺，所以，栏目的开放包容必须有足够的宽度与敏锐度，必须以开放性为底色，否则不可能走向全国，比如今天走到思南，这是我们一直为之努力的。又比如下一期即明年第一期，我们将推出刚刚加入到上海文坛的方岩。

我查了一下，每年几乎都有上海的今日批评家，因为中国文坛没人会忽略上海的批评家，就比如没人会忽略上海文坛的孙甘露老师一样。

孙甘露（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座的除了台上的两位大佬，基本上都是重要的上海中青年文学批评力量。文学批评我不一定写得了，《今日批评家》的印象记，我也许还可以写一写，从你们不知道的角度写一写。这些年跟大家来往很密切，他们的批评写作我也非常关注。上海文学能有今天的局面，今天在台下坐的一大批60后、70后、80后的年轻评论家，确实令人欣慰，祝福他们，也再次感谢燕玲老师把这么重要的活动放在思南读书会。

张燕玲：深信甘露老师写的印象记，肯定是令我们会心会意的活泼文字。《批评家印象记》作者队伍非常强大，除了思和老师、蔡翔老师，还有因在外地来不了现场的王晓明、吴亮、王鸿生、葛红兵等，有在座的郜元宝、张新颖、罗岗、王宏图等，还有像甘露老师这样的作家，如张洁、毕飞宇、阎连科、李洱、曹文轩、石舒清等。

《我的批评观》也很有意思，为每位作者配了一新一旧两张照片以便今昔对比，比如你们看看1999年的张新颖老师，还有1998年的郜老师（笑声），这寓意批评家与中国的当代批评史同在。

我记得90年代郜元宝老师曾经写过《说说孙甘露》。下面有请郜元宝、张新颖、罗岗。1998年今日批评家郜元宝是研究海德格尔的，他是如何进入文学批评，请郜老师说说。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在上海、在全国批评的开放空间，实际上是借张燕玲老师《南方文坛》实现的，不仅是《今日批评家》一个栏目，整本杂志的批评定位都让我们不停地在学习，批评家好像整天在批评别人，其实我们是不停学习的。比如我们学习了陈老师、蔡老师这一辈人他们文学批评对于生活的直观感受，对于文学史宏观的把握，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我也学到了我同时代人更加开阔的思维，像在座的张新颖老师的诗一样的语言和哲学家缜密的思维我学不来，但是我始终想学习。

刚才陈老师说批评家要有一个很强健的体魄，我如果有像罗岗先生这样的体魄多好，我能够展开吞噬性的阅读和爆发力、穿透力，但是我都学不到。后来像周立民、黄德海、张定浩他们都起来了以后，我又想学，但是又学不到，不屈不挠的博学，他们的文章当中文学史、文学理论都是挥洒自如的，我当时想学但是也学不会。

后来发现我唯一感谢张燕玲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让我在不停地学习中，发现我所有的努力，是把自己打回原形，变成一个文学普通的读者，非常感谢。我希望我在很长时间的批评之后，终于能够发现自己像当初陈老师带领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时最初形成的读者的感受，这可能是不变的。因为我们所有对于文学的阐发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上升。

张燕玲：一个谦逊的学者风范。元宝老师与新颖老师尽管文风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有很好的以学问带文学，又以文学带学问的细读功夫。尤其新颖老师还写得一手好诗歌，下面请出诗人张新颖。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讲的那么谦虚，我就骄傲一点。我看了看二十年前我在《南方文坛》上发的《我的批评观》，还有我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看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啊。其实挺无聊、挺无趣的，一个人过了二十年，发现你二十年前写的文章还不错，那这二十年就白过了，我觉得这是挺无趣的，没有什么进步。

