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失去和获得，反复地出现于今年的欧美文学界，同自我的、同外在的争论，也常见于今年的新作之中，不少作家都在作品中讨论了人工智能、英国脱欧和西方局势，也反思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集体性失忆。

2月5日，李翊云的《当理性结束时》和马龙·詹姆斯的《黑豹，红狼》同时出版，成为2019年最早受到关注的名家新作。在这之后，阿莉·史密斯、特德·姜、朱利安·巴恩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劳伦斯·费林盖蒂等作家也接连出版新作，伊恩·麦克尤恩甚至在一年里推出了两部小说。2月，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颇有兴致地开办了摄影展，这些摄于伊斯坦布尔家中阳台上的照片，完整展现了伊斯坦布尔的质地。

这是多产的一年，停办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迎来了两个得主，布克奖同时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伯纳德·埃瓦里斯托获得。这也是失去的一年。2月，托妮·莫里森推出新作，六个月后，她于纽约逝世，享年88岁。10月，哈罗德·布鲁姆在纽黑文逝世，享年89岁。4月，科幻作家吉恩·沃尔夫离世，9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长期伴侣、加拿大作家格雷姆·吉伯森也离开人世。

一

失去和获得，反复地出现于今年的欧美文学界，今年第一部受到关注的名家新作、美籍华裔作家李翊云的《当理性结束时》（Where Reasons End），也和这两个概念紧紧相连。两年前，李翊云的儿子文森特自杀身亡，年仅16岁，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李翊云试图同已逝的儿子对话。在2017年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中写给你生命里的你》（Dear Friend,from My Life I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中，李翊云将写日记描述为“与自己的长期争论”，而在《当理性结束时》中，儿子和母亲的争论也不断出现。儿子曾问母亲：“既然你书写苦难，既然你能理解苦难，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生命？”母亲则问儿子，我们能不能像接受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去接受自身的痛苦。

同自我的、同外在的争论，都常见于今年的新作之中。2019年，不少英国作家都在作品中讨论了人工智能、英国脱欧和西方局势。在4月推出的《像我这样的机器人》（Machines Like Me）里，伊恩·麦克尤恩讲述了一段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感情。在他看来，既然人类不会以同理心对待同胞，便更不会善待机器人。9月，伊恩·麦克尤恩又突然发布新作《蟑螂》（The Cockroach）。在这部致敬卡夫卡的作品中，主人公在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型蟑螂，同时成为英国首相。反对脱欧的伊恩·麦克尤恩将对英国现状的担忧写入作品，并认为写作是作家唯一能应对英国现状的方法。

《像我这样的机器人》也引起了作品外的争议。伊恩·麦克尤恩公开宣布《像我这样的机器人》不属于科幻小说，被认为是严肃作家对科幻小说的傲慢。有评论认为，把科幻和严肃文学严格地区分是一种文学歧视，毕竟爱伦·坡的小说也曾首发于《神奇故事》之类的科幻杂志。

同样关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话题的还有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于5月出版的新作《弗兰吻斯坦》（Frankissstein）中，珍妮特·温特森以玛丽·雪莱的作品《弗兰肯斯坦》为原型，讲述了一个穿越时空的故事。在她看来，新作中的性别问题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不会把自己定义成男性或是女性，我就是我而已。甚至，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把自己定位为人类，我不觉得自己身上有人类的特点。”她也提到，女性作家面对的阻挠比男性作家多出许多，虽然自己已经为今天的局面做出努力，但她还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同情，因为他们从上一辈手中接过了一个混乱的世界。

此外，虽然布克奖得主、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新作《穿红外套的男人》（The Man in the Red Coat）讲述的是19世纪法国医生塞缪尔·波齐的生平故事，但朱利安·巴恩斯认为，自己之所以沉浸在过去，是因为想要逃离英国脱欧的现实。关注脱欧的还有曾两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英国作家德博拉·利维，在今年出版的新作《目睹一切的男人》（The Man Who Saw Everything）中，德博拉·利维结合英国脱欧，探讨了欧洲大陆的历史和现在。另外，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在最新短篇小说集《大团圆》（Grand Union）中带来了11篇从未出版的短篇小说，尝试了科幻、超现实主义、讽刺寓言和实验性小说等风格。

诗集和评论集同样值得注意。7月，逝世四年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泰特的遗作The Government Lake:Last Poems出版，琐碎的吵架、心不在焉的遐想，都被詹姆斯·泰特以反传统的叙事手法展现。另外，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新作Serious Noticing:Selected Essays by James Wood集合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文艺评论的随笔集，被评论认为是21世纪最好的文学阅读指南之一。

