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毫无疑义，小说《人生》的巧珍是高加林之外高频率的关注对象。不过对她有无人物原型的探讨，目前仍是一个空白。路遥的启蒙老师李小巴认为：“他的几部主要作品都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他的青少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感情与心理的苦难经历，赋予了他作品主人公的血与肉。”[1] 这好像在暗示巧珍不全是虚构。但是，这位熟悉路遥创作过程的资深批评家，以及相关的作家传记史料，都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2]

之所以穷追不舍地探究这个问题，不单人物原型是现实主义小说研究的必要课题，还有李小巴所言作家小说的“自传色彩”，“特别是感情与心理的苦难经历，赋予了他主人公的血与肉”，这是研究路遥的关键命题。一定程度上，没有巧珍，高加林也就是一个时代符号，而拿巧珍与高加林相互比较和关照，塑造了他们形象的路遥血气丰沛的感情和文学世界，才有可能被大幅度地呈现出来。

本文的问题是，其一，巧珍究竟有没有人物原型，这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来源。其二，通过对巧珍原型的探讨，可否认为路遥在爱情婚恋的问题是被动委屈的。其三，在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身上，至少对于路遥来说，作者与人物是否会难以避免地在人生道路某一阶段出现相互叠合和移情的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

一、究竟有没有巧珍原型

《人生》问世后许多读者问路遥：那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究竟是虚构的还是真有生活原型？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路遥。他80年代初对弟弟说：“你知道吗？三姐就结婚在这兰州一个不远的地方。（三姐是我远方叔叔家的女儿，小名叫竹子）你一定要记住，三姐对咱们兄妹来说那是圣母。那时候咱家穷，村里人看不起咱，唯有三姐对咱们最好，三姐的漂亮在前后沟都是出名的，就像陕北初开的桃花一样。”“等咱一切好起来后，咱俩一定要在兰州找到三姐。你知道吧，我的小说里的人物，凡是写漂亮女孩子，大都是用三姐的外形。”[3]

白描提出了另一个人物原型：童年路遥穿破裤子出现在村头时，一个没有上学，在家里烧火做针线的女孩子，就会替他把破洞缝上。虽然走不了几步，刚缝上的地方又会开线，可他心里充满了感激。穿暖花开，他爬到杏树上摘下青杏，双手捧着，翻沟越坡去找为他补过裤子的女孩子，把青杏送给她。望着皱着眉头吃酸杏的她，他开心地笑了。路遥进城后，她和其他女孩子都嫁了人。每次回家，看到她们变得苍老，她们的孩子又穿上自己当年身上的破裤子，他发誓要让人们了解她们的善良和美好。[4]

还有一个原型与刘凤梅有关。她父亲叫刘俊宽，是本村的大队支书，与路遥大伯和父亲都是结拜兄弟。因两家关系很好，他们从小就以姐弟相称。刘凤梅比路遥大两岁，在延川中学初中读书时高两年级，见路遥上学经常饿肚子，就把干粮匀一部分给他。《困难的日子里》发表后，一次路遥与她回忆过去的生活，还提到她接济自己饭食的事情，可见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刘凤梅1973年在陕西师大念书时，给路遥寄过高考复习资料。1975年毕业分配到延安纪念馆工作，正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的路遥一次去她办公室，刘凤梅看“他穿一双很破的布鞋，脚趾头都露了出来，腿上穿一条铁灰色的涤卡裤子，裤缝扯开有半尺长，我要为他缝，他有些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不是姐弟吗？’他笑笑，说：‘那你缝吧！’”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缅怀路遥兄弟”，说明刘凤梅与路遥的关系已超出一般的姐弟情谊，她身上带着陕北女孩子那种淳朴善良的秉性。[5]

邢小利的《从夏天到秋天》指出，刘巧珍原型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千百个忠贞、美丽和性情淳厚的陕北女孩子的缩影，是从许多人那里提炼出来的人物原型。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和路遥坐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院子里聊天，说到他5月份在延安看当地歌舞团演出，两位歌舞团的姑娘的纯朴和热情令他难忘。路遥很同意邢小利大城市姑娘比较冷淡、矫揉造作，而小城市姑娘给人感觉既自然又亲切的观点，他说，陕北姑娘待人极好，她要是爱上你，即便后来有情人未成眷属，她也一辈子忘不了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稍个话，她借上盘缠，也要风尘仆仆地来看你。路遥为此感慨地说：“那是真爱，不是为了你什么才爱的。”他还极其自豪地称赞陕北女子不光心灵美，长得也美。他对邢小利说：你有机会到米脂中学、绥德师范门口看，等放学时，从那里走出来的女子一个比一个美，是那种真正的自然真纯的美啊。[6] 然而在生活中，路遥希望自己女友淳朴忠诚像陕北女子，知识和家庭实力又像北京知青，这该是多么矛盾的现象。正是这矛盾，导致了他最后生活的悲剧。

