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1936年，邹韬奋、茅盾等人受苏联影响而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既是一次成功的战时文学动员，推动了1930年代文学的集体写作，也在中国报告文学的文类演进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试图建构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全景中国的努力，不仅将此时的中国文学纳入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国际语境，还进一步揭示了主编茅盾所力 图表现的“社会总体性”及其背后的左翼文化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仿照“中国的一日”，多个政治区域发起了“一日体”写作运动，试图突破隐形的政治分界，在分裂动荡的战争年代想象全景中国。由《中国的一日》开创的“一日体”报告文学写作模式，摄取历史瞬间的日常生活碎片，借此拼接和把握中国社会全景，完成了一次历史叙事策略的实践。

关键词：《中国的一日》；报告文学；茅盾；一日体

1936年，邹韬奋、茅盾等人受到苏联“世界的一日”的启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的一日”的征文活动，辑为洋洋八十余万字的成 果，展示了当年5月21日中国各地区、各阶层的日常生活。通过读者、作者与编辑的“文学合力”，“中国的一日”不仅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的集体声音，它借随机一日表现中国全景的实验，更是颇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阐述的由一种 “同质而空洞的时间”所造就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意味，并在“抗日战争、民族存亡”的大主题之下，召唤出强烈的民族情绪和“中国认同”。1其中的 “个人”与“集体”、“独立意见”与“公共声音”的辩证关系，往往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2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基于这一征文活动明显的“平民化”特质，有研究者认为，它已超越了文学活动的范畴，类似于稍晚酝酿于英国的社会文化运动“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国族想象与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3

在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国的一日》往往被誉为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不仅兼具“社会的广泛性、新闻性和文学性”4，更拓宽了报告文学的表现题材，扩大了这一文类的写作主体与接受对象。事实上，“中国的一日” 展示了远比某种特定文类写作更为多元的文学史图景和文化复杂性。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报告文学”的迅速繁荣和文类规范性？为何一部囊括了多种文类的作品集会被文学批评界认作为“报告文学集”？小说家茅盾作为主编，在这一活动和巨著的背后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究其作品的具体内容和表述，兼顾书籍的编辑策划出版过程，本文认为，这种集体创作的“文学合力”，共同指向的是一个“全景中国”的建构，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中国报告文学的一种形式实验，即以日常生活的蒙太奇碎片拼接总体，赋予平凡的一天以中国典型的意义，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召唤写作者发现事件的文学性的方式制造了文学的事件性，激发了此后各个政治区域地方性的“一日体”写作，同时催生了中国战时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一 文学的合力：《中国的一日》的诞生与影响

1936年4月底，多份报刊发布了“文学社”与“《中国的一日》编委会” 联署的征稿启事，5要求投稿者在编委会“随机指定的一日”，即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中，6留意“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于中国范围内海陆空的一切大小事故和现象”。写作题材之广，涵盖了这一日的“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人物动态”，甚至看似不够“严肃”的各地“风俗，习惯，迷信等怪异事件”，也在征文范围之内。在体裁方面，除了各类文学样式，私人通讯与感想，乃至图像材料和商业广告，均可作为作品提交。而这一天所发生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出版界的新书报等官方信息，将由编纂委员会自行采辑入书。7这一征稿启事除了时空上的限制，可谓包罗万象。尽管此前文学界也不乏各类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举办的征文活动，但“中国的一日”的规模确属空前，编者所希望达成的，不仅是出版方与读者的“通力合作”，更希望得到整个“文化界的合力赞助”，以此编印一部描绘一日间中国社会全景的书籍。

《中国的一日》诞生在中国与苏联乃至国际左翼文化界密切互动的193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高尔基推崇备至，抢译高尔基的作品成为风尚，一度掀起了“高尔基热”的文学浪潮。8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苏维埃作家大会上提出的“世界的一日”的征文设想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邹韬奋最初别出心裁地萌生了学习“世界的一日”的想法，随后，茅盾又通过翻译苏联编辑柯里卓夫介绍《世界的一日》的文章，更加细致地了解到这一征文活动的旨趣，及其在“载籍（Journalism）史上所罕有的”9意义。作为高尔基编写“纪念碑 似的集体文学作品”10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的一日》承载着苏联文化界的期许，人们对这部书将会成为“一部大书”的自信，多半源自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信仰：在“资本主义世界动摇而跌滑，而渐渐屈伏于社会主义的新世 界”11的未来，要让世界听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声音。

