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士光:《我与〈山花〉》

来源:山花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 何士光  2020年01月05日10:49

《山花》今年七十岁,我要大《山花》好几岁,但可以说是同一辈人,并且我们都一同来到这座城市里,小时候我家离《山花》也很近,这或许就是一种人们常说的缘分。缘就是外因,分就是内因。小时候我就常常到《山花》那儿去玩,那时候人们把那地方叫做科学馆。如今没有多少人记得起这个老地名了,但那一截街也还叫科学路。

那时候小伙伴们可以随便到哪儿去玩,上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了也散养着,不用去补习班。应该说那还是农业时代吧,这座城市也还是一片砖瓦的青灰,平安、宁静而亲切,我曾经把它比喻为一个青色的梦。没有集装箱一般地垒起来的高楼大厦,或者庞大得让人生畏,或者豪华得让人生疑。没有视频监控,没有小区阻隔,也没有保安以为自己就是警察,可以在这儿那儿把杆子或链子横起来,仿佛影视剧里的占领区似的,然后哲学家一般地盘问你是谁,是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记得那时候我们也唱苏联国歌,里面有一段歌词说: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境,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就像自己的土地的主人。小伙伴们也觉得是这样的,虽然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却可以伶伶俐俐地在街头巷尾来来去去,仿佛拥有整整一座城市。一个人会有长长的一生来冶炼自己,直到见山依前是山,见水依前是水,但一切却是从孩提时候的本地风光开始的。

那时候的白天和夜晚好像也格外漫长,蓝天里总响着鸽哨,夜的黑色也更深沉,小伙伴们可以去的地方也很多。礼拜天可以去更远一些的去处,去黔灵山弘福寺爬那些曲折的石阶,或者去贯城河边上的鸽市上看那些美丽的鸽子。平日里则去南明河游水,或者去南明堂寻梧桐籽,并因此能读懂白居易的“寻桂子”和“看潮头”的诗句。甲秀楼旁边有一处借阅小人书的阅览室,篱笆上绽开着牵牛花,那是我一生中最动情、最热爱的花。南菜场里有一家说评书的茶馆,神情慵懒的老板娘总拎着一只白铁皮水壶,却也大肚能容,能容我们在那里把《说岳全传》听下去,以至于我后来也写起一点东西来的时候,还常常会想起她那胖胖的身影来的。更不要说在曹状元街的青年会里能借到军棋和乒乓球拍;在人民剧场后面的灯光球场里可以看到篮球比赛;秋天的夜里,还可以把家里的手电筒偷出来,寻了唧唧的声音,在巷子的深处捉蟋蟀,《诗》里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若是牵连起来,就是让人寻思不尽的。但如果夜里没有雨声,泥地上没有被雨水淋湿,小伙伴们就会到科学馆去,这就仿佛离《山花》和文学更近了一些似的。从我家居住的正谊巷出来,走过一小段富水南路,那里卖烧饼和捏成鸭子的年糕,再爬上茴香坡,在迷蒙的阳光里,能看见一大片城市的参差的瓦檐,然后在老字号五福堂中药房的门前拐一个弯,科学馆就到了。

如今的科学路一带已经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建筑,有新建起来的高楼,有年深月久的宿舍,还有形形色色地搭建起来的住房和店铺,都用霓虹灯或者五颜六色的招牌装扮起来,是稠密得透不过一丝风来了。只要稍微用心地看上一会,便会看见它们是丛林一般地、见缝插针地生长起来的。当人们不再栖息在整个的大地上,而是不断地被迁徙到城市里来之后,拥挤就是无可避免的了。房屋和土地也成为了房地产,几乎与居住无关了,只具有财务、资本和金融的意义。应该只有像我这样跟着一路走过来的人们,才会知道这儿原来还是一处宜家宜居的好地方。这时候站在路旁遥想当年,眼前就不是只有一条被房屋和店铺挤压得狭窄不堪的巷道,而是有一块空地。迎面有一道毛石砌成的保坎,上面有砖砌的空花的栏杆。由正中的石阶走上去,有整整一处宅院。院子中有一大片泥地,也由砖砌的甬道分隔为好几个区块,分别种着松树、杉树和柏树。甬道的两旁还有水仙花,花朵很小很白,细长的叶片却很苦涩。左边有一座楼房,那是图书馆,深处有一座两层的小楼,《山花》和好些个协会就在那里面了。但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听说过《山花》这个名字,时候还没有到来,小伙伴到这里来,还只是来玩玻璃弹子。图书馆左侧还有一片比较大的泥地,由一株树冠很大的老树荫护着,就是我们玩弹子的好地方了。下午放学以后有好长一段时光,小伙伴们就会聚集在那里。

