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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集《钱理群的另一面》出版 展示学术之外的人生 钱理群:这是我给自己80岁寿辰的礼物

来源:北京青年报 | 张嘉  2019年12月19日07:39

蓝天白云和树

钱理群先生一向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印象,所以他的一组“怪脸照片”比常人所摄更具有“颠覆性”。这组照片是钱老在66岁生日时,由夫人为其拍摄的,如今收录于新书《钱理群的另一面》中。

《钱理群的另一面》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本书是钱理群几十年所拍摄照片的选编,展示了他学术之外的人生。钱老说自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的叛逆者,他抗拒任何的摄影技术,完全是以自然之子的直觉按下快门。

这本书是我的另一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北青报:您从未接受过任何摄影方面的训练,也自嘲地说是“很不专业”地拍了一大堆“不怎么艺术”的照片,那么,您这次出书的目的是什么?

钱理群:这本摄影集很大程度是因为“钱理群的作品”而出版的,因此,我建议读者朋友把它和我其他的著作一样看待,这也是我的一次“发言”,一次“自我表现”。只不过以往的发言,谈的是我和社会、人的关系,因此全用文字来表达;这本书谈的是我和自然的关系,就用摄影来表达,但也必须同时配以文字。

其实,在2019年出版这本书,是有一个特殊背景与用心的:这是我给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在今天的中国,人活到80岁是很寻常的,不必专门庆贺;但我要编和写两本书——这本《钱理群的另一面》和刚刚编好的《八十自述》,给自己的八十人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也算是文人的积习吧。

北青报:您觉得完整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钱理群:既然要求“全面”,就不仅要总结我的“入世”——已为我的读者所熟知的这一面,也要袒露我的相对“出世”——自我生命和另一个世界——大自然相融合的,读者所陌生的“另一面”。这就全面呈现了我的生命和精神世界的两种形态:既冷峻,顽强,焦虑;又淡泊,宁静,柔软,天真,充满阳光。两者相互交集,既矛盾,又互补,在来回摆动中获得平衡,构成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北青报:配照片的文字是您为这本书的出版新写的,还是每次拍完照片后,您随手写下的心得?

钱理群:书里的文字,有的是为图片作解说特意写的,但更多的是从我的著作与日记里摘抄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过去发表了,没有引起注意。现在和图片配在一起再发表,构成一个新的整体,或许就产生了新的意义和兴趣,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摄影观强调的是摄影对于“人(我)”的意义

北青报:对您来说,摄影是什么?

钱理群:我对摄影的理解在本书《我与摄影: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一文里已有明确的说明:所谓摄影,本质上是人和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那瞬间的一个定格,是我经常喜欢说的“瞬间永恒”。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应,不仅有极强的直观性,也保留了原生态的丰富性和难以言说性。这正是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摄影所传达的是人和自然的一种缘分。

这背后有很强的“人(我)”的主体性:我把摄影看作是一种表达“我与自然关系”的言说方式,就和我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这样的理解,大概有点独特,但也显然褊狭,因为它把记者们提到的摄影的“留下历史记录”“展现时代痕迹”等等社会、历史、文化功能全都排除了。

所以,我只追求摄影作品对我和自然关系的完美表达,而从不考虑这样的作品是否符合既定的摄影艺术的理念、规范和规矩,也从不考虑能否得到摄影界的承认,他人的认可。

北青报:您与自然独处时是怎样的状态?

钱理群:关于我和大自然的关系,在书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我不去改造自然,但自然也不要改造我。我们相互发现,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自然于我,不仅是朋友,也是自己,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大自然里有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发现大自然,就是发现我自己;开发大自然,也是一种自我开发。

我更注重的,是我和自然交往的方式。我这样的心与心的交融,又有诸多层次。

首先是外在感官的感应:最初触动我的,就是大自然的色彩和线条。我多次说过,我最为痴迷的,是天空和大海的蓝色,外在感应逐渐向内心渗透,就有了“寂静之美”的感悟。由感官的激发而进入“醉心”的层面,大自然的生命就渗入了人的内在生命,达到天、地、山、水和人(我)的交融(“山水入我心,我在山水中”),最后就达到浑然的梦的境界(“山水如梦幻,我在山水边”)。而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归本心”:先是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心的解放”,方能“以心观景,契景”,最后还要“回归本心”,达到心与景的“升华”。走出自然风景区,“你变了——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厚,更加纯正,也更有生机。自然风景也因为你,因为我,因为他,因每一个旅游者而变:也变得更丰富,同时更亲切,更有活力。

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甚至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

北青报:据说您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您觉得自己水平如何?