但我认为，巧珍人物原型也还有其他一些来源线索，例如路遥的初恋女友林红及妻子林达。她们是北京清华附中的同学，1969年1月23日到陕北延川县关庄公社前卢沟村插队。林红生年不详。林达出生于1951年3月26日，比生于1949年12月2日的路遥小一岁多。[7] 在我看来，这个来源里内含着路遥一个重要的“情感结构”：他觉得要实现自己“进城”的人生理想，一定要找北京女知青当女朋友，而不是本地女子。1973年，李小巴到延川采访当赤脚医生的北京知青孙立哲的事迹，在县革委会宣传组办公室，经曹谷溪介绍认识了路遥。经过一段接触，他对路遥这个“情感结构”印象非常深刻：“这些北京知青和陕北黄土地上的青年那种一眼即可分辨的差异（从谈吐、举止、作派，到教养、气质及知识层面）深深地触动着路遥的心灵”。“一天傍晚，他陪我在小县城里逛，他笑着对我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他们中间。’我当时听了十分惊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8]

1970年3月，20岁的路遥结束民办教师工作，被借调到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入驻延川县百货公司进行路线教育。与他一起进驻的还有一位叫林红的北京女知青。林红人长得漂亮，又能歌善舞；路遥是县城有名的才子。两人逐渐产生好感，建立了恋爱关系。有一段林红回插队的楼河村办事，热恋中男女鸿雁传书，一个多月，林红给路遥写过8封信，平均四天一封，那些缠绵悱恻的情书给了路遥爱情的滋养。出生北京的林红，在很多方面影响改造了路遥，如喜欢穿大红衣服，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他们经常在一起唱的是苏联歌曲《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次年春天，县里把到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的名额给了路遥，路遥却通过几个朋友周旋，硬把这个宝贵机会让给林红。林红上班的第一个月，把全部工资寄给路遥，又寄给他一条“宝城”牌香烟。以后来信越来越少。举棋不定的林红写信向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同学征求意见，未想那位同学竟代她写了一封绝交信给路遥。不久，林红退回定情的新被褥，与驻厂的一个军官开始了新恋情。这件事对路遥打击极大，他当曹谷溪的面哭得肝胆俱裂，毫不掩饰。[9]

高建群说，写完《人生》后，路遥从甘泉来到延安。那天晚上，延安城铺满了月光，他们像梦游一样在大街上来来回回走到半夜。路遥指着那包《人生》手稿说，“中国文学界就要发生一件大事！”然而，他忽然谈起了自己的初恋。谈到一个多雪的冬天，文艺宣传队排练完节目后，他陪林红踏雪回她的小屋。“踏着吱吱呀呀的积雪，我的手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她的手，我有些胆怯，怕她责怪我，谁知，她反而用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路遥还告诉他，时隔多年后，作品《惊心动魄》发表并获奖，他刚回宾馆，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路遥问：“请问你是谁？”这时候，命运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传了过来：“你真的记不得我了吗？一个熟悉的老朋友。”他扔下电话，像疯了一样跑下楼，也不顾马路上来回疾驰的汽车。他看到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正在马路对面的电话亭边等他。这位女士说，她曾经来过西安，围绕着那座住宅盘桓了很久，没勇气打听他住在几号，也没有勇气去敲门。高建群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他怀着一种可怕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恋情，恋着她。”[10]