玻璃球也有好些种玩法,可以追逐着两个人打、三个人打,一心要击中对方的弹子。也可以在泥地上掏出一个小洞,看谁能够首先让弹子进到洞子里去。如今想起来,这不就是高尔夫?至于大家把弹子凑起来,安放在划出来的一处三角形上,然后从两米开外的横线上轮流向靶心冲刺,这应该就是保龄球了。可见人们的玩法,也不过只有不多的几种,只是高尔夫和保龄球玩起来会更耗费,还会构想出来高贵的好处和品味。变化着的物事其实又是不变的,这或许就是《易经》里揭示的变易与不易的真相吧。玻璃弹子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价值最稳定的,就是纯红色的玻璃弹子了,仿佛金本位似的,你可以用一颗红弹子去换取数量不等的猫眼珠,或者化学弹子和普通弹子。这之中确实也有汇率,如果能让小伙伴们一直玩下去的话,相信也会萌生出自己的公司和货币来的。我们就这样逗留着,要直到哪一位尖叫起来,说是该回家吃饭了,大家又才会发现已经薄暮冥冥了,才三三两两地相约着散开。小伙伴们往往都相互叫不出名字,却又清楚地知晓你是哪一条街的、哪一家院子里的,我就被叫做“四号朝门里的”,所以有没有名头也不重要了,仿佛阿Q说的“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回去。有时候回到茴香坡顶上,一眼瞥见城市的参差的瓦檐,却已是高城望断,灯火正黄昏了。诗人说有一种日暮里的哀愁,这样的影子我那时候仿佛也有。这一刻我想起这些往事来的时候,也不禁想起自己家里的小学生来,如今他们的天地就只剩下挤得满满的课堂,永远做不完的作业,还有响着枪声的手机游戏了,仿佛工业养殖一般的圈养着,这是幸还是不幸呢?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孩提的时光,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或许我们不仅要想我们能够怎样生活,而且还要想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是不是呢?

但是不久以后,我更靠近《山花》一些的时候又还是来到了。日子朝朝暮暮地,春风秋雨地,似乎是躲不过去的。一天中午我就进到《山花》那座两层的小楼里去了,是一位小伙伴领我进去的。我们在那些敞开的房间里,一间间地寻找废纸篓。没有人阻碍我们,我们是要在那些拆开过的信封上寻找残留的邮票。如果是整版地去买卖邮票,那算不得集邮,那是投资和理财,受骗上当就在所难免,小伙伴们也做不到。小伙伴们确实是在集邮,是一枚枚地搜集邮票。天底下居然还会有这样的地方,废纸篓和邮票都多极了。虽然精彩一些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还是很难找到,但也让人像挖到了什么富矿一样,说不出的大喜过望了。回到家里把纸片用水浸泡过后,再小心地把邮票揭下来,放进自家用小纸板和玻璃纸做成的集邮册里,常常摸一摸衣袋里的小册子,像《药》里说的“硬硬的还在”,仿佛自己没有被什么人生的元素所拉下,心里就很坦然了。只是从此便不禁有了一个疑问,那小楼里的信封为什么始终会那样多呢?古话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有意无意地也去向什么人讨教,便知道人世间有刊物和投稿这样一回事情了。每个人的因果诚然是不一样的,就像种子不一样开出的花朵也就不一样,算起来我就是以这样笨拙的步子,一点点地与《山花》结缘的。

