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渠川

几次拜访老作家渠川先生，听他讲“陈年往事”，诸多文友浮上他的心头，其中有被他称之为“贵人”的赵寰、断言他“大器晚成”的王愿坚和彼此“无话不谈”的陈广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曾经并肩走过时而风和日丽、时而暴风骤雨的道路，他们的深厚友谊和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与时代分不开。

渠川与赵寰

中国有句老话叫“贵人相助”，赵寰既是渠川的学长，还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渠川与赵寰初识于1948年，当时他们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燕京大学由司徒雷登创建，燕园内名师云集，渠川却因家境贫寒而困难重重，第一学期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到甲等救济金，免去了学宿费，但伙食费没有着落，只能借钱天天喝白菜汤，第二个学期的费用又成了大问题。寒假里，他回老家天津找同学求熟人介绍工作赚点钱，却总是找不到事做，于是，他就去天津的高中校友会演话剧，排戏时有饭吃。渠川在排戏时遇到几位燕大学生，其中一位高班女同学认为他演得好，寒假过后回校，女同学就把他介绍给燕大的燕剧社。

成立于1945年的燕剧社是燕大学生课外演剧团体，渠川在剧社里认识了许多高班同学，其中就有赵寰。赵寰比渠川大4岁，高两班，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人。他高大俊秀，胆识超群，戴美国兵的布帽子，穿高帮靴子，走路双手紧握拳头迈大步，如葱葱杨树清新而蓬勃，俩人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赵寰在燕剧社导戏，要排《白毛女》，让渠川演黄世仁。渠川小时候跟父亲学过京剧，一些经典京戏熟记于心，而《白毛女》是歌剧，一个现代戏，渠川演起来不太习惯，要求换到次要的角色。赵寰不同意，说渠川在舞台上就是个“人物”，要承担主要角色，还说：“以后我写戏，非把你写进去不可。”《白毛女》排了一段时间，被华北学联劝阻停止排演了。燕剧社要成立“七人领导小组”，赵寰帮助渠川进了“领导班子”，负责生活福利方面的工作。赵寰想把渠川培养成燕剧社的接班人，待他们这批高班学生毕业后就把剧社交给他。就这样，两个年轻茁壮的生命，开始了纯真的友谊和心灵的碰撞。

1948年暑假里的8月1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开始改发金圆券；一是国民党在全国大批逮捕进步学生，渠川的好些同学事先得到消息，去了解放区，包括赵寰。这事对渠川震动很大，尽管当时国民党溃败的消息被严密封锁，生性敏感的他强烈地感受到黎明即将到来的讯息，他对解放区产生了憧憬，也不想念书了，想到解放区去，在那里有工作可做，不用为学费生活费苦恼。到了学校开学时，赵寰又从解放区回来了，他虽然不是地下党员，却接受了党的任务回校。那天晚上，渠川与赵寰在房间里彻夜长谈，最后赵寰答应把渠川送到解放区去，但不是马上就走，得先一起排出一个戏来。

赵寰把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改编成话剧，渠川出演男二号列兹涅夫，是一个沉稳、干练、务实的形象，和男一号罗亭虚伪、浮夸、张扬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剧作中有“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名句，赵寰想借此尖锐嘲讽和批评那些话说得漂亮、斗争起来却很怯懦的大学生。列兹涅夫的个性与渠川不同，他觉得难演，由于大家默契，排练和演出都很成功。完成演出是1948年12月12日，这时，大学生去解放区已很风行，形成了“好男儿都去解放区”的风气。

12月13日，赵寰与渠川一起推着车，把借来的道具一一还掉。到了晚上，燕大的校园像浸泡在黑色的墨水里，赵寰把渠川带到操场边的一棵丁香树下，树下已站着一位新闻系的姓刘的同学。赵寰说：“你们俩明天早晨一起去天津，再由天津往郊外一个叫潘庄的地方走，到潘庄找一个姓董的，他会带你们去冀东解放区，我还有任务，就不陪同了，刘同学的暗号叫C1，渠同学的暗号叫C2。”