这个原型，在作品中得到一定的印证。在《人生》中，路遥把自己悄悄换成巧珍的视角。通过这种方式，他仿佛在重温过去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正因为有初恋的重大挫折，他才懂得这么体贴巧珍，理解巧珍，并由巧珍联想到自己。在小说初版本的第33到46页，[11] 蓄谋已久且聪敏的巧珍在大马河桥边，终于等到一个白馍也没卖，从县城沮丧地往回走的高加林。她主动替加林哥卖掉白馍，把一卷钱给他，两人便踏着夜色朝高家村走去。她已暗恋加林多年，因为是文盲，没有勇气向他公开表达爱情。加林的民办教师被村支书高明楼儿子顶掉，又变成农民，这给了巧珍姑娘新的希望。走了一会儿，扭捏半天的巧珍猛地停住脚步，仰头看着加林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从不知所措中缓过劲来的高加林，惊讶地问巧珍：“你怎猛然说起这么个事？”“‘怎是猛然呢？’巧珍扬起头，眼泪在脸上静静地流淌。”她接着把自己这几年的心思一点也不剩地给他叙说起来。听完这番话，加林把自行车停在路上，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起来。通过这个细节，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巧珍的角色又被换成林红：“巧珍看着他这副样子，突然笑了起来。她一边笑，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她的花提包，从里面掏出一包‘云香’牌香烟，递到他的面前。”这时高加林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找烟哩？但巧珍妩媚地咧嘴一笑说：“我就是知道。快抽上一支！我给你买了一条哩！”这句话，当年林红也许跟路遥说过很多遍罢。生活与作品的不同是，林红从铜川工厂寄给路遥的“宝城牌”香烟，被换成了“云香”牌香烟。《人生》尽管充满艺术虚构和想象，路遥还是情不自禁地把现实生活的真实细节搬到了小说里。

正因为路遥是一个自传色彩强烈的作家，他的感情经历投射给作品人物一种真实的生命感，这一条巧珍原型的来源线索才值得珍视。1971年7月，另一位北京女知青林达，由延川关庄公社妇女专干借调到县委通讯组。她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还在曹谷溪、路遥编的当地文学杂志《山花》发表散文，笔名程远。得知林红与路遥分手后，便主动写信安慰，鼓励他振作起来，在信的结尾还加上一句有意味的话：“请问我能否与你合作？”闻频在《回忆路遥》中记得：“林达当时十八、九岁，清廋、白净、文质彬彬，待人很和气。第二年，他俩便踏上了恋爱的旅程。”[12] 后来，林达去铜川看林红，夜里两人躺在一张床上，她把自己与路遥相爱的事情告诉了林红。林红听后哭了，一整夜都在不断落泪。[13] 但梁向阳的《路遥传》又指出，两人的恋情也曾是一波三折的。林达回福建宁德老家探亲，向从北京下放到那里的母亲报告了与路遥的关系。林达父母在全国侨办工作，父亲当过廖承志秘书，母亲是大家闺秀。母亲问她：“你讲的都是路遥的优点，他有什么缺点？”林达答不上来。母亲继续说：你可以先静下来，拉开距离观察一段。你只有愿意接受并包容他的全部缺点之后，这个人才能成为你生活的伴侣。林达回来，不再去曹谷溪故意给他们安排的暗影室，冷淡了路遥。路遥于是在曹谷溪面前哭诉：林达不和我好了。曹谷溪便来做林达的工作，劝她在接触中了解路遥。1973年春节，林达没回福建，而是随路遥到郭家沟的养父母家过年。年后，又去城关公社刘家沟看望曹谷溪。梁向阳说，不出路遥预想，林达后来为他付出了很多。路遥上延安大学的所有行装都是林达置办。她每月三十八元钱工资，除自己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路遥的身上。据白描文章，林达到路遥家里啥活都干，像一个普通朴实的本地女子。[14]

路遥也把林达资助他的事情写到小说《人生》中。黄亚萍见重回县城当通讯组干事的高加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主动找他谈文学，谈人生，示爱意图日益明显。加林有点招架不住，这时巧珍乘三星拖拉机来县委找他。巧珍一进加林办公室就向他怀里扑来，“加林赶紧把她推开：‘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巧珍一直亲热地看着她亲爱的人，道：“你走了，再也不回来……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回”。又在他床上摸了摸说：“被子太薄，罢了我给你絮一点新棉花；褥子下面光毡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加林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让巧珍喝，答：“我确实忙！”巧珍给他说三星没考上大学，开上了拖拉机，巧玲便顶替他教书。又说加林家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被母猪压死了一个。加林烦躁地打断道，你快别说了！接着从桌上拿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加林见巧珍无语又局促地坐在床边，“又很心疼她了”，站起来要给她到食堂打饭。巧珍赶忙说：我要赶三星的车，锄头还在地里撂着。临行从怀里贴身地方掏出半年积攒的92块钱，让他买点好东西补贴身体……高加林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巧珍！我现在有钱，也能吃得饱，根本不缺钱……这钱你给你买几件时兴衣裳……”