张燕玲：新颖老师说骄傲一点，其实反省意识更强烈更谦逊。他发在2013年《南方文坛》的沈从文研究文章获得鲁迅文学奖呢。王晓明老师写罗岗的印象记，开头便说：罗岗是一个轮廓分明的人，下面有请罗岗。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谢谢燕玲老师，也谢谢元宝和新颖，元宝的形象非常多变，前段时间是鲁迅的形象，最近把胡子剔了，又变成这个形象，新颖一直没变。坦率来讲，刚才蔡老说的，其实我也是当代文学的逃兵，最初确实写了不少的批评文章，很多的时候是给《上海文学》写的，那时候写得比较多，后来跟文学批评渐行渐远，也觉得是跟不上文学的变化，或者自己也有一些力不从心。当年有一个小说叫《小世界》，里面提到，做一个好的学者要做喷气机、传真机、打字机，现在打字机和传真机淘汰了，变成电脑了，但是喷气机还是要做的。中国如果就像上海这么大的话，坐地铁就可以了；文学批评，到思南就可以做文学批评。中国一大，这里面就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的大很有关系，因为发表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刊物，《南方文坛》是广西的，《当代作家评论》和《文艺争鸣》是东北的；当年福建还有《文艺思潮》，南方还有《文艺探索》，后来都夭折了。我还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当代文艺探索》，它的历史应该可能还没有办法跟这几个边缘的刊物相比，真正坚持下来的就有三家，包括《南方文坛》，真正坚持下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批评现象，一个看上去不是处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刊物，它为什么可以吸引那么多的人，而且如果有一个当代文学批评的权力的话，他在当代文学批评的权力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刚才说到新颖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可以得鲁迅文学奖，这也是话语具有力量的象征。

反过来讲，中国那么大，给文学批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个人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逃兵，我略有忧虑，如果说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选“今日批评家”，那时候批评家相对来讲是比较多样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家，也有不同的训练，或者不同来历的批评家。随着现在学院体制越来越深远，作协体制也越来越有钱，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批评家基本上被这两大块所收编，收编之后虽然当代文学批评非常繁荣，但是同质化的倾向可能也是越来越大。中国的大及当代文学批评的大，与当代文学批评家越来越同质化这两者之间可能是有矛盾的。

张燕玲：很犀利啊，罗岗老师不做文学批评了，他可以回过头审视我们，发现当下批评的同质化；也很有活力，让我们领略到了他做文化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生气勃勃。

罗老师提醒了我们，今日批评家已经一百二十人，在1990—2010年以前，我们选择确实更有宽度，更具开放性，文化研究的学者，各种流派，各种声音，都兼容并包，包括海外的汉学家，今天回望的确很不容易。我想未来的日子不能仅仅从文联作协、高校及研究机构选择，还要把视野放得更开放一点。

可见，《今日批评家》这个栏目是不断完善的，比如1998年南帆、陈晓明、孟繁华、郜元宝等已有名，第二年我们就意识到要推更年轻的，如是四年。第五年听取了张新颖老师的话，他说前沿批评家差不多了，批评家本来就比作家晚熟，于是，休整了两年。没料到，而要求读此栏目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2005年第2期便续上。下一拨是2002年的王光东、张闳、王宏图，之后便是2005年的了。

王光东（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今天的题目是开放的批评观，开放如何批评？对我个人来讲，感到局限很多。到现在为止，我在从事批评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经验、能力等各个方面都不够，现在面临着看完青年写的作品之后，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现在青年的作品确实写得好，但是个人的经验已经跟不上了。在开放的文学时代，我们如何突破个人的经验极限，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张燕玲：王光东老师的印象记是思和老师写的，记得第一句话是“鲁人忠厚”果然。在中国学界有一对奇才兄弟：张柠、张闳，评论家张柠近年小说丰收，医生出身的张闳则致力文化研究。

张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年燕玲邀请我加入《今日批评家》栏目的时候，那时我觉得自己只写了几篇也没有什么名气，有一点不知所措。我当时想我难道是今日批评家吗？我应该是明日批评家，从那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开始进入到批评家的行列。

