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劼人以小说而闻名。不过就其个人职业来说，文学创作只是他的副业，他真正执着并为之投注大量精力的是实业。放眼李劼人的朋友圈，文人朋友并不是太多，并且与文人的交往常常并不是为了诗词唱和，而是出于实业发展需求或是给予资助。表面上看是现实的、功利的，实质却又是超出个人的、是纯粹的。

日前新发现的李劼人一则散佚档案，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愈之、圣陶先生：

因为弟主持的“嘉乐纸厂”目前正遭逢了没有销路所形成周转上的极度困难，而此事与您处不无关系，特冒昧奉渎，殷望阁下加以特别的、迅速的援助！

我们的纸厂，圣陶先生很瞭解，是西南最早一家机器纸厂；过去对于社会文化的贡献，曾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自从去年遭到反动政府经济的压抑，整年停工达九个月之久，历年所蕴蓄的资力，消耗尽罄，至本年一月七日接受此地新华书店的定货，才复工。这样平顺的生产了两个月，每月生产量达到三千多令，最近更做到四千令以上的超额。但是，销售的对象，因为购买力普遍贫弱的关系，只有政府的机构才有购买的力量；而这些机构，为了执行“精俭紧缩”的政策，停止了对我们纸张的收购，于是我们的厂即面临空前的危机：几乎两个月以来，生产品始终找不到出路。

我想，这些事实对于政府“公私兼顾”的政策是相违背的。所以，只好向阁下发出迫切的呼吁：

一、 本年秋季教科书瞬即开始，请即电令川西、川南、川东各行署普遍采用我厂的纸张印制教科书，以符“公私兼顾”的政策。

二、 请电令成都与重庆的人民银行，随时予以较长时间的贷款，以资周转。（事实上此间贷款非常困难的，并且利息也很高。）

三、 如上列两项有碍难的［“的”，衍字］地方，那吗只好请阁下设法由政府投资合办或租办。

目前，我厂的纸张有两种：（一）嘉乐米色纸每令现价为食米二百三十二斤半；（二）嘉乐白道林［漏一“纸”字］，每令现价为食米三百一十斤。（西南一般物价都很高，我们的纸张在四川算是最便宜的，所定的价钱，连百分之二十的合法利润都没有做到！）

附上样张，希望您的批评和指教！

依现在四川机器纸的情况来说，剩下已经开工的没有多少家，产量方面，单只供应西南区印制教科书恐怕数量上不见得很够。因之据弟推测，纸张绝对有出路，问题在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万分希望政府的帮助。公营的暂不说，私营的如我们的厂，其严重情形可以想象的。所以，请相信我们向阁下所发出的迫切呼吁，是真确绝无虚妄的。

敬候阁下的惠助和指示！耑致

敬意

弟李劼人手上

信函没有日期，不过据文中“自从去年遭到反动政府经济的压抑，整年停工达九个月之久，历年所蕴蓄的资力，消耗尽罄，至本年一月七日接受此地新华书店的定货，才复工”推测，写信时间应该是在1950年5月，此时的嘉乐纸厂又一次面临停工的窘境。

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李劼人之所以写信给胡愈之、叶圣陶求助，原因有二：

首先是因为现管。

在纸张积压、经费吃紧之时，李劼人动用所有人际关系力图为纸厂谋出路。首先找到时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求助，恳求政策支持，希望官方出面让川东、川西出版界在印制秋季教科书时，尽量采用嘉乐纸厂的嘉乐纸。另外就是直接联系出版总署。胡愈之、叶圣陶时任国家出版总署长与副署长，川西出版处正是其所管下属部门。

其次是因为皆为旧识，彼此“很瞭解”。

信函的开头是给胡愈之和叶圣陶两位的，不过，叶圣陶才是李劼人的旧识，并且叶圣陶对嘉乐纸厂、对李劼人才是很了解的。本文也正是藉着这份文献的发现，来爬梳李劼人与叶圣陶的交往历史。

虽然李劼人与叶圣陶同为作家，但是因为出身和成长环境迥异，两人之前并未有任何交集，直到抗战爆发，两人之间才有了交集的可能。

1938年10月叶圣陶来到西迁的国立武汉大学执教，同城的嘉乐纸厂对于叶圣陶有什么影响、嘉乐纸厂的董事长李劼人与叶圣陶有什么私交并没有文献记载。嘉乐纸厂生产的纸张，长期作为报刊、教科书的印刷纸张而在抗战时期为西南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嘉乐纸厂从利润中取出部分专门设置文化补助金资助川内文化事业，受惠者中也有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他的武大同事刘永济、苏雪林、朱光潜、杨端六等也都购买过嘉乐纸厂的股票。这些想必叶圣陶也有耳闻目睹。

两人之间更多的交集是在叶圣陶1940年离开武汉国立大学而去往成都任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之后了。叶圣陶在1942年与李劼人共同当选为文协成都分会的理事，两人至少有了文协工作上的合作。从1939年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后，因为董事长李劼人的关系，嘉乐纸厂长期捐钱、捐物（纸张）等作为文协的活动经费和文协会刊《笔阵》的出版经费，后来文协的活动场所甚至就是在嘉乐纸厂的成都办事处。“圣陶先生很瞭解”那应该是当然的。1943年5月6日，在《华西晚报》上叶圣陶和李劼人等发表《成都文艺界为张天翼氏募集医药费为万迪鹤氏遗属募集赡养金启事》，1944年7月发起“援助贫病作家筹募基金运动”，1944年12月还成立了“文化人协济委员会”，援助湘桂流亡来蓉之文化界人士。同为爱国的文人，两人在战时的成都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新中国后，两人之间的交往仍在延续。

