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吗？
来源：澎湃新闻 | 李泽西 2019年12月23日15:32
毋庸置疑，《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大热”的小说，舆论场中的相关讨论，至今仍未平息。2019年，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上映，再度引发热议。“金智英”，就此成为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的代名词。
尽管作者赵南柱记叙的是韩国主妇的日常生活，但她的人生故事，同样能够广大中国读者的共鸣。从各大媒体和各路大V的竞相宣传里，不难看出“金智英”的热度。原因不难理解，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本来就不缺乏同质性。韩国女性的遭遇，对中国女性来说也不会感到陌生。
本书的内容，各家早已进行过详尽的介绍，至于本书所展示的话题，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只是，在热烈的讨论里，人们似乎都遗忘了一个问题——《82年生的金智英》，真的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吗？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为了质疑本书的主旨。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本书“爆红”背后隐藏的密码。
《82年生的金智英》
回到文本，作为一部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至少要在两方面接受“文学性”的拷问。首先，这部小说，是否属于“主题先行”的范畴？
作者在多处插入、引用了真实数据，以反映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女性生活的艰难。比如，在写到金智英所在公司为何缺少女职员时，作者写道，“2003年请育婴假的女性职工只占百分之二十，直到2009年才终于突破百分之五十，等于是职场上每十名女性当中，依旧有四名产后妇女没有申请育婴假，坚守着工作岗位。”（85页）
在写到金智英所在工作的薪酬制度时，作者写道，“韩国男性的平均薪资是一百万韩元，女性的平均薪资则只有六十三万三千韩元。”（110页）在写到夫妻俩为孩子的姓氏而进行的讨论时，作者写道，“废除户主制那年仅有六十五例申请从母姓的，自此之后每年受理的申请案例也仅约两百例。”（120页）
小说创作，当然不排斥真实数据的引入。枯燥、简单的语言也不能被当作评判小说优秀与否的标准。但本书的问题在于，虚构的情节与真实的数据之间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到底是作者为了描写金智英的生活而引述资料，还是为了表现相关社会问题而描写金智英的生活？这里头，无关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指向的倒是写作的方式方法。
应该说，“主题先行”不是问题，可一旦把小说创作理解为图解概念，那么作品的艺术成就很可能会大打折扣。
其次，小说的人物形象是否过分“扁平化”？
小说通过主人公金智英的生活，讲述了万千女性的心声。但具体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金智英更像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不仅缺乏人物性格，也少有内在的思想矛盾，使小说主人公反倒不如出演同名电影的演员郑有美来得生动。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金智英身上，丈夫郑代贤除了比较理解妻子，也比较愿意帮助妻子之外，再没有鲜明的人物特性。金智英的母亲同样因为女性身份而被迫作出牺牲，但也很难让读者了解，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至于金智英能干而强悍的女上司、公司内猥琐的男职员等人物，都只具有推动情节发展或说明小说主题的功能性作用。
当然，无论是“主题先行”还是人物的“扁平化”，可能都是作者刻意的选择。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赵南柱就清楚地表示，“我写作注重的是想要表达的内容，至于它属于哪种类型、哪种题材，我觉得并不重要。写作风格是根据我想表达的内容来进行选择的。”
而促使作者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如何扩大作品影响力，展示相关社会问题的考虑。那么，到底是小说创作呈现了社会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束缚住了小说创作？
这个疑问，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旧概念——“问题小说”以及一些代表人物。
1919年10月7日，冰心发表的短篇《斯人独憔悴》，短短三个月之后就被改编为三幕剧在北京的新明戏院演出，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21 年，冰心创作的《超人》不仅“赚得青年人的许多眼泪”，有时评这样介绍《超人》发表后引起的轰动：“青年们啊！你听到‘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呵！’的呼声么？《超人》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啊！”就连一向理性的茅盾在读《超人》时，竟然也感动得哭了出来。
冰心的“问题小说”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不仅都被改编为更适合大众接受的传播形式，而且都引发了舆论的震动。从创作风格上来说，两者都具有通俗的语言、浅显的表达方式、明确简单的人物形象。
值得玩味的是，以今时今日的文学史标准来看，冰心的“问题小说”往往被视作“幼稚”“开不出药方”。“问题小说”的任务，显然是提出问题、表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由于过于聚焦在“问题”之上，也会让作者忽视造成这些具体问题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对身处“问题”中的“人”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没有给予充分的描写和逻辑支撑。
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这样评价《82年生的金智英》？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回过头来看冰心。五四时期，她写过封建家长干涉子女婚姻的悲剧作品。《秋风秋雨愁煞人》里的英云被父母包办嫁了司令的儿子，从此踏入旧式大家庭变得沉默寡语，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冰心再次拿起笔，重新描写的却是年轻的子女干涉父母一代人自由恋爱的悲剧《干涉》。人物角色发生了讽刺性的倒转，但反映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封建意识在中国家庭中的根深蒂固。
可见，只要“问题”还存在，“问题小说”就有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价值和意义。和中国家庭中的封建意识一样，女性在当代社会面临的困境，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结局。所以，既然《82年生的金智英》并不是为文学的艺术性而生，那么我们也无需以艺术性为标准苛责这部小说。
当然，“问题小说”就注定只能深陷在“问题”的旋涡中吗？答案也是否定的。面对社会“问题”，有的作家会选择愤而发声，也有作家善于描写更深刻的生命体验。
在《呼兰河传》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萧红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但她能够以一种更开阔的悲悯胸怀关注并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这也使她能够绘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因此，她的作品就不会被简单地归类为“问题小说”。
在谈到《82年生的金智英》，许多论者都提到了隐藏在金智英式困境背后的“父权制”。事实上，它不仅残害着女性，也是全体男性的敌人。金智英的丈夫明明是一个“好丈夫”，为何却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帮助妻子？金智英的婆婆明明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为何却在无意间充当起了“帮凶”？他们要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女性歧视，而是一整个社会运作机制。不是通过“问题”来彰显人物，而是通过人物来传达“问题”，使作者无法进一步深化作品的主题。
如果作者赵南柱能和萧红一样，主动探索金智英、岳母、丈夫、婆婆、同事、上司、朋友等人面对的不同的生命困境，会不会使“金智英”的悲剧意蕴具有更久远的魅力呢？我们无法获知答案。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82年生的金智英》果真在艺术性上还有欠缺，那么这反倒说明，小说中反映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大多数读者和批评者都愿意忽略小说的艺术性，直指小说里的“问题”。就此而言，“金智英”们的困境，还不能够让全社会好好反省一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