将苏联的这一文学计划横向移植到中国，不仅需要独到的眼光，更仰赖极大的魄力。尽管茅盾称《中国的一日》为《世界的一日》的“学步者”，但在《中国的一日》成功出版后，作为学习样板的《世界的一日》仍迟迟未面世。可以说，除了对征文主旨的概述，《世界的一日》并未提供足够的借鉴性。然而正是在这种“没有范本可依”12的尝试性探索中，“中国的一日”与“世界的一日”似乎完成了一次想象性的世界文学对话。茅盾所写的《中国的一日》 序言，是研究这一过程的关键文本，从中可以看出，茅盾等人如何将这一征文思路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并应用于1930年代中期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的过程。这一实践不仅丰富了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还激活了茅盾所谓的“民族潜蓄的文化创造力”。13

尽管无法完全还原当时声势浩大的征稿过程和复杂烦琐的编辑细节，但仍可从茅盾等人的回忆中略知一二。相比于“世界的一日”覆盖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学抱负，以及发动各地通讯员、作家同盟和出版机关的资源网络，“中国的 一日”聚焦中国社会内部，吸纳了大量背景多元、身份各异的民众参与到写作中来。14为了吸引来稿，在广登征文启事外，茅盾还曾利用私人关系约稿，得 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黄炎培、鲁迅等多位文化名人的支持与建议。从作品来源看，“世界的一日”中的文稿多数选自当天已发表于新闻杂志的既成作品，而“中国的一日”则征集到三千多篇专门为这一计划所写的文章，被茅盾总结为一场中国的“脑力总动员”。如果说《世界的一日》尚带有“辑录”色彩，那么到了《中国的一日》这里，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征文”了。

在茅盾的组织下，《中国的一日》的稿件筛选工作可谓相当审慎周详。助手孔另境对文章进行“登记、初读、分类”后，茅盾会抽查落选文章的内容摘要，以确保取舍得当。15此外，孔另境负责的《一日间的报纸》与《一日间的娱乐》，以及张仲实编辑的《全国鸟瞰》等章节“都采取纯客观的有闻必录的方针”，作为一日中国史的补充，在追求材料的科学性的同时，也力求借此躲避和应付国民党的审查。《中国的一日》从刊登征稿启事到编辑成书，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于1936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可谓编辑出版史上的奇迹。据茅盾回忆，人们投稿之踊跃，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二三百件，对编者来说，在极短的出版周期内，从“三千篇以上，不下六百万言”的稿件中遴选出五百篇进行分类编排，工作量巨大。堆积如山的稿件，夜以继日的审阅，茅盾甚至因《中国的一日》的编辑工作而病倒。16

除了文学界各方面的合力，1930年代上海繁盛的出版业也构成《中国的一日》得以迅速问世的关键。1936年，上海仅所出期刊就多达308种，其中的文学刊物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这一年甚至获得了“杂志年”的称誉。17而此时的上海生活书店，更是发行了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自学丛书》 《世界文库》《（生活）全国总书目》等大部头著作。此外，生活书店在期刊与图书出版方面采用“包干制”，书店将编辑费与稿费付给编辑后，所有工作交由编辑全权负责，给予其较大的自由空间，提高了编辑出版效率。1936年4 月下旬，邹韬奋邀请茅盾出任《中国的一日》主编，尽管名义上存在一个多人组成的编委会18，实际工作则是“全包给了茅盾”19，提倡政治独立的生活书 店，在征文方面并未得到任何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的帮助，几乎每一项工作都 依赖以茅盾为首的文化人的筹划和引导。