二十多年《今日批评家》栏目的设立对于批评家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它确立了批评家的主体性。在以前，批评家总是一个依附性的角色，人们关注的是对象，关注我们批评什么，尤其是老一代的批评家会更关注批评什么。后来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开始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批评，《今日批评家》这个栏目的成立使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谁来批评，究竟是谁在写这个文章，甚至比批评什么和怎么样的批评更为重要。整个一百二十位批评家，我们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看到，它的开放性首先是凸显了批评的主体性和每一个批评个体的个性，还有话语的独特性。如果没有这一点，我觉得这种批评就会走向封闭，或者走向自我迷恋、自我表扬，甚至走向更深的封闭。

开放的文学批评是来自每一个批评家个体的主体性凸显，《南方文坛》坚持了这么多年，使得全国各地的批评家都能在这里展示独特的写作者、独特的批评者的个性，这是维持批评家良好声誉的很充分的保障，再次感谢《南方文坛》杂志。

张燕玲：下面有请批评家王宏图教授，宏图老师也是多管齐下，他的批评文字温润细腻，他的小说，阴柔犀利，意识流的叙事里有一种虚无感，一种都市文化的现代感。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首先要感谢《南方文坛》对我的支持和提携，感谢《南方文坛》对于批评的支持。在一般读者心目当中，批评家好像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大家主要关心的是作家，这也是很自然的，像文学理论关注的中心是作家，但实际上批评家也是很有杀伤力的。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德国作家王尔德九十岁写的一本《桃之夭夭》，他之前写过一本小说叫《批评家知识》，写的是当年从波兰来到德国，在德国文坛被誉为文学教皇的赖希•拉尼茨基好几次在电视栏目中说这本书是垃圾，有一点侮辱性的。因为这个电视节目是面对普通观众的，需要有表演性，不可能学理性很强，但这使作家深受创痛。

我们听很多的作者说他不看批评家的文章，这实际上有点矫情，他实际上很在意，如果批评家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也不会关注的，包括这本小说《桃之夭夭》里面涉及他以前跟批评家的恩怨。批评家就像刚才很多先生说的批评权利，拉尼茨基就有一点暴力倾向的，他就像法官一样，先给你一个定性，垃圾、废物，给你扔掉。

我们试想一下突然间所有的批评刊物和批评家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文学作品，会出现什么情况？估计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绝对不会比有批评家，有各种粗暴、野蛮、暴力倾向的批评家来得更好，就这一点而言，《南方文坛》扛起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批评家印象记》更是感性的，如果大家不是专业的读者，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散文随笔来读，里面有很多我的朋友同事，看看作者当年写的印象，就可以组成一个个鲜明的画面，你有时候如果了解得更多，他有很多的文本在里面，有的写得点到为止，有的人刻意或者不刻意地留了很多空白，有的拍案而起，有的躲躲闪闪，汇集起来也不比大卫•洛奇的《小世界》逊色，也是一部饶有趣味的书。实际上每个时代都需要有批评的声音，我们内心时刻有一种准则，就像蔡翔老师说的，一个人有一个人准则，即使僵化了，也比没有原则好。这个世界变得确实太快，你批评有一些基本的准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时候的确有各种新的挑战。我们人比机器唯一高明的就是能随机应变各种挑战，来阐释各种文本，来丰富我们的意识界。

张燕玲：听到这里，坐在后面的本书责编作家出版社的向平女士最高兴了，她的专业与勤勉以及心血，都值得我们感谢。还有宏图老师说到的强大的作者队伍，有的名家还写了两三篇才情横溢的印象记，肖人肖事如面如晤，如李敬泽、毕飞宇、程光炜、谢有顺、丁帆、王尧等老师，从工具角度来看，也是了解当代文艺批评活泼泼的辅助之书，确实值得读者收藏。

下一轮是2005年的张念，2007年的李丹梦，2008年的何言宏。张柠写张念的印象记说张念“少见的大无畏精神”，我特别佩服她，张念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女学者，下面有请张念老师分享。