严冬的清晨虽是寒风刺骨，阳光还是冲破了黑夜给大地带来了曙光。渠川与刘同学一大早就坐燕大的班车到北京火车站，买了车票去天津。他们到了天津才知道，天津已被解放军包围，形势很紧张，那一趟车之后，北京与天津的铁路交通就中断了。他们在天津待了一天，第二天上午穿起长棉袍、皮鞋，以大学生到乡下看亲戚为借口，冒险到了潘庄，找到了姓董的。俩人把暗号一说，姓董的就知道是赵寰介绍来的，带他们到冀东解放区去。解放区很欢迎大学生，也很需要他们，渠川到了冀东军区城工部，后转到第四十军政治部新华社当记者。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组织对渠川进行调查，派人向赵寰了解情况，赵寰写下了14页一万多字的“材料”。其中写道：“我和他（指渠川）关系比较密切，我认为他在演戏上有出息，劝他以搞戏为职业。”赵寰回忆，渠川参加的演出有《大江流日夜》《夜歌》等话剧。“没有见到他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

渠川说：我与赵寰各自参军后，联系就少了，我参加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他到了部队还是执著于写作排戏。他与董存瑞是同一个部队东北野战军，不过他参军时，董存瑞已经牺牲了，他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写成了歌剧《董存瑞》，1952年，在第四野战军文艺检阅大会上获戏剧类一等奖，我的小说《一心向党》获文学类三等奖，歌曲一等奖是《我是一个兵》。我与赵寰在获奖名单上“碰上”了。《解放军报》刊登了获奖名单，我那时在朝鲜战场上，看到了，本想把获奖名单剪下来留着，可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还托赵寰到四野找旧报纸，没有找到。赵寰还参与了电影《董存瑞》的创作，1955年上映，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他的大名传遍了全国。他还与人合作创作小说《董存瑞的故事》，因为有两个剧本打底，写得驾轻就熟，但在文字间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的激动，也能感染读者。

1962年春夏之交，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担任创作组长的赵寰来到北京，向部队传达同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老总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那时，渠川在北京参与编辑《星火燎原》，知音之交久别重逢，自然兴奋不已，彼此的表情和动作还是记忆中的模样，但渠川明显地感觉到眼前的赵寰已不是燕剧社里的那个赵寰了，当年青春的面容已是沟壑纵横，沧桑无限，他无疑在长期紧绷的政治氛围中心神不安，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过侵犯和磨难。特务，这不是笑话吗？渠川问他什么时候入党？他说：我到解放区时就算入党了。渠川问他还想创作什么？他说：还想写战争题材的剧本。

与许多文化人一样，赵寰在“文革”中被彻底打倒，因他的剧作和言论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8年。他忍受一切苦难，却始终锲而不舍地行走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他珍惜属于他的每日每夜，在牢房里不能写作，就忘我地读书，他把马列著作通读了几遍。从监狱出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体质孱弱，腿脚患病，不能走路，却继续着文学征程，创作了话剧剧本《南海长城》《秋收霹雳》等。

1984年，沿海14个城市开放，在温州文化部门工作的渠川参加了温州考察团前往广州取经，下榻广州市委招待所，有工作人员告诉渠川：外面有人找你。渠川出去一看，是赵寰，他是坐汽车来的。赵寰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政治问题也早已平反，担任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团长。两人紧紧拥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起吃饭喝酒，喝咖啡聊天，回忆过往。赵寰精神矍铄，满面红光，他说：我兄弟姐妹很多，我9岁时，父亲带着我从老家丹东来到关内，让我在北京念书，考上燕京大学……

赵寰先生今年95岁，居住在他所钟爱的广州；渠川先生今年91岁，居住在他的第二故乡温州，两位老人享受生命的晚霞时光。过年过节，他们会通电话，互相问候，说起往事，记忆犹新，没有半句不满和抱怨，仿佛能看到对方带着愉悦微笑的脸。

渠川与王愿坚

1960年4月，渠川从沈阳军区调到总政《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部约50人，下分小组，渠川所在的小组有10来人，办公和住宿都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协创作基地。《星火燎原》是一部革命回忆录选集，渠川在编辑过程中，较为系统地接触到党和军队的历史，以及许多革命家讲述的人生故事。

小组里有一位作家叫王愿坚，山东诸城人，1944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在华东野战军当记者，1952年到《解放军文艺》任编辑，创作了报告文学《东山岛》、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等，备受读者称赞和文坛瞩目。渠川也早知王愿坚的大名，见他品貌不凡，有儒将风范，想主动与他交往时，他被上级派去陪同一位来中国采风的海地作家。这样，王愿坚的房间空了出来，正好与渠川同住的编辑来了妻子，渠川就住到王愿坚的房间里。