二

2019年，我们不断告别。4月14日，曾获世界奇幻奖终身成就奖、星云大师奖的科幻作家吉恩·沃尔夫逝世，享年87岁。吉恩·沃尔夫的代表作《新日之书》曾在奇幻小说调查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指环王》和《霍比特人》。尼尔·盖曼和乔治·RR·马丁都认为，沃尔夫是科幻领域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被誉为“当代麦尔维尔”的吉恩·沃尔夫善用隐喻，他往往用故事来影射人类命运，也因此常被和托马斯·品钦、威廉·加迪斯相比。吉恩·沃尔夫认为，人们总是希望别人相信自己的叙事，但所有人都是不可靠的叙事人。他笔下的不可靠叙事人给阅读增加了难度，但在他看来，好的文学本身就是面向受过教育的、有经验的读者。

8月6日，诺奖得主、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逝世，享年88岁。她的家人称，离开人世时，托妮·莫里森身边都是爱她的人。以《宠儿》《所罗门之歌》《最蓝的眼睛》《爱》为代表作的托妮·莫里森，往往被定义为首位获得诺奖的非裔美国女性，而对非裔美国生活文化的关注，也是她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于今年2月出版的《满口鲜血》（Mouth Full of Blood）回顾了托妮·莫里森的一生，托妮·莫里森四十多年来发表的散文、评论和演讲，都被收录于这部作品中。她解释了代表作《宠儿》《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也为自己早期写作中的一些部分而遗憾，比如在写讲述黑人故事的《秀拉》时，她选用了一个“迎合主流白人文化”的开头。

托妮·莫里森曾被批评总是回忆过去，不去关注非裔美国人的当下状态。但在《爱尔兰独立报》看来，托妮·莫里森用《满口鲜血》回应了这种批评：美国如果不面对自己满是种族主义、暴力和杀戮的历史，社会就会一直不稳定，也将永远处于集体性的失忆之中。托妮·莫里森也曾写道：“我们的过去是凄惨的，我们的未来同样黯淡无光，但我不是一个理性的人。理性的人会去适应他所处的环境，不理性的人不会这样。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是由不理性的人争取而来。我拒绝把自己关在小我里，而是选择考虑更多人的利益。”

10月14日，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纽黑文的医院去世，享年89岁。以《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为代表作的哈罗德·布鲁姆一直被视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精英主义者，他推崇西方经典、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其对《哈利·波特》、斯蒂芬·金等流行文化的批评也招致争议。在他看来，深度阅读最大的敌人既不是理论和文化研究，也不是视觉形式的过度泛滥，而是信息过于迅速的繁衍。

哈罗德·布鲁姆去世的同一天，布克奖揭晓，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英国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获得奖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证据》（The Testaments）是《使 女 的 故 事》的 续篇，情节开始于前作的十五年后，创作灵感来自于读者对《使女的故事》的提问。伯纳德·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和她人》则采用了自由流动的散文样式，避免了传统的标点符号，在过去和现在、角色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无缝转换。

同样迎来两位获奖者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10月10日，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尔卡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分别获得2018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奖史上首次补发上年度奖项。奥尔加·托尔卡丘克以糅合民间传说、神话史诗和波兰当代生活著称，彼得·汉德克则是戏剧史上无法被略过的一页。12月，奥尔加·托尔卡丘克和彼得·汉德克分别以波兰语和德语做了获奖演讲。

各大媒体和文学杂志的年度榜单也纷纷登场。《纽约时报》的年度十大好书包括茱莉亚·菲利普斯的处女作《消失的土地》（Disappearing Earth）、本·勒纳的小说《托皮卡学校》（The Topeka School）、凯文·巴里的小说《开往丹吉尔的夜船》（Night Boat to Tangier）等，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新作《呼吸》（Exhalation）则见于多家年度榜单。《呼吸》收录了2005年至2015年出版的几篇小说，两篇首次亮相的作品也受到好评。评论认为，并不是只有讲述宇宙大爆炸这样的故事才有吸引力，掌握人类微妙情感的短篇同样具有魅力。

《华盛顿邮报》的年度书单收录了帕特里克·拉登·基夫的非虚构作品《什么都不说》（Say Nothing）和萨拉·M·布鲁姆的非虚构作品 《黄房子》（The Yellow House）。前者讲述了北爱尔兰动乱的历史，后者则追寻新奥尔良一个家庭的历史，回顾了美国的过去。牙买加作家、布克奖得主马龙·詹姆斯的小说《黑豹，红狼》（Black Leopard,Red Wolf）也榜上有名。在这部小说里，马龙·詹姆斯将历史、神话和幻想糅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虚构的非洲。《黑豹，红狼》被誉为“非洲版《权力的游戏》”。马龙·詹姆斯希望自己能像把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英国文化写入《指环王》的托尔金一样，写一部属于埃塞俄比亚的《狼厅》、一部非洲的史诗。另外，越南裔美国作家Ocean Vuong的作品《大地上我们一闪而过的荣光》（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讲述了越南难民的经历，也被多家媒体列为年度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