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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舟:我想在《敦煌本纪》里重现少年气象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19年12月23日08:30

《敦煌本纪》叶舟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158.00元

少年的概念是好奇,奔跑,血勇,独孤求败,渴望征服。他们心无偏见,没有陈规,一心想看遍世上的所有风景,想去踏马边疆,追逐落日,去触摸地平线的尽头。的确,我就是想在《敦煌本纪》里重现这一幕少年气象。

多年来,叶舟陆续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诗经》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写作,年复一年的功课,使他逐步地廓清了眼前的风沙,并趋近祁连山下的连绵绿洲,找见了“敦煌”这个词根,皈依于自己写作的版图中。

从写下敦煌的第一首诗开始,他像是碰倒了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在《敦煌本纪》这部他投入生命的作品,缘于他和敦煌血脉相通的融合与书写,使这部大书呈现出陌生感的特质。叶舟却说,即便自己现在用了“本纪”这个定鼎一般的名字,用了超长的篇幅,用了上百个人物来陈述敦煌,描摹敦煌,但对她的认知还是属于心香一瓣,吉光片羽。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我越是想去窥见敦煌的全貌,实际上我只是在窗户纸的缝隙中瞄了一眼,心虚不已。这可能正是敦煌的迷人之处吧”。

叶舟对于敦煌历史文化和前世今生几乎是了如指掌的熟悉,而且是“每个手指都睁开了眼睛”,这种熟稔缘自叶舟和他笔下的人物精神契合,也缘于他充满激情的写作,这使得《敦煌本纪》自始至终保持了一贯的活力和凝炼,也使他在借助敦煌书写少年中国的气象时,呈现出飞沙走石、苍茫无边,或荡气回肠的博大气象。

中华读书报:这么厚重的篇幅和体量,您在写作中是不是不太考虑读者的因素?

叶舟:出版社第一次给我寄来样书,打开之后,我也是吃惊不小,让我想起了嘉峪关城楼上的那种城砖。实际上,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纠结万分,取舍之际,也相当地煎熬。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其实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敦煌。我跟她秘密相守,我和她耳鬓厮磨,我与她矛盾重重,直到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时,彼此才和解。我自信,我控制得很好,完成度也不错。我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念头,只有这样的体量和法相,才能匹配上敦煌。

一本书就像一座大帐篷,我知道自己书中的那一群生死伴当犹在,故事也安全,每一颗字词都确凿无疑,这就够了,踏实了。

中华读书报:真正进入小说,发现故事情节还是很吸引人的。能谈谈你对这部长篇巨制在写作技巧上的想法吗?

叶舟:我经常深入藏区,我观摩过酥油花的制作过程。我在敦煌时,也曾经守着一名老画师,目睹他落笔成墨,花了几天的工夫,临摹完了一小幅壁画。无论是捏塑,还是勾描,简直像极了一部小说的诞生。其实,小说家也是工匠,需要去大胆试笔,小心刻画。

在我看来,一部长篇小说的庄严法相,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已经奠定了。这就好比在一堆乱麻当中,准确地找见了线头。这个线头便是你将来的腔调、节奏、气质、美学和立场,等等吧。一旦写开后,技巧反而退居其次了,因事而变,因势而定。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唯一的使命,就是想方设法,拿出浑身的解数,让一种法相之气呈现在纸面上,焕然,独特,恰当,使之成为一页不可替代的卷子。

另外,我选择了“本纪”二字作为书名,似乎天然地具有了某种法相的味道。

中华读书报:《敦煌本纪》的时间跨度很大,能简略谈谈你对这部大书的构思吗?要写一部怎样的作品?

叶舟:《敦煌本纪》的时间跨度长达28年,从清末开始。选择这样的时间点,我也是慎重考虑过的,因为在这一阶段,恰恰是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乃至于佛经、文书和卷子大量遗失的时期,肯定充斥着各种元素,可以纵容我的想象。我一直在找一个词来形容,后来在民国年间的报章上,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发现了“锈带”。这个惊心动魄的“锈带”,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指向了政治、文化、经济,包括人心和偏见。这一下子引发了我的连锁反应,有了锈迹,那就要除锈,擦亮这一片土地,撑起这一角天空。如此重大的天命,必须落在一群具备了班超、霍去病、卫青和张骞之才的美少年身上,让他们卷旗西返,再次开疆斥土,去青史留名。

于是,我放出了这一群年轻的豹子,挥手作别。

中华读书报:驾驭起来有难度吗?叶舟:比预想的要顺利,甚至有一种冰河怒醒、金戈铁马的感觉。但是,我也时常警告自己,越是这么光滑顺手,越是这么无遮无拦,可能会流俗。在这个过程中,我遇见的难题大多数是琐碎的,日常的,资料性的。另外的一个难题,在于大量的方言和俚语的使用,这些都被河西走廊众多的朋友解决了,落在了实处。

中华读书报:三大家族,上百个人物,这部大作的写作一定对你形成了挑战。你的底气和勇气来自什么?

叶舟:《敦煌本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压力是空前的,挑战无所不在。此前,我也发表过小长篇,有的甚至达到了30多万字,因为中间接了一部电视剧,所以耽搁了,气断了,至今也拾不起来,成了一座座“烂尾楼”,充满了嘲讽。所以,在《敦煌本纪》开始之际,我有一种尖锐的警觉,我得撞线,我必须冲过终点线,不做逃兵。

坦率地说,我全部的底气来自河西大地,来自敦煌。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但我对自己写下的那些城市题材很是隔膜。相反,我的笔头出城三里,便心花怒放,尤其是涉及到了祁连山和河西一线后,灵感就像暗夜中的弧光,简直可以亮瞎我的眼睛。说到了勇气,则是我当年对敦煌的一次发愿,我将来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我必须兑现诺言。卷旗西返,这是我为这一场写作编撰的词汇,我实践了它。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哪些是有史实依据的?