这些作品细节，让人感觉路遥不是在创作，而是在写困难日子里经济上慷慨解囊的女友林红和林达，尤其是大学三年一直全力资助的爱妻林达，他实在无法控制住自己汹涌的感情。路遥弟弟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回忆说，写完《人生》，哥哥到铜川煤矿找他：

把《人生》小说给我念了一遍，他读完小说后，流下了热泪。他告诉我：“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15]

李小巴也回忆道，1981年初冬，路遥和妻子林达来他家。路遥刚从陕北回来，谈到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又说他刚完成的《人生》，比前两部《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16]

其实两人心里都明白，《人生》的巧珍就是林红和林达。她们都曾经把最纯洁的爱情无私地献给了路遥，虽然结局未必称心如意。这是路遥感情生活中最吃重的部分。而这一点，正好印证了鲁迅与他的时代之间复杂矛盾的关系：“一个人的环境限制一个人的事业，但一个人的性格却选择一个人的环境。”[17]

二、路遥会不会也是巧珍

现在的研究，多确信高加林的原型是路遥，不会认为路遥与巧珍原型也有关系。异议一是性别；异议二，是觉得强悍自信是路遥和高加林固有的性格特征，而不可能是软弱和自卑等。研究者指出巧珍形象之所以感人，源自作者对她命运的同情，这个观点实在表面和牵强。这是因为，假如路遥没有亲身经历过巧珍的人生的绝望，他能够如此深邃地揭示人物极其丰富丰满的性格层次吗？当然，初步探讨一定会引起争议，但假如避重就轻，《人生》研究也是很难再有推进的。

1969年就认识路遥，被称作作家挚友和启蒙老师的曹谷溪非常肯定地对记者说：“严格地解剖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卑心极强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同潜共存”，这显然是“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18] 路遥延川中学的同学周海波认为自卑，是由于路遥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出生在陕北贫困农户，上中学经常饿肚子等多种原因造成的。[19] 巧珍虽然有自卑一面，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子，她敢在村里人面前刷牙。被高加林抛弃委屈嫁给马拴，但她坚决阻止了姐姐巧英报复羞辱被遣回乡的加林；由于没文化，她又在加林面前极其的自卑，这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

路遥不少朋友也证实，在文化心理强势的北京女知青面前，即使结婚后，他始终是软弱和自卑的。作家京夫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大获成功后，路遥身边不乏追星族和与他走得近的女子。他有荒唐的资本，不是没有荒唐的可能，“但他在心目中，却把身份高贵心仪已久的女性，只当作自己的异性偶像，他只远远地仰慕，并描述称赞她或她们的美丽、高雅”，“这便是路遥，一个自卑的路遥”，“一个脆弱并孤独着的路遥”。[20] 据了解路遥和林达夫妻关系的前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雷涛回忆：路遥感觉自己是从山里走出来的，能和北京知青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快慰。然而现实不如人意，他发现婚姻质量不高。林达期望有一个体贴自己和保持正常夫妻生活的丈夫，路遥则希望妻子能对自己学习、工作有帮助。因此，两人“恩爱的时间很短促”，这使“路遥非常惆怅和痛苦。”他陆续从朋友口中听说，“路遥由于没有得到家庭的应有温馨，没有得到生活上的照顾，他晚上进行创作经常吃着干膜，喝着开水，咸菜也没有，更谈不上营养品。他经常半夜三更敲邻居门说：有没有馍，给我吃一点。”“路遥身体垮掉，与他长时间超负荷的精神劳动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与他内心深处无法表白的伤痛亦有不可撕裂的原因。”[21] 冷梦回忆说：“当他夫人同他闹离婚的时候，有人劝他离了算了，路遥这时反问了一句：像我这样的人，谁会跟我？……老天爷，路遥居然不相信，天下会有很好的女人会真正地爱他？这是路遥内心深处从来不与人言的深层的自卑——而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名冠中华的路遥！”[22] 写作《人生》前后开始照顾哥哥，《平凡的世界》的6年间，更是全部承担起他生活、应酬重担的三弟王天乐在文章中证实：“我认为，让路遥先离婚，再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是因为他的女儿路远的问题，路遥又一次放弃了这次生存的机会。”[23]