张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大家下午好！我们写作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写作活动、写作活动所形成的文本，还有第三个维度非常重要，它像一个介质一样，像一个黏合剂一样，把一个写作活动和写作形成的物质形态的作品呈现出来，并且聚集起来，第三种媒介就是纸媒或者电子媒体。

刚才像蔡翔老师提到写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有学生，我发现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文学读者，文学经验天然的和青春期是相关联的，所有人都是从一种文学经验的状况中走出来，或者是一种文学的力量推动着他迎向更广阔的和未来的世界。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年轻写作者给我的信息，发现第三个维度在今天消失了，物质性的媒介消失了，他们对写作行为本身很绝望，没有得到展示的平台。

刚才罗岗也提到了，不局限于狭义上的文学，它可以做更大文本、更加扩展的思想，理论还包括实践，就是写作，就是文字和文本的意思。在媒介平台上有这么好的底蕴，有这么好的判断力的媒体，《南方文坛》正在做这样的工作。这三十年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批评，一本杂志居然融入了一百二十个人的大数据，甚至包括我们几代人的社会身份信息全掌握在燕玲手里。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文学有非常独特的、有意思的东西，我更愿意把它想成是邓小平时代以后，文学是整个精神生活的指挥，同时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雷达器和感应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宽泛地理解文学。

张燕玲：张念确实是气势凌厉，李丹梦也是敏锐爽直的，批评文字热忱峻急。

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进入《今日批评家》时还是博士刚毕业，能上这样的平台非常开心。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批评基本上是男性的事业，女性去做虽然可能会有她的感触方式，但对于历史的把握可能不如男性那么生气勃勃。

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包括主体性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是两个字，怎么保持开放？写批评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善意。我觉得我自始至终诚实做得还可以，但是善意我在这几年的批评当中才体会到。以前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和前辈。我的导师陈老师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但是你的语气不对，太犀利了。我听不进去，我当时想犀利不是更有风格吗？后来这个文章在文学评论上发出来，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就应该犀利下去。

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批评最终的底质就是沟通和交流，回想起来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对，是要有善意，是要沟通的。文学有一个最大的感觉，作为一个批评家要有很强烈的在世感，现在大学老师的生活相对比较单一化，读书占了很多的时间，交流是能够印证一个人生命活力的东西，还有要注重沟通的效果，那就需要善意。这个善意不是说说好话，以前鲁迅曾讲过非常惊人的话叫我要骗人，他的骗人也是双引号的，害怕成熟的果实毒死了热爱的青年，就是批评需要善意，不能单纯地说好话。批评第一要经过你自己的审判。

张念：批评是解析和下判断，批判行为本身是整个精神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如果没有批判和批评的话，文本和文本之间的生产就会枯竭。

张燕玲：李丹梦和张念的发言很巧妙地形成互文关系。下面请出诗评家何言宏。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天活动的题目叫“开放的文学批评”，我觉得确实很好。有时我会想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精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各个门类都有它的贡献，经济贡献最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文学创作、诗歌，包括学术研究等各大门类都有贡献。文学批评也有它贡献的独特性、重要性。我们批评界太谦虚，也没有认真地对待，或者重要性没有得到强调。文学批评正因为它是开放的，它向文学创作开放，它向个体的经验、社会历史充分开放，汲取了如哲学等学科的资源。开放以后，与文学批评本身又融会在一起，有社会历史和个体的经验，有思想文化理论，另外也有文学自身的感性开放。

对于这些年中国的进步，可能文学批评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批评观是前几年出版的，我个人觉得印象记里面很多的批评家朋友故事、风采、风格都能从里面看到，还有一些照片，比如刚才讲的批评家形象变化确实很有意思。作为一个读本，我还是很喜欢的，经常翻一翻，看起来也比较轻松，谢谢大家！