叶舟:像王圆箓、斯坦因这些历史人物,在小说中打马而过,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像常书鸿先生他们,也以别样的形式一闪即逝,铺垫了背景。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劈空结撰,想象成文的。

但是,其中的每一件事物,皆有真实的缘起。比如说,我在史志中发现,唐代的沙州城外,有修文坊、井水坊等庄子。那么好吧,我在小说中设计了天水坊、平凉坊、皋兰坊等二十三座庄子。因为雍正三年之后,朝廷重启塞防,从甘肃各地迁徙了两千多户百姓,落户在了敦煌。比如,我在资料中发现了当年乡绅的组织模式,分为文武两套班子。于是,我在小说中命令他们分列两厢,一个是文和事老协会,另一个则是武和事老协会。

再比如,像胡梵义和孔执臣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光阴中,秘密仿制藏经洞的文书和卷子,并狸猫换太子,将真经截留了下来,挽留住了莫高窟的魂魄,从来不曾暴露过。真的,这件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在斯坦因的探险日记中,的确有过这样的奇迹发生。只不过,我擅自做主,将那一桩发生在新疆的公案,挪到了敦煌境内。

那一年,敦煌机场扩大翻新,但突然停工了,因为在沙石下发现了一座古墓群。我带着记者们赶紧跑去采访,还破例进入了墓道,看见了左右两侧墙上的画像砖。考古作业刚刚开始,大概还来不及氧化吧,那些画像砖颜色灿烂,栩栩如生。在其中一块砖头上,我见到了古代的驿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手上举着一封羽书,奔行在路上。《敦煌本纪》开始后,我必须给那一群少年一个恰当的身份,一份谋生的职业,驿使的形象便一下子浮现了出来。我找到了,我大胆地发明了一项职业,我当即写下了“急递社”这个名字。相较于当

年官办的驿站和信使,急递社无疑是民间的,类似于现在的快递公司。这错不了,我宁愿相信急递业是一桩古老的生意。

中华读书报:小说的开头就很吸引人,索氏一族几辈子祖先在河西一带为民请命,不惜舍生取义,以“敦煌义人”起笔开始悲剧故事的讲述,你的用意是什么?能谈谈你对小说结局的考虑吗?

叶舟:索氏是敦煌境内的一个大姓,也是河西一带的豪门强族,历代不衰。西晋时期的大书法家、卓越将领索靖,便是其中的一员。胡家亦是。自古以来,江南盛产才女韵士,而西北边地多出烈夫侠客,这似乎是一个隐约的规律。严酷的自然环境,逼仄的生存条件,战争的蜂起和拉锯,多民族的混杂,让这一条长路上的人们,渐渐地养成了取信于人、重义轻利的品性。这是生存的法则,也是思想的法则,更是一种光荣与宿命。《敦煌本纪》的开篇,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描述索门的那一件血衣,每一颗字是疼痛的,每一句话是发烫的,每一个名字也是滴血的。这除了跟佛教的以身饲虎、割肉贸鸽等一脉相承之外,我就是想卷旗西返,画地为牢,在这个庞大的故事中,搬出一个陌生的天地,塑出一个迥异的世界,在苍莽浑阔的边疆地带,保存下生而为人的这样一些可贵精血,去反哺和报恩。

小说的结局是开放式的。或许,这也是一个伏笔,另外的话题吧。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强调《敦煌本纪》的“少年中国的气象”,我倒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始终是成长的,与其说小说中的人物有少年气象,不如说叶舟的心里有“少年”。

叶舟:我极端地偏爱一些字词,比如敦煌,比如少年,比如铁马冰河,等等。我甚至相信,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其实是由一些特定的字词构成的,塑造的。事实上,《敦煌本纪》中的这一群美少年大

有原型,他们就是当年的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也包括了张骞与玄奘,甚至还有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和王昌龄等这一帮天纵之才。少年的概念是好奇,奔跑,血勇,独孤求败,渴望征服。他们心无偏见,没有陈规,一心想看遍世上的所有风景,想去踏马边疆,追逐落日,去触摸地平线的尽头。的确,我就是想在《敦煌本纪》里重现这一幕少年气象,因为未来的中国,恰恰是由一群又一群今日的少年所构成。

中华读书报:不断地写敦煌对她的认识有何不同?写作的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心态?

叶舟:热爱是根本的动力,但不满也是决绝的理由,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极大的误读,将“敦煌”和“莫高窟”之间画上了等号,以为自己站在了那一面佛壁下,就穷尽了敦煌的全貌。不,不是这样的。莫高窟只是一座文化遗址,是一个伟大的地标,也是金字塔尖,但它远远不能概括敦煌的全部。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这一间窟子当年是谁开挖的?他的愿心是什么?他究竟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坎,他最后渡劫了没有?另外,在大量玄幻的、盗宝的、穿越的、传奇的敦煌演义之外,我只想隐姓埋名,悄悄地搬进沙州城里,找一个小院,结交几户街坊,一边抽着老旱烟,一边说起琐碎的家常。

现在想来,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平和极了,也充满了一种罕见的善意与耐心,不急,不躁,日拱一卒。望远皆悲,我分明知道他们的归途,前头有一幕重大的悲剧在等着这一帮子穷亲戚,我没有理由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