凡是读过《人生》的人，会对作品对巧珍软弱自卑性格的描写有很深印象。在黄亚萍频频进攻下，高加林的爱情防线终于崩溃，他又实在对善良的巧珍感到不忍。他把巧珍约到大马河桥栏杆边，语言闪烁地谎称将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如遇到性情刚烈的乡村女子，不啻会对这个负心郎来一番破口大骂。可文盲和农民身份是巧珍的致命伤，在这场明显欺负人的骗局面前，她只能软弱地退宿：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串泪珠静静地从巧珍的脸颊上淌下来了。她的两只手痉挛地抓着桥栏杆，哽咽着说：‘……加林哥，你再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

在此之前，她还几次到县委找他，均以他下乡而扑空。终于遇到他，又因谈乡村的琐事受到冷落。将92元的半年工钱悉数交给他，既是心疼，也出于某种软弱和自卑。至此读者已看得明白，在高加林这个“城里人”面前，巧珍这个“乡下人”是不免自惭形秽的。

自林达提出离婚后，巧珍软弱自卑的影子就开始在路遥身上出现。这是路遥会不会也是巧珍原型之一的一个支持性证据，虽然还需要时间的打磨。路遥最后两个月，一直在医院中陪护的清涧老乡、业余作者航宇说：自知身患重病，利用林达和女儿在北京过暑假机会，路遥挣扎着装修刚分到的新房。他想在即将四分五裂的家庭，给可怜的女儿挣得较好的生活环境。装修费用如下：转角沙发1400元；录像机3800元；低柜1200元；衣柜1000元；饭桌800元；椅子800元；电淋浴器600元；煤气灶，脸盆，抽油烟机……还有建筑材料和工钱。少说也得8000多元，明显超出预算，路遥只能向朋友借钱。航宇说：“你没钱就别装修了。”“不装修不行。”路遥答道：“你不知道，林达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单位，这回她从北京回来，马上就要和我办离婚手续。这样，孩子连娘也没有了，我要给她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她心灵上能够平衡一些。”他曾劝林达回心转意，说都四十岁的人，凑乎几十年就会没事，“可是人家不行。”[24]

航宇发现，在林达和孩子回西安的前夕，路遥却显露出踌躇退宿的姿态。“你应该亲自去接。”“我不想去。”在航宇一再敦促下，路遥才答应他们一起去接站。上午9点，他们乘陕西作家协会司机小张的车到西安站。火车虽晚点了几十分钟，还是在一声尖利的汽笛声中驶进车站。“我看见路遥迈着他那两条并不轻松的步子，随着人群在追赶着列车。”两天后，路遥来他宿舍，请他买张8月6、7号去延安的卧铺票。他对航宇说：“我和林达说好了，在延安休息10天回来后办离婚手续，”“家里所有的一切都归孩子，林达也不要。”[25]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路遥就在桌上吐了一口血，还要弟弟王天乐永远向外界隐瞒他生病的实情。[26] 不知情的朋友得知路遥病倒延安后，都相信了路遥在病床上说的那段话：他担心自己得的是肝癌，觉得如死，还不如死在陕北，到时去一个山沟躺下来，身上盖一个白床单。在延安地区医院检查不是肝癌，才庆幸躲过了一劫。这个被掩盖的真相下面，是路遥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他虽然与林达说好，10天后回来办离婚手续，却已决定如果是肝癌，就去陕北一个山沟将自己了结。但这种决心仍然还是退缩逃避的表现。

被北京知青感情上抛弃，是路遥内心世界中至深的创痛。他虽然在文学事业上光彩耀眼，在个人家庭生活中却无比软弱和一塌糊涂。“路遥一方面在享受读者和社会对他的钟爱，一方面又深陷于不能自拔的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27] 曹谷溪和李小巴都分析过路遥极其矛盾的两面性格。“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28] “路遥对自身能量的释放是采用裂变的方式。或者说，他短促的一生一直是处在冲刺状态。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据说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患了肝病，但就是不求医就诊。他对疾病采用了‘鸵鸟’政策。他个性中的弱点害了他。”[29] 这种弱点在遭遇与北京知青的爱情婚姻危机时，往往会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巧珍式的被抛弃的悲剧，然而它又出现在一个貌似强悍强大的著名作家身上，就更具有戏剧化的色彩。

