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六部口街14号的来访者

编者按：身为大作家夏衍先生孙女，沈芸与爷爷夏衍在京城一起生活了20年，亲情深厚。她也得到了祖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吸收了很多来自祖辈及其亲友圈丰盈的精神营养。爷爷去世后，沈芸从回忆爷爷逐渐走向研究爷爷。

1980年代，夏衍与他怀中的猫

《一个人和一群人》 出版社： 生活·三联·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9年12月

我们的家住在长安街沿线的时候，大六部口街14号这个院落，闹中取静。

六部口处在北京西城很中心的位置，从胡同口出来，对面是电报大楼。往东是著名的六部口邮局，据说它比我的年纪大，历史悠久。再过去是一家摄影器材店，也是一家老店。往西是热闹的西单，途经首都电影院和鸿宾楼。

某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散步时，刚好看见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她很有气质，身着花格连衣裙，坐在电影院的花坛前，正给一位老外讲“首都电影院”和“鸿宾楼”这两个郭沫若的题字。

隔着一条长安街，斜对面就是府右街，那条街上一溜中南海的红墙。六部口的交通中队很有名，府右街的消防中队也很有名，而这两片地区共管的派出所同样很有名。所以说，六部口街是府右街的邻居，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皇城子民”。

法国总统密特朗喜欢北京的胡同，有一年来华访问，专门到我们家这一片来参观。他流连忘返在绒线胡同的青砖灰瓦之间，赞叹不已，久久不愿意离去。

屋顶长枯草，灰墙爬绿藤，地面有青苔，院里养肥猫……这就是我们14号老院里的景象。

我爷爷夏衍在这个院子里，终老。

大约在冬季。

街上的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臃臃肿肿，帽子、围脖、手套，全副武装。

北风呼呼地，那个吹……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钻。归途中，骑着车的人们头顶风，脚下急忙地加速快蹬。

这是北方的冬，一天之中只有临近中午的时候，阳光晒着暖洋洋的。

梅兰芳的女儿梅宝玥穿着一件大棉背心，头上扎着三角围巾，朝我们家走来，她也住在西城，离我们家不远。她常在胡同里笃悠悠地溜达，有时候进14号里来坐坐，有时候只是路过……她已经微微发福了，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着标准老北京“大奶奶”般的端庄。打扮很普通，像邻居大妈，眉眼之间一看就是梅兰芳的女儿。她跟我姑姑年纪相仿，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

我小时候，我爷爷刚从秦城监狱回家，宝玥的妈妈福芝芳来过我们东城南竹竿113号的家。“文革”后，那个院子被占了，成了大杂院。福芝芳老太太坐着梅家的黑色大轿车，进到胡同里显得十分扎眼。我记得，老太太一身中式黑衣，头发向后梳成背头，前额光溜溜的，气宇轩昂。她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来，儿子梅绍武、儿媳屠珍常陪着。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老太太带来一对漂亮的孙女，她们一进屋子，就叫：夏爷爷。福芝芳老太太很义气，很江湖，又很讲礼数，从来不空着手来，有一次是带来一盒上海的华夫饼干。那时候，上海的东西最时髦，那个奶黄色的长方形饼干铁桶，我始终忘不了。当然，梅夫人走进院子时“大姐大”的神情，和院里“革命群众”的异样目光，我也忘不了。那时候，我们家并不是自由的，胡同里经常会出现监视我爷爷行动的人。

所以，宝玥跟我们的人都很熟，她是来“串门”的，不用事先打招呼，直接按门铃就进，有人就多聊聊，没人就少聊会儿。基本上都是聊猫，她跟我爷爷聊；跟我爸爸说得最热闹，因为他们俩都是养猫专家；她跟我也聊过，好像是她说她家的猫，我说我家的猫……如果没有记错，我们家从他们梅家“引进”过一只白猫。

直到我看到一则言慧珠与梅宝玥的老故事，才把这位猫奶奶的形象做了部分的剥离。当年，言慧珠为了进梅府学艺，给梅家千金讲故事，哄得宝玥离不开“言姐姐”，于是，得以入门拜梅兰芳先生为师。