张燕玲：谢谢何老师进一步肯定了《南方文坛》和这两本书的开放性，又回到了我们的主题。刚刚大家已经领略到上海几代的批评家，各种风格的批评家，也出现了很多小说家的批评家、诗人的批评家。我们下面进入到更年轻的一拨，有请金理、周立民、黄平。上栏目时金理还是在读博士呢。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我心目当中《南方文坛》这一刊物有点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名刊，不是那种面面俱到的刊物，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也携带着张燕玲老师自己的烙印。用今天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觉得张燕玲老师是我们批评界的养成系教母，她不是等到你硕果累累已经成熟了负责来采果子，她不是这样的，她是陪伴和见证你的成长。一路上会包容你各种各样的缺陷，就像张老师刚才讲的，我是2008年有幸登上《今日批评家》这个栏目，当时我还在学校里读博士，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机遇。后来更大的机遇来了，2012年的时候张老师让杨庆祥、黄平和我做一个专栏，给了我们这样的版面。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张老师是承受一点压力的，在她耳边有质疑的声音。刚才蔡老也提到，昨天大家朋友圈都在转发今天在座一位朋友的访谈，访谈的标题旗帜鲜明，我们现在对于年轻人越来越宽容。我估计当时在张燕玲老师耳边质疑的声音也是这样表达的，张老师对于年轻一代太宽容了，张老师当时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机遇，不但给我们出专栏，还资助我们把书出版了。书出了以后，她居然还在北大帮我们召集了一个研讨会，就为了这本书，这真的是难以想象的，这是我印象当中这个刊物和这个刊物主编的风格，永远是在陪伴你，一起成长，包容你的缺陷，这种包容、陪伴也使得你自己不敢松懈，永远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现。

张燕玲：谢谢金理老师，他的笔端下总有向上的勤勉与新颖的理念思致。旁边坐的是他的师兄周立民先生，周立民的人与文都是敏感的。我还亲见他对巴金故居工作的投入状态，令你感受到“工作是美丽的”，感受到他的忧国忧民。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我曾经说过感谢《南方文坛》收留了我们这些批评家。我们在说开放的文学批评，如果我们放开文学批评，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批评，你就知道它是多么渺小和多么不重要。张老师取“今日批评家”这个名字，我以为还有昨日批评家，是他们不行了我们行，结果今天您一说“今日”的概念还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杂志、这样的栏目，包括今天这样的活动，包括他们主持栏目张老师为他们的付出，还有这份杂志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走的路程，让我觉得有一种岁月的温暖。张老师不仅仅是一个编辑跟作者之间的关系，我能够感觉到张老师时不时对我的嘱咐、提携、关心，这种关心超过了工作上的关心。可能很多的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触，下面还坐着很多这样的老师们，我们的老师都是用这样的目光来看着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从今日走到明天。谈到批评，我想是不是可以更极端一点，既然批评已经到了这样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步，我们何必还小心翼翼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自我一点？别人咳嗽一声你去寻思两天，你寻思什么？你写的东西也好、文体也好、风格也好，为什么不能更自我一点？我想这个自我不是一种张狂的自我，也不是一种放纵的自我，这里面还有自我的克制和自我的反省，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

有时看看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怎么会那样子？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反省在里面。这样经由我们的反省，经由我们的克制，同时它又在不断地锤炼自己的一种表达、一种修炼，最终才是更真实的自我，因为自我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和唯一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谁都不爱，只有《南方文坛》等几个杂志在爱的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自尊的维护，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张燕玲：下面有请黄平。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其实80后批评家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就是燕玲老师奠定的，我和金理之后慢慢有专栏出来。说到80后的批评家特点，这些年来《南方文坛》对于我们发表、获奖以及非常慷慨的版面支持，我们都是有所警醒的，这跟我们的个人能力是不匹配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看到张老师都觉得对自己是鞭策和警醒。从做《今日批评家》到今天，我觉得文学批评很重要，我觉得未来几年文学批评会非常重要，可能文学批评又到了鲁迅所谓的极期，一个大的分化，一个大的观念出现的时刻，当然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调整，跟当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全球化的变化都密切关联在一起，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粗糙判断。