王愿坚完成了陪同任务回到编辑部，与渠川同住一个房间，共用一个水龙头，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俩同岁，有相同的经历，成长观、文学观和价值观也相近，有很多共同语言。渠川觉得王愿坚是那种先天的优秀，聪明能干、记忆力强、视野开阔，就把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拿给他指点。追溯起来，渠川接触文学比王愿坚更早，上高中时就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写了10多篇短小说投给报纸并发表；参军后，他创作的小说《一心向党》在《人民文学》上亮相，并入选多部集子。但接下来由于工作原因，他偏离了写作轨道。王愿坚看了渠川的作品，认为主题富有时代色彩，文笔洗练从容，在文学性上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1960年12月，西山上冬雪纷飞，银装素裹，山上的编辑小组集体下山，住到北京市内总参第三招待所。《星火燎原》编辑部重新编小组，渠川和王愿坚还在一个小组，王愿坚为组长。组里的同志率真本色，工作之时一起切磋、研讨，解决问题，休息之时一起打扑克“赶猪”，很是热闹。不久，王愿坚在北京安了家，逢星期天，王愿坚不时请渠川到家里吃一餐。新婚不久的渠川与妻子两地分居，妻子在遥远的温州，他的内心深处是孤寂和苦涩的，他珍惜王愿坚等好友带给他的温暖与快乐。

不过，编辑部里也有人对渠川有看法，说他在文学道路上走不远。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渠川虚张声势，没有作品。王愿坚说：我认为渠川有潜力，将来肯定能写出好作品。那人不服气地说：说话要有根据。王愿坚说：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我断言渠川大器晚成。那人说：大器晚成这个成语是有的，可真正大器晚成的人很少见。

编辑《星火燎原》的工作到1963年9月结束，渠川回沈阳军区，王愿坚留在总政，他们开始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沉浮。

1970年1月，渠川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结束了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日子，调到温州工作。1973年，渠川出差北京，找到王愿坚。10年没有见面，经过政治运动的俩人都难掩岁月留下的斑驳，但还是走过来了，相见自然高兴。王愿坚热情接待渠川，拉到家里吃饭、喝酒、聊天，醉意朦胧中好像回到那久违的编辑部生涯。席间，王愿坚说自己应八一电影制片厂邀请，正在与剧作家陆柱国合作，将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塑造了30年代潘东子向往参加革命的红孩子形象。次年《闪闪的红星》上映了，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优秀儿童片，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影片之一，伴随着一代人成长。

渠川先生说：王愿坚的小说和剧本大多取材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他善于捕捉典型人物，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构思巧妙、故事性强，容易与读者、观众发生互动、共鸣。

1977年渠川再次到北京出差，去看望王愿坚，他依然处在创作的旺盛期，连续写了10多个以长征为题材的短篇。这时，他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住在一栋有院子的房子里。他呼朋唤友，摆起酒菜，欢迎渠川。老友们大口喝酒，大声说话，亲如兄弟，笑声朗朗。他爱人翁亚妮过来说：你们小声点，隔壁外交部宿舍里的人在睡午觉呢。翁亚妮是宁波人，也是一位军人，他们爱得纯粹而真挚。

王愿坚相信渠川一定能写出好作品来，每次见面，他总对渠川说：“你不要老说创作计划，你要动笔呀，你大胆地写。”上世纪80年代，在温州文化部门工作的渠川拿起笔杆创作文学作品，1989年3月，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金魔》，第二年7月由海峡出版社出版，获得华东优秀文艺图书评比一等奖，1994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令渠川悲痛的是，王愿坚没能分享到他成功的喜悦，《金魔》出版后不久，王愿坚就病逝于北京，他没能看到这部长篇小说，更不知道改编的电视剧大获成功。渠川感激王愿坚一直以来的鼓励，断言他“大器晚成”。渠川60岁才写出《金魔》，79岁才写出第二部长篇《官痛》，看似大器晚成，但渠川不认为自己是大器晚成。在文学创作上，他年轻时就“冒头”了，只不过长时间里受到各方面拖累，没有机会创作罢了，但他始终视文学为信仰，文学是他精神世界的栖身地，他没有与文学分离，只是在等待和迎接文学创作的“燃点”，来“证实”王愿坚对于他的断言。

渠川与陈广生

陈广生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雷锋，1964年，他也因此从沈阳军区工兵团俱乐部调到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创作组共有6人，组长是著名军旅作家崔家骏，创作有电影剧本《上甘岭》（合作）等。那一年，渠川在采写刘英俊的英雄事迹，陈广生继续写雷锋的故事，他们互相讨教创作中的困惑，也时常分享阅读过的经典作品，一致认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是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和杰克·伦敦。