在新发现的这份李劼人写给胡愈之和叶圣陶的信中，李劼人没有任何个人的寒暄，也无个人的任何需求，完全是对于“我们的厂”的心急火燎。在这样的拳拳之心下，嘉乐纸厂的求助获得了回应：

1950年6月7日嘉乐纸厂就收到了来自轻工业部的通知：

五月四日电呈：因产品滞销濒于停厂，恳令川东、西出版界在印制秋季教科书时，尽量采用成品，并商人民银行低利贷款等情一案，当经我部分别函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出版总署转商，兹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放字第100号函复，略谓：“四川私营嘉乐纸厂因产品滞销要贷款一案，已转知西南区行予以调查后办理”。至于出版总署方面，续经我部派人前去面洽，亦允转知川省各出版社，如需用纸张时，予以采用。据电前情，合行通知。希即分别迳与洽办。

轻工业部通知嘉乐纸厂申请贷款一事已转告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调查后办理，也派人去出版总署商洽了，出版总署答应转告四川省各出版社尽量采用嘉乐纸。通知的落款是时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同时，李劼人在省内也多方筹措。老友陈翔鹤也积极促成李劼人与成都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杜心源的会晤，希冀通过协商实现新华书店订购嘉乐纸来印课本。

尽管费尽心力，百般周旋，无奈160吨纸张积压，而川西出版处和《川西日报》因为报纸、书籍销路不畅也停止了购买嘉乐纸。产品滞销造成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又引发了其他严重情况，再加上岷江电费较成都、重庆两地都高，无法降低成本与两地的纸厂竞争。嘉乐纸厂终于在1950年6月16日宣布机动性停工了。1950—1952年间，嘉乐纸厂四起四落，最后在1952年7月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期间，李劼人先生一直不离不弃，呕心沥血。

写给胡愈之、叶圣陶的求助信函虽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李劼人与叶圣陶的关系并没有终止。

据史晓风的《菱窠之忆——记叶圣陶与李劼人的最后一晤》中记载，1961年5月3日，入川调查的叶圣陶去菱窠拜访了李劼人。“两位文学家晤谈甚欢。李先生说他担任了成都市副市长，但主要精力仍从事写作。”

其时，李劼人的职务为成都市副市长，叶圣陶的职务为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不过此次会面是两个文学家、两个老友的会面。在叶圣陶的日记中也曾有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载，而在文学家笔下，对于这次会面记得更为详细和生动：

三日（星期三）

昨托杨厅长与李劼人约，往访其郊外之居。晨九时杨来，遂驱车出东门，至沙河堡，问道数次，乃抵李之菱窝［窠］。高柳当门，屋内简雅。促膝同谈，李君风度依然。云写《大波》叙辛亥革命预计须四卷，今方写第三卷，仅成其小半。四卷完成，当在数年之后。其职务为副市长，似管事不多。谈及昭觉寺，李君告余今之昭觉寺系吴三桂出资重建，方丈内陈列僧鞋一双，系陈圆圆赠与当时方丈者。全寺唯方丈之屋未遭兵燹，为明时之建筑云。李君导登其楼，楼藏书籍，所收字画颇富。壁间悬挂者颇有佳品，一一观之。谈至十一时半辞出，约于下半年人大开会时在京再晤。

日记中一句“李君风度依然”很有历史感，此时距抗战胜利，叶圣陶携家离川都已经16个年头了。从“问道数次”可以推断出叶圣陶之前并没有去过菱窠，“高柳当门，屋内简雅”八字传神地把菱窠的风雅呈现出来，而李劼人把自己一生的收藏都亲自展现给了叶圣陶。两人促膝交谈甚欢，谈话的内容也很广泛。此时的李劼人对于其《大波》的创作兴致盎然，并预计在数年之后可完成四卷本。豪情满怀的李劼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年后就会匆匆离世。想必李劼人也曾询问叶圣陶到四川后游玩过哪些地方，才有日记中提到对于叶圣陶头天去游过的昭觉寺，李劼人补充做了一些介绍。

最令人动容的是时隔一天之后，叶圣陶在5日的日记中，在记载了一天的行程后，突然加入了这么一段文字：

近来各种剧争编楚王勾践之戏，旨在鼓励群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前日李劼人谓余言，川戏《卧薪尝胆》不用伍子胥与西施之情节，专从越王图自强着笔，迥不犹人。又言提出“尝胆”极有力，开场即为越王自吴获释而归，归即告庙，祭毕分胙肉，越王独取牲畜之胆。余觉李言诚是，因记之。

这明显是补记的3日谈话内容，看得出叶圣陶对于李劼人关于川戏《卧薪尝胆》的谈话内容是印象深刻的，对于其关于历史剧的改编观点也是非常赞同的。

两位先生在5月3日的会晤，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李劼人当时有没有、又是如何记载此次会晤的。但仅从叶圣陶的字里行间，就体味到了惺惺相惜之情。所以当来年叶圣陶从秘书史晓风口中知道李劼人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叶先生怅惘地在窗前站立良久，遥望西天，突然转身坐下，握笔疾书：‘成都市人委转李劼人副市长家属：阅报惊悉劼人先生病逝，伤悼殊深。去春访菱窠，豪情犹在目前。嘱书劳余字额，犹未奉缴，而先生不我待矣，呜呼。叶圣陶’”。

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叶圣陶与李劼人虽没有成为至交好友，但是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两人都曾经从事过教师、编辑工作，两人都以文学而名世，两人在新中国都先后踏上了领导岗位，但是两人内心都坚定着自己选定的职业。终其一生，叶圣陶一直强调的职业是编辑、是老师，而李劼人从1925年创办嘉乐纸厂后一直投身于纸厂二十多个春秋，兢兢业业于实业经营。他们都是务实的实干家，秉承的就是“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