张燕玲：看到黄平，就想起照片上文学的那盏灯，非常温暖，这让我们重新拾回文学批评的信心。下面有请黄轶、张定浩、黄德海。有两位老师是从外地调来上海的，如从北京调到上海大学的谭旭东，从苏州大学调来的黄轶，黄轶的回归特别好，她原是研究苏曼殊的，回到上海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缘分。

黄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我最早的文章也是发在《南方文坛》上，让我开始相信能够做一点批评的工作。后来张老师鼓励我做一期《今日批评家》，她不仅仅使我有机会阐述自己的批评观，在这样一个栏目上亮相，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培养了我的意识，使我认真思考我到底有怎样的批评观，到底有怎样的批评家标准，有什么样的视野、眼光来看待当下的文学创作以及批评，这都是《南方文坛》给我的鼓励和力量，特别感恩，也特别感谢。

上海的文学活动非常活跃，我想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在《南方文坛》的园地上历练。也有很多的批评家们谈到了当下的批评有很多让人不满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们怀着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人类未来美好的愿望，我们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就不会死亡。文学作品经过批评的遴选才可能成为经典进入文学史，我想《南方文坛》这样一本坚持这么久的批评家杂志，已经以这样的姿态成为当下的批评史和文学史结构性的存在。

张燕玲：下面请出两位上海最著名的年轻批评家，就是吴亮老师常说的小张和小黄，尤其是“柔软与尖锐集于一身”的小张。

张定浩（《上海文化》副主编）：我2001年来到复旦，十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讲文学心智的养成是从复旦开始的，思想慢慢地形成是从复旦开始的，我的文学心智也只有十八岁，所以还是很年轻的。说到批评的心智，因为在《南方文坛》上《今日批评家》是2015年，我之前从2012年开始写也不过几年，2015年到现在也才五岁，可能刚刚上幼儿园，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学习的地方，谢谢大家！

张燕玲：小张讲完了小黄讲，小黄今天的贡献很大。因为这个会议是小黄一手张罗的，包括题目，我特别想听德海老师解说一下今天的主题。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我们现在说的“开放”这个词基本上都是在说外在的开放，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张定浩经常讨论的就是向内的开放，一个写批评的人如何对自己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能不能接受新的东西，接受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新的作品，这一点我想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经常会给自己一些理由，比如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东西，因此我们看不懂。我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不懂的，是我们老化了还是这个东西真的不好？我们敢先认为自己是老化了吗？那你反复检验，你发现有些东西确实是自己老化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准确性还有多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这些年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越来越犹豫，这个犹豫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判断了，而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坚决，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你的自身缺陷带来你的尖锐性，或者是斩钉截铁。你发现你自己的硬壳都拿不掉，你如何希望别人来拿掉这层硬壳呢？

另外是对外开放性，文学批评到底是一件私事还是一件公事？很多人在文学评价上会认为是一个私事，比如你批评一个人，你会问他你跟那个人什么矛盾，如果你表扬他，他们会问你拿多少的红包，你是不是跟这个人关系好。首先我跟张定浩在这些反应上有些是一致的，我们在说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这是一个对外公共发言，并不是一个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一个事情。任何一个公事你把它当成私事的话，这个事就变得不重要。从昨天开始张定浩发朋友圈的文章，包括张定浩关于公事的考虑，他在这篇访谈也说了，你承担的公共责任就是一个公事的问题，我们评论一旦变成了私人恩怨，它会让我们的环境变得很恶劣，你最后会遇到一个问题，这几年有一个反应，会说现在文学批评全是表扬文章，并不是，其实批评文章有很多。为什么批评文章没引起注意呢？因为批评文章写得太差。前几年为什么这个声音少了？因为张定浩在写批评文章，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一些好的批评文章出现，人们就会认为是人身攻击，大家不会认同它进入人们的视野，今天大家又觉得批评又变成了表扬。