钱理群:老实说,在出版本书之前,我根本不准备发表,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其实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与艺术的叛逆者。当然也造成了我的学术、艺术的某些局限和缺憾,我坦然承认,却不准备改,改也改不了。

我的摄影观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强调摄影所表达的是一种人对自然的“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因此,我的摄影也完全凭着自己与自然风景相遇的瞬间直觉与感悟,而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

我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连一本摄影专业的书都没有读过;我始终使用的是傻瓜照相机。直到2016年我到柬埔寨、泰国旅游,因太专注于拍摄大象,将照相机摔碎,上海的几位学生特地送我一个比较现代的照相机,我始终使用不好,更不用说手机照相。最近一两年我逐渐不再拍照,不适应新技术、新器材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完全不讲技术的摄影自然上不了台面,这是我长期拒绝公开发表的原因所在。

北青报:您之前喜欢绘画,后来转向摄影,您觉得二者是相通的吗?

钱理群:1960年代,我分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才20来岁,生活与精神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我就到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慰藉:清晨,我常常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这些画后来付之一炬,但看过的朋友都说有种童趣,其实就是我努力保存的赤子之心的外化。

我大概也就在绘画之美与贵州真山真水之美的交融里,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打下了艺术思维与技艺的基础。在我这里,由绘画转向摄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我的摄影毫无艺术上的准备。应该还是有的。

北青报:摄影是花费时间花费金钱的一个爱好,您家人支持吗?

钱理群:我也想借此对我刚刚远行的老伴表示感激、怀念之情:她不仅对我到处乱跑乱拍照完全理解全力支持,自己也参与了我的摄影——我的那些生日怪脸就是她拍的。还有那张我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以及我独坐树林间闭目倾听鸟鸣的照片,也都是她的作品——我的这本书其实是献给她的。

北青报:这组生日照片,您为何称为“卸下面具的我”?

钱理群:很多朋友对书中“搞笑”的照片很有兴趣,觉得“好玩”;我的内心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组照片也是自有背景的:它是我66岁生日和老伴私下嬉戏由她随手拍下的,这在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中,本是经常发生、再自然不过的事。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那着意的放松、放肆,夸大的自由、随意感,这乃是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太压抑,就只有借私密的搞笑,作出自我解放的姿态。

这固然很痛快——终于“玩”了一把;但也令人心酸——一辈子就此一次!现在将它公开展现,无非是提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使我们人性的方方面面获得真正自由与释放,而不要只是在偶尔的情境下作一次表演?

人的生命也可以“苟日新,日日新”

北青报:书中,先生更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意涵更为阔达,原因是什么?

钱理群:我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回答我的“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

我的觉醒与反思,要到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反思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其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在我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上,学生问我:老师离开北大后,准备去哪里?我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书斋,即回归内心;回归中小学,即回归儿童、青少年世界;回归贵州,即回归大地:乡土与大自然。

从2003年起,我带着“认识脚下的土地”的问题,开始了我的地方(贵州)文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植物崇拜、山石崇拜,我就在自己的晚年,从民间乡土社会获得了重新认识、反思我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我的反思,并不局限于我和自然的关系。我在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内心的矛盾与遗憾:人的内心世界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丰富得多,充满着各种对立矛盾、相反相成的因素。但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却使人只能将多种因素、多种可能性的某些方面得以发展,形成人们看到的此人某种生命、性格形态。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内心的另外一些因素、可能性实际是被压抑的,未能发挥的,这就形成了某种遗憾。而且因为是片面的发展,就必然有许多缺陷。对一个追求生命的全面释放、发展的人来说,他对自己已成既定生命形态和性格,必然是不满的,而渴求某种突破。

北青报:那您怎么来处理内心的矛盾?