但到我终于把一本杂志摊开在手里,却已经是我到贵阳一中上高中的时候了。那时候的贵阳一中还有河滩、水车和渡船,极像《边城》里的景象,那情景才仿佛是故乡似的。但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是不寻常的,秋季开学的时间也推迟了一个多月,一次次地到学校里去探望,都只见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我们自然看不懂那些大字报,如同鲁迅先生的诗句所说:“花有花的道理,我不懂。”不过学校里的阅览室倒是开着的,我在那里就见到了一本《萌芽》,那是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青年文学杂志。不经意地打开来,便看见了一篇《山林恋》,配着一幅题图,下面则署名为“贵阳一中学生李起超”。使我聚精会神起来的,就是这“贵阳一中学生”,那一时间竟让我惊诧不已,羡慕不已。只有羡慕,没有如今添上的嫉妒和恨。人们走向一件事情的动因会是多种多样的,这件事情在我来说,却是出于羡慕,还有潜意识里的虚荣心。你不也是贵阳一中的学生?何不也来试试呢?从此我心里就有了一颗甚至连自己也不察觉的种子,就是也要来写一篇《山林恋》。许多年以后,我确实也写了一篇《山林恋》,并对李起超兄说,我要依样地照抄一回他的这个题目,私心是要向我自己的经典致敬。我至今也仍然认为,起超兄是我们省里的最有文笔、最才华洋溢的作家。这是后话,这里就不说了。自从我心里有了这样一种向往之后,我就开始来写稿子了。并且自然地就是往《山花》投寄贴了邮票的信件,还尽量要贴上好看的邮票。

在这人间的岁月里,我们在贵阳一中的岁月,以及随后的一段岁月,是一种非常出人意外的、非常忙碌而紧张的岁月。你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上课,也不知道下一刻会要你去做什么。开学不久,第二年春天,我们是在大街小巷里捕捉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并且要按照规定的任务,把一只只大大小小的苍蝇,还有折下来的翅膀和剪下来的尾巴,如数地上缴到学校里去。城里捉不到怎么办?就要编成小分队,到四处的乡里去搜捕。一个多月以后,等到我们从一处叫青岩的乡下回来,校园里已经用砖头砌好了炉子,燃起了熊熊的火光,开始日日夜夜地炼钢铁了。我们要到附近的朱昌镇上去把煤挑回来,让炉火继续燃下去。半夜里突然有锣鼓敲响起来,是哪里有铁水出炉了,我们便要排好队,到什么地方去报喜。秋雨落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到人民公社的田野里去,仍然是不分昼夜地深翻土地,要搭起梯子来,才能把很深的泥土搬运到地面上来。我想要写的《山林恋》,一时间自然也写不出来。但在这之中我也有了一个发现,可以先来写一些诗歌。好像文学青年们的写作,也多半是从诗歌开始的。这里面也有一个诱因,是那时候我有幸读到了一位大诗人的新作,是在一张晚报上读到的,题目就叫《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虽有翅膀飞不高。

麻雀麻雀气太娇,既怕红来又怕闹。

你真是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后来我曾经想过,诗人不会是正言若反吧?但那时候我却有了一种把握,觉得这样的诗我也是应该写得出来的。于是就开始来写诗,也写得用心良苦的。但是当然了,像《咒麻雀》这样的写作,是文豪则可,我辈则不可的,所以我写的那些诗,也只有两三首短的才在《山花》上印刷出来,现在如果去当年的刊物上查找,应该也还能够找到。那时候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证供应半斤糕点,我就用那几元稿费去买了那份糕点。过后我又还是改为用《咒麻雀》的办法来写小说,也有一篇叫《卖瓜记》的短篇在《山花》上排印出来。这一次收到了稿费二十四元,为家里买了一条鱼。跟着我又写了一篇寄给编辑部,有一封回信寄过来了,是编辑要约见我。我去了,这一次我是真格儿的走进《山花》编辑部了。没想到和我谈话的,就是李起超兄。我进入贵阳一中的那一年,他刚好从贵阳一中毕业,先是从事雕塑创作,后来到了《山花》工作。

我后来为起超兄的一本小说集写过一篇序,叫《起超兄无恙》,在里面记述了我当时去到编辑部的情形。那天是旧历的新年刚过不久,我戴着一条围巾,蓝色的,后来是失落在黔北的荒烟蔓草间了。他双手搁在桌面上,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烟,有些忧虑地看着我,话不多,却说得很委婉。显然,他知道文学的隐密,看出了我的浅薄,却没有照直地说出来,只是对我说起文学的严肃和艰难。能诚挚地为别人忧虑的心灵,是慈悲的。让别人为自己忧虑,是使人惶恐和惭愧的。那天从《山花》编辑部那座多年的小楼里出来,天上落着细雨,街面上蒙着那种在年节里踩得很粘稠的泥水,我的心情糟糕透了,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其实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明白这样的写作是可疑的呢?天底下最悲哀的还不在于自己的浅薄,而是还要沾沾自喜。我走了,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再也没有给《山花》寄过稿子了。