两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沈阳军区办起学习班，下分小组，陈广生负责一个小组，任组长，创作组6人加上宣传部理论科、秘书处的同志，一共10人，都是笔杆子。学习班里人人自危，想尽办法保自己过关。要开展大批判，每人都要写材料，渠川初稿即成，陈广生看了很满意，就上报学习班，并让渠川代表小组在大会上发言，他用北京话宣读文稿，京腔悦耳，全场鸦雀无声。第二次大会发言，陈广生又让渠川上台。

陈广生刚强乐观，待人诚恳，对原则问题绝不含糊。渠川耿直热情，敢说敢做，对复杂问题敏于领悟。俩人成了互不设防、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建立了超常的友谊。陈广生说：我1931年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平民家庭，家里不富裕，1948年5月，解放军进行长春围困战，我还在街上卖香卷。贫寒挡不住我革命的脚步，1949年我报名参军了，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渠川也向陈广生畅谈自己的家底和历史。渠川还说：我高中三年，因为家穷学费没着落，高三时接受一位同学的邀请，一起办刊物，心想如果办起来，写稿能挣稿费。那年冬天，我与5位同学聚在一起商量杂志叫什么名字，最后商定为“钥匙”。为了解决出刊经费，我们去见一个据说愿意出经费的人，见到后那人却说自己没有经费，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中统天津学运组组长李宗岳。我们也没有从其他渠道争取到经费，就不干了。陈广生听后追问了一句：这事最后没办成？渠川说：没办成。不料后来，小组里有人拿渠川参加“钥匙”一事做文章，要打倒渠川。陈广生说：这事情我清楚，最后没办成。调查渠川，事实清楚，没有办成，不成问题。

渠川在沈阳时居住在军区法院的一栋小楼里，吃饭要到政治部食堂，骑自行车要10多分钟。冬天里，他在小楼里写稿，外面下大雪，到了吃饭时间点，去不了食堂，又饥肠辘辘，他只得推开房门，迎着风雪踩着厚厚的积雪到附近陈广生家要吃的，陈广生的爱人赶忙烙饼炒鸡蛋给他吃。

1970年1月渠川复员到温州，离开部队那天，已任沈阳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的陈广生和3位战友请他吃了一顿中饭，送他到火车站。雪过天晴，火车站像穿着一件超大的白绒衬衫，车站里乘客很少，静谧得像是一个深沉的梦。

渠川说：“陈广生是写雷锋‘第一人’，他写雷锋纯粹是出于对雷锋的敬重和对文学的热爱，而非名利的考虑。”雷锋与陈广生关系不错，向陈广生借过《鲁迅小说选》，雷锋看完这本书后对陈广生说：我母亲和祥林嫂差不多。陈广生当时是团里的俱乐部主任，发现雷锋有文艺表演才能，就让他加入团战士业余演出队，并开始写雷锋苦难的童年和成长的经历。1962年8月15日，陈广生在写稿子时听到雷锋牺牲的消息，他忍着悲伤赶到抚顺参与操办雷锋的丧事，读到雷锋的8本日记手稿。这是陈广生写雷锋潜在的情感动因，他先后撰写17种体裁的几十本雷锋专著，广受读者关注，仅《雷锋的故事》一书，发行量就达2000多万册，它们的生命力，来自作者的真情。陈广生满怀深情地写雷锋、讲雷锋、学雷锋、做雷锋。他曾担任全国100多所大中院校校外辅导员，作报告1000余场，让蕴含爱心的雷锋故事滋润无数的心灵。

渠川完成了《金魔》的创作与出版后，一身轻松，但沈阳军区的情结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1991年春夏之交，微风和畅，他特地去了沈阳，走一走沈阳军区，看一看陈广生等几位好战友。陈广生和几位战友住在干休所，见到渠川喜出望外，联合请他吃大餐喝啤酒。陈广生问：听说你写了个长篇？渠川答：是的，我回去后寄给你们。陈广生感叹：文学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生活积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定力和身体健康的挑战。

2018年3月，陈广生因病在沈阳逝世。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

笔者与渠川先生在客厅里聊天，窗外的阳光溜了进来，跳跃在我们的身上，倏忽又不辞而别。渠川先生回首自己90年的漫长岁月，回忆与诸多文友难忘的经历，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感慨万端。笔者写下此文，致敬前辈、致敬历史、致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