我们说一个好的文学批评首先是自我的开放，是对自己公和私之间判断的开放，另外是对不同风格、不同样子、不同可能性的人保持开放，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批评循环。在这里会出现另外一个小的问题，很多搞批评的人居然说现在批评文章没法看。张定浩经常会问那你为什么不写？我们一直在抱怨没有好文章，我们在抱怨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如果作为编辑，我们希望找出好的来，如果你是这个行业的人，你最好能写出好的来，或者做出好的来，这样就有了，没有一个东西是凭空呼唤出来的。我们经常说大时代呼唤大作品，最后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大家在开放的环境中努力。

张燕玲：黄德海把开放的边界、宽度和深度给我们做了解读。是的，我和他都是做编辑的，这的确需要职业操守；而做批评则要回到批评的本色，需要专业精神，这两者都要以开放为底色。世界打开了，进来，出去，就是一种开放，开放才有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吸纳，有所创造，有所包容。这也是批评的视野与胸襟，你的文章才不会像德海老师所批评的那样，拘泥于个人恩怨，那不是批评，这样的批评不是有效的批评。有效的批评是开放性的，像今天的题目。下面有请项静、木叶、李伟长。

项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前面很多老师都已经从时代方面，甚至文化生态环境把批评的事情讲了很多，我自己就不知道讲什么。我为什么来搞文学批评？我批评观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人生来是做文学批评家的，这可能跟我的导师蔡翔老师有关，也跟我后来的工作单位上海作协，跟我身边的这几位朋友都非常有关系。

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是无法复原的，中间一个环节偶然断掉了我可能就不是文学写作者，我可能就是一个爱好者。我上大学时蔡老师教我批评的方法，中间虽然有很多断裂的东西，但是慢慢地走向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我走到这个写作的方式来？我们经常说万有引力，你总归会走到这里来，这是一种后序的说话方式。

文学批评里面可以承载文学研究的部分，它有非常鲜活的部分。刚才好多老师讲到其他各种学科的知识和理念都可以被文学批评的场域吸纳，这是一个开放的文学形式，是一个开放的写作方式，所以它会承载我们很多生命内在的东西。

就像我们的朋友圈是一个自我，我们的微博是一个自我，微博的小号又是另外一个自我，文学批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文学形式、文体。

张燕玲：下面请出诗人木叶。

木叶（《上海文化》编辑）：我其实不是80后，我是60后，我把这两本《南方文坛》的书都仔细看了，但是有些也没有看到。我感觉《南方文坛》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的传统，无论是批评观还是印象记，我自己看没有太多的金刚怒目的文章，很多还是菩萨低眉的比较多，但是你依然能感觉到里面蕴含的民族以及周边世界的跌宕，有惨烈、辉煌等的文学生活和文学期待。

如果现在让我想想文学批评是什么，文学批评和我心目中的批评是什么？我自己也写过《我的批评观》，我之前读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是博尔赫斯的妈妈说的，她说：我这一辈子跟两个疯子一起度过了一生。第一个疯子就是老博尔赫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博尔赫斯的父亲，一个是博尔赫斯。我的一生是和两个疯子度过的，这句话此时此刻特别适合我心目中对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想法和理念。

她其实把两代博尔赫斯变成了客体，可以是先生、丈夫，可以是儿子孩子，但是他们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人。老博尔赫斯可能跟法律相关，又跟心理相关，又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想写小说，他也确实写了，自费印刷，但是也不成功，没有多少人看。

直到后来他的小说进入了真正的博尔赫斯文本中，而且可以看到它溶于水，你就看不到原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新的博尔赫斯把它汲取为自己的营养，两代人之间相互汲取，相互锻造，这特别美好。这里面是有疯狂的，其实有疯的一面，也有极其清醒的一面，有浑浊的一面，也有极其澄澈的一面，我们要看看当下世界全球化环境中可怕的东西、恐怖的东西、悲情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存在于其中，这时候以你自己的文本，洞悉的文字把它呈现出来，完成一种抵达，这就是文学批评中要干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像项静老师刚刚说的奥斯汀写过很多作品，其中有两部，第一部就是《理智与情感》，前面就是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该完成的事情，有高度的理智、高度的情感写出理智和非理智，情感和非情感的面貌非常重要。还有一点也是奥斯汀另外一本书可以警示我们的，我们要避免些“傲慢与偏见”，我觉得批评可能带有某种权力性，无论从你的选择开始，从你的阅读开始，还是从你文本的解析开始，它其实是有一种权力性的。