后来，事情听得多了，才知道这类情节剧在很多宅门都上演过，只不过有的是喜剧，有的是闹剧，也包括在我们家。毕竟不会都像言慧珠只为拜师这么单纯，有一些人是动了心机的。

叶向真有一个时期正热衷做电影导演，她几次登门来拜访我爷爷，态度很是谦和，完全不摆公主的架子，见到我，一个小孩子跑出来为她开门，也同样是笑嘻嘻的打招呼。

我爷爷给她递三五牌香烟，她说自己有，掏出了一盒细长的绿摩尔女士雪茄，抽着烟，开始跟我爷爷聊她的新片子。

作为电影导演的凌子，在当时是极具先锋性的。她的《原野》挖掘了曹禺名著的再生价值，突破了那个时代的人性禁区。她的特殊身份帮她超前完成了这一题材，但也使她的创作长期被电影界忽视，这是不公平的。她是叶剑英的女儿，同时，她还是一位有着个人成就的电影导演。

长在宅门里的小姐，如我姑姑和梅宝玥们，跟现实社会是有着一段距离的。良好的教育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洞察人心。

1995年，我爷爷临终。在北京医院的厨房里，赵朴初的夫人陈邦织老人一边洗着碗一边对我讲：“你爷爷要走了，你伤心吧，你爷爷这辈子真不容易啊，‘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多少罪，那么的坚强，活下来了……赵朴老当时是被保护起来的。”

1980年代，是一个从1970年代末延续下来的笼统概念，现在的很多说法赋予了它一定的迷幻色彩，其实就是全社会的人性复苏。

1979年1月27日的农历大年三十，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我被大人们用我爷爷的请柬带去参加了这场联欢会，因为晚上爷爷不便出行，没有去，听我们回来的汇报。就是在这场人民大会堂的舞会上，我亲眼看到王光美和陆定一的出现。王光美在那一天的舞池里还跳了几曲交际舞，很多“牛鬼蛇神”都是在那天的翩翩起舞中迎来了生命的又一次春天。

拨乱反正，老将们出山了。周围迅速地集结起了新的力量，老干新枝，文艺界一片繁荣。

每到周末，我们家最热闹的事情，是各路英豪要来拿内部电影票，票被一打一打地取走。当时美国过路片是稀罕物，每次放映仿佛是一场盛事，我姑姑和她的闺密们是积极的组织者。我第一次看《星球大战》就是在地质礼堂，乌压压的人挤满了一个礼堂，目标集中地盯着一块黑乎乎的小银幕。那天的翻译是我姑姑的朋友吴甘美，她平时说话的语速极快，英文极好，后来听说去联合国工作了。她的爸爸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大琨。

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我们家的变化就在这两三年间。

我爷爷说过，他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伴随着“文艺的春天”，枯木逢春的老友们又使他的周围热闹了起来。“文革”以后我们搬过两次家，院子越换越大，人气也越换越旺。我爷爷和冰心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姐弟”，又同为猫友，再加上巴金的生日也在金秋，所以每年的这个季节京沪两地互为拜寿，蛋糕、鲜花不断，好不热闹；一场“浩劫”使“四条汉子”剩了三条，情谊厚重。晚年周扬缠绵于病榻，我爷爷去北京医院看望时，两人对视，周扬情绪激动，双目流泪。“二流堂”的聚会更是一年不止一次，但“重阳节”我爷爷阴历的生日那天是固定相聚的日子，“一流人物二流堂”，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我爷爷喜欢他们，他们一来，嬉怒笑骂，我们的院子立刻喧哗起来。钱锺书、杨绛夫妇是单独上门的，从不呼朋引类，进了我爷爷的房间，夫妇俩便开始争先恐后地讲话，气氛很热烈。我爷爷尊重钱杨，他说过：“别人捧钱锺书，我却偏要捧杨绛。”电影界的人更是常来常往，其中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只要他们中来上一位，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个角落。

随着“伤痕文学”兴起，大家都沉醉在“满园春色”的微醺里。一批中青年作家成了我们家的新客人，他们有才，而我爷爷是出了名的爱才。

其中有几位女作家格外活跃、出众，让我从小怀揣上了“作家梦”。比如写《人到中年》的谌容，小说写得好，人也非常能干，做得一手好川菜，她专门请我爷爷去吃过一次她亲自下厨的家宴。

我们家当时亟待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全家三代人挤在南小街院子的一排北房，我爷爷在客厅里睡觉、吃饭、工作、待客，厨房只能挪到户外的廊子上。由于拥挤，我姑姑一家依然住在她自己的社科院宿舍。对外友协的王炳南会长给我爷爷配备了司机，而我爷爷的工作性质跨界，秘书的安排尚未到位。因此，这些暂时的不便，给我爷爷在出去开会和参加活动等出行问题上，带来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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