我那时候是在中文系里念书。其实中文系的生活,倒不在于中文,而在于生活。我这样说,还不是说我们仍然常常停课,去搬运石头和砖块来建农场,或者去山林里搜集青杠籽,回来做成一种棕黑色的馒头,系里一位管事的阿姨说,那籽粒就好一似花生米。我记得起来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只要稍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淖里去,让人至今不寒而栗,至于中文或者什么专业,就实在太无关紧要了。系里有一位老教授,瘦弱的张汝舟先生,是一个右派分子,五七年在贵阳一中的大字报里,我就读到过人们像《咒麻雀》一样的揭露他的文章,说他的包袱里全是炸弹。一天学校里贴出了一张布告,说右派分子张汝舟低头向人民认罪了,决定揭掉他的帽子。在那布告跟前,我一不留神就说出了几句惋惜的话,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就被在场的同学举报出来了。从此我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去到了黔北的大山里,如同诗人所说,那是一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偏远的乡下。人们曾经说农村是一处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但同窗们都没有去,只有我去了。随后的一段岁月,就是往后的人们再也难以想见,同时也无法明白的岁月了。其间《山花》也停刊了,我和《山花》也就湖海相忘,没有什么堪回首的,所以这里也不说了。记得陶潜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倒也没有这么久,算来有二十年。

但我和《山花》的缘分也还没有了结。到了一九七七年,日子缓过一口气来了。好比契诃夫在《草原》里写的,太阳刚刚落山,白昼的炎热即得到原谅,草原从宽阔的胸膛里透过一口气来,草地里即升起了一片快活的声音。我还是又一次地走进了《山花》编辑部,那一阵叫《贵州文艺》。这一次我是试着写了一篇小说,叫《风雨乐陵站》,只是为了试一试,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写上自己的名字,而用的是妻子的名字。但编辑部要求对稿子进行修改,所以我又还是从乡下到这城里来了。有缘的是,和我相见的,竟然又还是李起超兄。活着是一种幸存,正所谓劫后余生,我们也都还活着。只是相见之下,不经过说明,他是记不得也认不出我来了。其时编辑部已经把稿子改了两遍,也还是定夺不下来,最后把稿子交到了起超手里。我也有些明白了,或许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对这篇试着写下来的稿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不愿意再修改了,宁愿放弃。我的这些话是在起超家里对他说的,他住在科学路文联宿舍,三楼,晚上,窗外有半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我决定第二天回乡下去。这一次他却不赞成我的这种态度,劝我轻易不要放弃。但我还是走了,稿子也还是发表了,是由省里的一位作家帮忙斧正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是我的鸦涂,后来也不收入我的文集。

一个人的一生里,能够遭逢一次大地回春、气象更新的好时候,就是十分有幸的、让人心存感激的。岁月来到一九七八年的末尾,人们就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一九七九年七月,我在《山花》上发表了小说《秋雨》,责任编辑也是起超兄,并且他还写了一篇评论叫《漫话〈秋雨〉》,发表在同期的刊物上,跟着《贵州日报》文艺版还把《秋雨》全文转载了。我想可以说,从我小时候在《山花》旁边的泥地上打弹子开始,曲曲折折地走过了许多的岁月,这一次才算是真正地走进《山花》了。可见一个人的缘分,是多一点也不会有、少一点也不会有的。后来我还当过一阵子《山花》的主编,然后才去经受我的另一种缘分,去追踪我们民族的文化,这是我们年青的时候没有机会走近的,却是我们的前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求索,才慈悲地留给我们的,是我们人生一世不可以错过的。

如今我受《山花》主编李寂荡先生的邀约,来写下这些与《山花》的点点滴滴,也算是一种“往事与随想”吧。这之中又有许多的岁月过去了,我也渐渐地就要走过今生今世的路程。这路程好比是一道岸、一条归路,自己倒也没有在哪一处站台上停顿,或者哪一种风光中流连。总算从日子的风雨和岁月的尘埃中走过来了,固然是迟暮了,却是一件让人庆幸和欣慰的事情。这时候夜深人静,窗外有轻轻悄悄的雨声,也是我倾听了一生的雨声。那么还该写一点什么呢?自然是要祝愿《山花》平安健康,同事们吉祥如意,一切都顺顺利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