1987年春天，周海波在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学习，准备到西德访问的路遥为说话方便，在路过北京时，就住到鲁迅文学的招待所。每到下午吃饭，周海波都会等他，出门办事见人的路遥也非常守时。一天下午，等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人回来，周海波就先吃饭，刚吃完，却见路遥满头大汗地匆匆回来。匆忙吃了几个馒头和素菜，路遥竟像发疯一样，要求周海波跟他去王府井，一路横冲直撞，像在寻找一个人。原来，他几个小时前见到了穿红色衣服的林红，她还像17年前一样小巧，一样单纯和有礼貌。两人平静地说了几句话，就告别了。他是要周海波和他再次去寻她。周海波说：那干嘛不与她一起吃个饭？路遥说：没必要。既然这样，你今天为什么如此激动？路遥突然从沙发上坐起来，很生气地冲着他喊：“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我的吗？你知道这抛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雪上加霜吗？你知道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身边的‘反手一刀’吗？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吗？”[30] 与巧珍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路遥虽然咽下了被抛弃这口气，但通过二十多年不屈不挠的奋斗，又再次证明了一个杰出作家的存在。

三、作品和原型的不均衡关系

将以上路遥如何看巧珍的思路捋了捋，不妨看出他对妻子类型的艺术化想象：他感情上以忠贞淳朴和脚踏实地的陕北女子为模板，理智却倾向能在经济和精神生活上帮助他的北京知青。这种关系模式本身就潜伏着危机，但又不经意使巧珍的形象极为地饱满和富于光彩。[31]

我们看到，作品与人物原型处于有明显落差的不均衡状态。不均衡让路遥饱尝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痛苦，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然而不均衡又是典型的文学创作的状态，正是这种不均衡，才使得路遥的文学生活极具传奇色彩。人们愿意对巧珍人物原型进行穷尽式考证，正因为对路遥大起大伏的人生经历怀揣着好奇心。不均衡还会不断延长作家作品的生命，不断为它们的传播添柴加火。

如果对路遥作品和人物原型的不均衡现象展开探讨，就要借助美国政治学家戴维·比克奈尔·杜鲁门的“不均衡理论”。他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政治过程》中，对制度化集团的均衡理论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任何社会中，某一社会集团模式如果想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一致性、形式化以及普遍性”，一个关键秘诀，就是如何保持集团内部的均衡。

他举例分析说，制度化集团内部有法庭、立法机关、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如家庭、教会、制造商协会、交通系统、组织化的市场等，所有这些机构都相当组织化、形式化，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必须具有某种一致性。一致性行为模式的前提，则是集团成员相互交往的均衡。例如，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里，人们会认为总是男性家长在作出决定，如购买什么牌子的汽车，是否买新洗衣机，全家度假时的花费等。在这类行动中，他被希望进行指挥，妻子和家庭成员会习惯接受他的决定。母亲则在影响孩子方面比父亲有更多话语权，如家庭装饰、家宴邀请客人的名单等，丈夫通常会服从妻子。上述例子及其交往行为模式构成了制度化集团的均衡，或使之处在均衡状态。

他还分析过均衡被破坏和修复的问题：“如果一个制度化集团或机构要生存下去的话，这样一种均衡就必须得到维持。换言之，如果交往模式不会发生急剧改变或者特定集团不会像一个家庭分裂那样遭到破坏，比如像丈夫和妻子离婚那样，这种均衡就必须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实现。虽然均衡由于集团外部的事件而遭到破坏，但是当外部干扰终止时，均衡又得到恢复，这就是均衡集团的特征。维持或回复到均衡状态就意味着制度的稳定性。均衡和均衡稳定性的存在可以通过观察交往模式的持续性来测量。”

不妨来看一个个案：某个丧失亲人的家庭，因家庭成员与逝者交往的分量，会使家庭成员的交往模式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建立一种新的稳定模式将取决于逝者在前一种均衡中的角色。例如，父母一方或唯一孩子去世，建立新的模式将十分困难。如果是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去世，影响就会小些。影响新的模式产生的因素来自于这种家庭依赖关系的轻重。倘若家庭某一重要成员的离开不是永久而是暂时的，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父亲不得不暂时外出谋生，家庭的均衡就会被破坏。“当父亲远行回家，或像过去一样有时间呆在家中，前一种均衡很可能又恢复。”另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是企业。老板突然去世或辞职，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干扰。不过，一个有抱负的继任者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继而通过与前老板亲信的通融和协商，新的企业交往模式则会修复重建。重建是在追求一种新的均衡，它包括：其一是该企业集团劝说政府撤销干扰性的政策；其二提出新的承担定价功能的方法；其三该企业集团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新功能。[32]