钱理群:我是从两个方面来寻求突破的。一是“寻友”,就是我在多个场合说到的,“一旦遇到将自己未能发展的‘另一面’充分发展、发挥的另外一个人,就必然要把他看作是‘另一个自己’,而且是渴望而不可得的‘自己’,就若获知音,倾慕不已,倾心相待。”另一个举措,就是在实际生活里,寻找、开拓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多少释放一点自己人性中被压抑的,未能发挥的方面。

于是,在退休以后,我选择了走进大自然:不仅通过旅游,更在日常生活的闲荡、漫游里,去发现大自然。而你的身心也就彻底放松,人性中更本然、更具神性的方面,也得以从容呈现,用摄影记录下来,就构成了生命的“另一面”。

现在公之于众,不仅有助于朋友对你的理解,更是一种人生、人性追求的展示,这就是鲁迅说的,人性的此岸、现实形态总是“偏至”的,而且这样的“偏至”也自有意义;但却不能放弃彼岸、理想的“人性之全”的向往与追求。这样的人性之全,虽不能至,经过自觉的努力,却是可以逐渐接近,人性是能够,也应该不断调整、改善的。有了这样的人性调整和改善,人的生命就可以“苟日新,日日新”了。

这几年,我在精神上几乎每天都处于“新生”状态

北青报:您以往更多的是社会关怀,这次展示的是柔软的人性关怀。

钱理群:我在近年不断提出“人和自然的关系”,背后确实有一个“大关怀”。在收入本书的《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次思考》里,我就向年轻的朋友们明确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以至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中青年朋友所生活的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人和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未来很长历史阶段的时代主要内容,时代主题词。

这和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钱理群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的“两面”,现在都统一到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关怀和思考里了。

我多次说过,自己的社会关怀和发言,是以我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是存在内在一致的。现在我的人性关怀自然也会深化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

北青报:您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在出版了《钱理群的另一面》后,还有哪些“另一面”是您想继续完成的?

钱理群: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我是在进养老院前读到这句话的,我感到极为震撼,立刻想到自己(或许还有我的同代人)的一生。

我决定要进养老院的动因之一,就是不甘心一辈子这样窝囊地活着,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活得“人性化”一点,关键在重新处理好这三大关系。为此,我为自己的养老院生活设计了两项主要内容:关在书斋埋头写作,在院子里游走。埋头写作,就是沉潜在历史和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到一个更加开阔、自由、丰富的境界;在院子里游走,就是欣赏自然之美,追求“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我也要求通过每一次写作,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有新的开拓。这样,我在精神上几乎每天都处于“新生”状态,和身体的老化形成奇妙的平衡。我唯一淡化的,是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养老院的居民也只是相敬如宾,很少来往。

我通过读书交友,和信得过的老朋友聊天,维持一种相对单纯、和谐的人际关系。至少我入院的这四年,基本做到了这三大关系的和谐,算是对我的不健全的人生的一个弥补吧。

这样的最后人生,是不是人们喜欢说的“儒道合一”,我不知道,至少我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自觉。至于我在这本《另一面》之外,还有什么待展现的“另一面”,大概是有的吧。我2002年退休时谈到的“回归大地”,其实是有两个含义的:“回归自然”之外,还有“回归乡土”,这就是我的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经过此后十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总结性的成果:由我主编的200万言的《安顺城记》,准备在明年年初出版。到时候诸位可以再看看这“另一面”是个什么样子。

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抓拍

北青报:对于年轻人,您现今的关切是什么?

钱理群:自从住进养老院以后,我和当代青年已经很少交往,也不太了解了。但青年已经渗透到我的生命深处,我的社会关怀与人性关怀,不可能没有青年。因此,这里也可以凭借我的人生经验和现实观察思考,对青年说几句话,主要有两点。

其一,还是我的那句老话:“‘人在自然中’,真正地‘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教育方式。”因此,我期待青年尽可能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乡村去,“认识脚下的土地”。

其二,我们正面临一个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科技大发展,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能否具有“创新”思维、技能,就成为国家、民族能否自立、个人能否立足的关键。青年一定要在培育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技能上下工夫,做准备。供图/晓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