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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与回声——《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读记

来源:文汇报 | 陈爱中  2020年01月06日07:10

《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赵思运、蔺春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颇为坎坷。经典作家的研究近乎停滞,鲜有突破性成果,依靠经典作家周边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毕,需要有新的研究视角或者阐释方法以延伸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既然阐述或者评论逐渐孱弱或者说陷入窘境,那么与之相关的史料学的研究自然是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重心,史料的不断完善为另一个研究高峰的出现提供前提,是评述性、思想性的学术研究遇到困境时的缓冲。对现代文学来说,史料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原初性史料,比如经典作品的原初发表刊物、文本形成的过程,以及作品的完整性考证,等等;另一种史料则是属于研究历史,或者说是阅读研究史一类的史料,是系统观照一个研究对象被阐释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料留存。由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赵思运、蔺春华主编的《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的出版,与此前的《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茅盾研究年 鉴(2014-2015)》构成一个序列,在对经典作家研究的史料留存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由四编组成,分别为“茅盾研究大事记”“重要论文”“论著评价”和“论文索引”。从命名上可以透视出编选者秉持的尽可能客观和中性的学术态度。

第一编简要叙述两年之中,和茅盾研究相关的“大事”,包括茅盾研究专家查国华教授、钱谷融教授、曹万生教授的去世,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人事更迭,“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暨抵沪100周年”系列活动,等等。从大事记来看,这两年的茅盾研究缺少核心事件,多为关联性的外围事件,没有重要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观点的凸显。

第二编的“重要论文”和第三编的“论著评价”显然是该年鉴的着力重点。共收论文34篇,著作6部。论文部分增加了编选者的基本判断,细分为“论衡”“重估”和“史料”三部分。这里用“史料”,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确定的历史资料,而是略带资料考证性质的评说,是对史料的使用和评述。细读入选的这些论著,大多围绕茅盾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论述,比如围绕《子夜》的文章就有五篇。应该说《子夜》的研究作为经典作品中的重点,对其的阐释已经比较充分了,作品的基本元素基本达成共识,后来的研究多为“修补性”的研究。葛飞的《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从读者阅读趣味的角度解释了小说中出现的情色描写的原因,并从雅俗共赏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子夜》的语言风格。赵丹的论文《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确定性论述《子夜》的民族工业化主题,将《子夜》视为映现社会经济真实的一个文本,研究方法独特,在进一步夯实《子夜》的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印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子夜》作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基于茅盾作品文本之内的研究已经充分,甚至有过度阐释的嫌疑,那么“文本之外”的关联性研究,则是话说茅盾的重要抓手。这也是这几年茅盾研究的重点,因此就有了钟海波的《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编辑活动》、李玲的《茅盾社会进步视野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夏春锦的《木心与茅盾》,等等。钟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则从作家成长的角度,详细考察了茅盾离开北京大学到商务印书馆之后的文学活动,还原了一个文学活动家、翻译家的茅盾,也为后期的文学创作作了丰富的社会学的积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则开拓了茅盾研究的视野,吕周聚的《论茅盾与美国左翼文学之关系》,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文学活动等方面考察茅盾的创作与美国左翼文学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茅盾“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美国左翼文学,而是学习借鉴其精华,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其作品在题材、内容、主题等方面与美国左翼文学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等方面与美国文学之间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这正是茅盾的高明之处。正因如此,茅盾创作的《子夜》等左翼文学作品不仅与当时的苏联左翼文学及国内的左翼文学有所不同,而且与美国的左翼文学也有所不同,这充分地体现出茅盾对中国左翼文学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这种观点是对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域外支撑资源的补充,也是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茅盾作品的生成元素。张岩则从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与北欧神话的关系出发,重新考量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茅盾对西方神话的翻译和研究成果的角度寻找“命运女神”精神的发展轨迹。当然,从这部年鉴的内容来看,也表露出近年茅盾研究的遗憾,那就是就是茅盾作品的社会性、文化性研究依然兴盛,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野并没有本质性的突破,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依然是主流。而作为文学家的茅盾,其作品的文学意味、虚构性和想象性的成分的研究依然薄弱。

总体来看,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年鉴,《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坚持年鉴的资料性,重要论著的全文选编和索引的编写,基本上囊括了这两年茅盾研究的资料性文献,也适当兼顾对特定时期的研究成果的评述。其编辑体例的不断完善、视野的不断开阔和编选队伍的专业化,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专业资源的良好组合,为年鉴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保证。《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虽为学术史的一个截面,但它会在绵延的学术长河里不断地激起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