将均衡理论运用到路遥研究中会非常有意思。对任何一个当代作家，也包括路遥，如何保持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均衡理论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作家作品这个“制度化集团”内部，有作家、作品、批评家、出版商、读者等传播管道，以及人物原型研究、作家史料文献整理、作品当时影响以及多年后的再发力等诸多复杂的组织化、形式化环节。就本文研究的作品与人物原型关系而言，会发现由于《人生》、《平凡的世界》在社会和读者的巨大影响，在当时是不依赖与人物原型这个均衡因素的。路遥去世后，随着寻根、先锋文学思潮取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地位，人们对过去历史的自我反省概括能力普遍走弱，路遥文学影响力的下降，会是一个令人十分忧心的现象。[33]

李建军对破坏了路遥评价的均衡性因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路遥去世的十五年里，在论及路遥中语含不屑甚至轻蔑的，有那些傲慢浅薄的编辑，也有跟风趋时的批评。他们把路遥说成落伍和可笑的人。但更多时候，人们却用尊敬和感激的语气谈论他。李建军说他一位朋友在火车上读路遥的短篇小说《姐姐》，“很是激动，以至于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尽管路遥还不是大师，他的作品的确还有问题。但是，路遥为什么至今都被读者所热爱呢？“在我看来，路遥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是因为他正确地解决了‘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使他的写作成为能与读者的精神发生关联的积极的写作，赋予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感染力，使之能持久而深刻地打动读者。”[34]

如果说路遥是“均衡关系”中去世或暂时外出的男性家长，那么，1993年、2007年和2015年陆续出版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路遥评传》、《守望路遥》、《路遥十五年祭》、《路遥纪念集》、《路遥传》、《路遥纪事》、《路遥年谱》、《路遥研究资料》和《路遥研究》等史料著作和研究杂志，即在宣布路遥的“重新归来”。它们抵制对均衡关系的破坏，恢复制度化集团内部的交往行为模式，使得均衡的机制逐渐被修复。由此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路遥研究热”的出现就是它的标志性成果。路遥再次从边缘回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舞台。路遥的归来，不单表明他的影响力在提升，也使中国当代文学史重新回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本文对路遥《人生》巧珍原型的探讨，即是均衡修复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对路遥小说人物原型的探讨和发掘，于他这种自传性作家而言，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对缝补衣服女孩的追寻，对刘凤梅的点滴回忆，对陕北淳朴美丽女子的集体化化想象，浓缩的是路遥文化原乡式的乡土记忆。路遥与林达的爱情婚姻关系，则揭示了作家在城乡交叉带这一敏感地域，在传统与文明关系中的深刻困惑和危机。研究者发现，在路遥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多次发生过这种作者与人物相互移情的现象。这无疑是从路遥创作中催生出的一个独特的“镜像视角”：路遥在巧珍身上，看到了自己困守乡下无法施展的制度性障碍；读者则在路遥与林红、林达关系中，看到了路遥文学创作的成功和爱情婚姻的挫折。众多女孩子被幻化成巧珍的原型，这是路遥对自我世界的错位式的认知。因此在路遥的文学王国中，1975——1985年这十年的中国，即是作家个人的一个巨大的镜像，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活生生的现实。

但是，如果将不均衡理论运用到本文的讨论范围，也会发现由路遥的追述回忆而形成的“再批评”，不是在重建，反而是在重新破坏作品和原型的均衡状态。例如，曹谷溪强调，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这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不自觉地忽视了家庭亲情和朋友们的友情。“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35]

例如，周海波的讲述比较照顾路遥，却不照顾林达在家庭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路遥去世后，社会舆论给林达造成很大的压力。一天，他在大街上遇上林达，“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也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别人不知道路遥，你也不知道吗？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她听说了什么，她仍没回答，只说：我也想你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说完就走了。”显然，在新的历史叙述中，林达和巧珍一样，一直处在被严重压制的状态。小说原型和当事人，都在重建路遥形象的过程中，无端失去了自己申诉的权利。[36]

又例如，航宇在《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预感，路遥说在延安呆10天就回来办离婚手续，可让他代买火车卧铺票的态度却很急迫很坚决。这显然是一旦查出肝癌就一死了之的悲壮心态。临走前，路遥躺在航宇床上一言不发，似睡非睡。航宇要拿一床毛巾被给他盖上，路遥将眼镜拿下来说：“唉，一满不行了。”航宇看见：“他很伤感也很忧郁地说着”，显然早就明白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37]