这时候我们在下判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黄德海提到公器的概念，我们要摒弃傲慢与偏见，我们要将那些想批评的东西面向作品、个人、作品，我们要看看那些坏习气、坏弱点是不是我们具有的，是不是能把自己一同打入这个空间之中。批评是把作者和读者，把自己和世界双重多维的锻造。

张燕玲：木叶老师也很有思辨的才能。下面有请李伟长。

李伟长：说到我的写作，实际上我是从2006、2007年到上海作协工作，时间很长。我去了两年以后，有一个叫张定浩的人溜进了作协，接着黄德海来了，紧接着项静来了。当你进入到这一群人中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写作者，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写诗是什么样的过程，直到2013、2014年思南读书会开始在做。思南读书会做了这么多年来，我接触了大量的学者、作家、文化人，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校，因为我没有机会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课堂听讲，但是我在思南这里听到太多的经典，因为这是一个对话的性质，这是思南之后的事情。

意外总会有结果，意外到了2019年，意外到了《南方文坛》，意外到了今日批评家，我先向张燕玲老师，向《南方文坛》致敬，非常感谢！现在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作家出版社是非常好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不错，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那也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一期《今日批评家》用的批评观是我之前在豆瓣上写的一段小文字，忠于自己，忠于某些事情，忠于某些感情，中意某些另外的自己，这对我来讲理解最重要，这个词是来自张新颖老师关于沈从文的两本书里面，如果能跨越时间、跨越河流、跨越不同情感、跨越不同群体，哪怕一张纸、一块石头、一个铜片、一段歌声、一个人、一个故事，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棒的批评、非常棒的文章。我是获得了很多意外的成长，很多意外的惊喜，通过思南，通过上海文化。当你共享一群人欢喜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张燕玲：有请毛尖老师。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台下的都是我的老师，非常感谢《南方文坛》，我最初开始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随便写写的。当时我总觉得自己以后还是要写小说的。每年回老家朋友都会问我你除了写骂人的文章以外还写什么？我每次都很紧张，我就觉得人家都看不起我们写批评文章的，我一直觉得我以后要写小说，这个念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消掉，尤其是我表妹还一直在写小说。

《南方文坛》让我第一次作为批评家照片登在上面，一下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批评家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当时我也写了《我的批评观》的小文章，我觉得可以凭热情去成为一个批评家。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我很认同雨果说的一句话，谨慎比大胆有力量得多。

在今天来说，做批评更需要专业性，热情是不够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更觉得专业性的重要性。要成为一个批评家，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我愿意回到学院里拿到专业的通行证，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当年可以凭着热情批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性。

张燕玲：毛老师又回到了批评的本身，即文学批评一定要从文本细读出发。我们看毛尖的文章，每句话都是有出处的，都是专业的深功夫的文本细读，批评的专业性和批评的能力，尤其后者是我们今天要重视的。如何提高我们批评的能力，使我们的批评有效，这一点毛尖做得特别棒，我是她的粉丝。读她的文章，真是挠到痒处，戳着痛处。毛尖老师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以文学批评为志业的人还是光荣的。最后，我把话筒交还李伟长。

李伟长：感谢各位，今天对于思南读书会来讲是非常荣耀的下午，这么多的批评家老师们在这里用非常精练的话语，将他们的批评思想、批评生涯表达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会因此而受益，我们会将这个谈话整理成简讯在思南传播。所有的写作者，不管是做批评的还是做原创的，都得感谢另外一群人，那就是我们的读者。谢谢大家！

（向平根据会议速记整理）

（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