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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杭州任教时，1909年摄。

鲁迅50岁生日时，1930年摄于上海。

鲁迅一生的照片很多，黄乔生先生编辑的《鲁迅影集》中共收入鲁迅照片114张。有一张“断发小照”是没有胡须的，拍摄时间是1903年。那时他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才22岁，也许须发还不硬实，断发时连胡子也刮干净了。最初一张留胡子的照片摄于1909年的日本东京，那时他28岁。大约从这时起，鲁迅的胡子越来越浓密了，直到逝世的那一天，仍然留下一张有浓密胡子的遗像，以至于鲁迅遗容的石膏面膜上还沾上了几根鲁迅的胡须，那面膜现在就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读者可以去验证，又黑又粗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所赐的东西不能丢，是孝顺的表现，这习俗从西周就有了。然而寺庙里的和尚一般是不留胡须的，鲁迅写绍兴长庆寺里的和尚龙师父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他待人和气，不教鲁迅念经或是佛门规矩，管着寺里琐屑的事。鲁迅说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古人的留胡须，应该与留辫子有相似的意义。但胡子要修整，否则吃饭、说话都不便，很麻烦的。

男人留胡须，似乎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民国文化人士中留胡须的真是不少，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的标准像中胡须都是各有特色的。文章中形容一个人，常常要形容一下他的胡须。周作人说章太炎“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李大钊的照片上是个戴眼镜，留八字胡须的学者，遇害时年仅38岁。鲁迅形容他“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说李大钊“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表达了鲁迅的悲痛之情。

鲁迅对胡须其实颇有研究。他有篇杂文《说胡须》，讲述了自己的胡须的故事：

鲁迅从日本回家乡，在船上与船夫聊天。那时他的胡子两端是向上翘起的样式，那船夫以为他是外国人，夸他中国话讲得好。鲁迅解释说：“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船夫却哈哈大笑，说鲁迅真会讲笑话，搞得鲁迅挺无奈。后来又有一位 “国粹家兼爱国者”骂他：“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鲁迅辩道：“可惜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愤愤地争辩。第一，我的身体是本来只有这样高，并非故意设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机器压缩，使他变成矮小，希图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诚然和许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胡须样式变迁史，但曾经见过几幅古人的画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们的国粹差不多。维新以后，可是翘起来了，那大约是学了德国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须，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总有人指责，总要辩解，于是鲁迅就听其自然生长了，“听其自然之后，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来，于是也就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国粹家果然也不再说话，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罢。”胡子向下该没问题的吧，可是改革家们又出来指责了。有一天，鲁迅终于研究出胡须倍受指责的原因，“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鲁迅通过研究认为，日本人上翘的胡子是我们汉族祖先的样式，下垂的胡子，是蒙古人的留下的产物。鲁迅说：“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鲁迅晚年又说：“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鲁迅对那些对他的胡须变化好奇的人说：“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直到现在，所麻烦者，必须时常剪剪而已。”这“时常剪剪的”，也是一种犀利的坚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