再例如，王天乐说《人生》的题目最初叫《刷牙》，也曾改作《沉浮》。路遥在他面前读完小说后，“流下了热泪”，还说，“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这是在为自己命运的“沉浮”流泪，也是为巧珍“沉浮”的命运流泪。不过他认为，路遥最终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伟大的人生目标，已远远超越了高加林和巧珍。因为柳青曾对他说：“陕北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人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路遥在信里说，他一直为这段论述而感动。”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他嘱咐这位三弟要“永远”隐瞒他的病情，也是出自这一目的。[38]

作品、人物原型和生活当事人之间的不均衡，反而使人清醒认识到，深入挖掘巧珍原型，也许正是今天认识路遥的最好的角度。深入挖掘巧珍的原型，实际上是在深入挖掘路遥的生活世界，他的生活世界与文学世界不是毫无关联的。也正如路遥的世界不是与研究者没有关系的一样。

文学作品和各种传说中的路遥是朦胧虚幻的，可通过巧珍原型的研究性发掘，他就变得异常具体和真实起来了。研究性发掘提供了常常被过去路遥研究所忽视的证据事实。当然任何阶段性的证据事实，也会在未来出现的新成果中被怀疑被追问。优秀的作家，总是穿行在这种不断出现又被怀疑推进的证据事实中间。作家和事实都要经历历史的检验。虽然已经有人在预言：“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39]

作者简介：程旸，北京海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硕毕业于武汉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曾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注释：

[1]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据他回忆，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小说在发表之前，都会请他提意见，可见李小巴非常熟悉作品的写作过程，以及人物构思的源头。

[2] 这些传记和史料是：厚夫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文琴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王刚编著《路遥纪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王刚编著《路遥年谱》，北京时代文化书局2016年版等。以及路遥纪念馆编，北京时代文化书局出版的半年刊《路遥研究》2015年和2016年春夏卷、秋冬卷等一些资料。

[3]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见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不平凡的人生》（内部刊印）。

[4] 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5] 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李文琴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41—545页。

[6] 邢小利：《从夏天到秋天》，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7] 此处资料，为《路遥年谱》作者王刚先生给笔者提供。在此致谢。

[8]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4页。

[9] 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73—76页。

[10] 高建群：《扶路遥上山》，《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

[11] 路遥：《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12] 问频：《回忆路遥》，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13] 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80页。

[14] 梁向阳：《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4页。处于感念上大学林达对儿子路遥的慷慨相助，即使两人分手，养母老太太一直很感谢这个儿媳妇，她对1997年从北京去探望的林达知青时代好友邢仪说：“林达棒价”。（“棒价”是陕北土话“好”）“人嘛，不贪求啥哩，人家的好处咱要记住”。林达还托邢仪给老人带去了八百元人民币。见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页。

[15]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16]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7] 李长之：《鲁迅批判》，

[18]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9] 周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5页。

[20] 京夫：《孤独的路遥》，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21] 雷涛：《感悟路遥》，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2] 冷梦：《路遥的舞步》，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3]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24]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25]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1页。

[26]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页.

[27] 雷涛：《感悟路遥》，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8]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9]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30] 周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61页。

[31] 在路遥从社会底层上升到社会精英阶层的过程中，林红、林达都在经济上、精神生活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然而却无意像巧珍那样为加林白白牺牲自己。林红一旦走出农村就选择驻厂的海军军官，而不会再与在延川县仍是农民身份的路遥在感情上藕断丝连。白描说，结婚后，林达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万万是不可能的。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去办事，她就特别反感别人介绍自己是“路遥夫人”。这就与王天乐建议哥哥路遥离婚后，娶一个做饭和照顾他的陕北女孩的意愿，差之千里。见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32] （美国）D·B·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2页。

[33] 在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于路遥的叙述所占的比重，明显小于后起的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史铁生、张炜、阎连科等人。从一流大学圈子中退出的路遥小说，却成为农村出身大学生的“枕边书”，励志启示录。这种在“大小文学史”中不平衡的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参见李建军《路遥十五年》一书中收录的农村出身大学生林夕、杨姝、欢乐一生和不语不行等作者的追念路遥的文章。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34] 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代序》，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5]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另外的例子，还可参考梁向阳《由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给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遥当时的创作和思考》一文，该文披露，在为弟弟王天乐安排工作问题上，路遥因怕麻烦和人事问题，不愿出面找延川县委书记张史杰，而一味央求曹谷溪帮忙的史实。《路遥研究·2016年秋冬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1月版。

[36] 周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37] 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38]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5页。

[39] 贾平凹：《怀念路遥》，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