《中国的一日》虽售价高昂20，却在图书市场上颇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其轰动效应固然离不开主编茅盾的宣传工作21和生活书店的营销策略22，它在全面抗战前夕展示“中国的总面目”的尝试更是迎合了当时大众普遍的阅读期待。此书刚刚面世之际，就有读者表示，“希望每年出一巨册”，以类似社会年鉴的形式，记录下中国每一年的进步。231937年年初，在新闻报举办的 “夜声同乐会”上，还发生了拍卖《中国的一日》的事件。由作家包天笑所赠的《中国的一日》，以两元的价格被儿童教育家胡叔异拍得。当时的胡叔异正 “欲购读此书，因连购两书肆，皆云售罄，恐不复再版，即将绝版也”，于是欣然拍下，携之而去，而拍卖所得之资也全部作为“援绥之助”。24拍卖《中国的一日》所得资金的多少并非关键，这一文化界的“乐事”与“善事”多少具有象征意义，本书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一日》还影响了一批接受五四新文学教育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一方面，对于“在象牙塔中建造自己的空中楼阁”的学院派书生们，这本文集让他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的危机如何的迫切”，25促使他们在战争年代塑造自己关心国事、拥抱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征文活动还起到了“发现作家”的作用，特别是将那些“深藏在中国的内地，普遍地散布在中国的每一块土地上”26 的作家召唤为未来的写作希望，《中国的一日》可谓不少青年作者的伯乐。能够与文坛大家的名字并列在一本书内，无疑带给他们莫大的鼓舞。一位作者在1980年代回忆，正是在《中国的一日》上发表的一篇“小文”，成为自己坚定文学道路、未曾另择他途的关键。27在发动民众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这本文集也试图与新文学对话，在民间寻找和培养文学创作的新的活力。编者不以文字工拙和叙事技巧作为首要审稿标准，而是更加看重文章内容的社会意义和作者抒发个人见闻的强烈愿望。在茅盾看来，这些平日里不写作的普通民众，“其描写技巧却在水平线以上”，尽管文字不甚流利，然而“质朴得可爱”，并没有沾染上“新文学的滥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一日”可谓在民众中塑造了一种“文学生活”，揭示了一段“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28在作家、读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转换的同时，也将文学生产与接受的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读者不仅是文学报刊的接受者，他们还通过征文投稿与文学生产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联。

《中国的一日》被视作一部伟大的集体创作而拥有了众多效仿者，发展为战时中国的“一日体”集体写作模式。如1937年年初“苏区的一日”， “孤岛”时期的“上海一日”，1940年代晋察冀边区的“安平一日”“保定一日”“束鹿一日”“徐水一日”“伟大的一日间”等，成为战时文艺通讯员制 度和群众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写作活动逐渐带有了更为鲜明的“运动”色彩，呈现出一种“由上及下”的动员形态：由政治高层决策，经由文化干部指导，基层单位组织，最终落实到群众写作。如1941年的“冀中一日”便被参与编辑工作的作家孙犁视作一场“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29 “亲自动笔 写稿者近十万人”，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早已计划找人代笔完成。30有意味的是，模仿“中国的一日”，“冀中一日”同样选择了平常的一天作为征文的时间限定，却制造了更具表演性和戏剧性的战时日常传奇。征文的议程设置如同在边区军民面前打开了一片可供驰骋的“期待域”，人们带着明确的写作计划与目的观察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件，甚至开始刻意制造写作对象：“有些连队，为了获得好的题材，经过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据点。有些则进行了其他的英勇斗争。不少人为这次写作流了血，或担了惊险。”31正是有了“冀中一日” 的写作任务，人们将普通一日的生活事件化、典型化，用集体的力量保存和建构了边区的军民抗战传奇。从《中国的一日》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的“一日体”写作，是一个从征文活动走向写作运动的过程，其“文学合力”的背后带有了更强烈的宣传动员色彩和政治导向性。

二 《中国的一日》作为一部“报告文学集”的生成

集体创作的繁荣与报告文学的涌现曾被视为1936年新兴文坛的两种倾向。32这两者均在《中国的一日》中得到了集中反映。然而，将《中国的一 日》的性质定义为一部“报告文学集”，却是文学界后来的“追认”，乃至历史的“错认”。这一现象背后特定的文学史背景，不仅触及了报告文学的文类规范性话题，更丰富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时代内涵。茅盾曾在《中国的一日》序言中表达了对不同文类作品的区分与重视：“本书所收的五百篇，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文学上的体式。这里有短篇小说，有报告文学，有小品文，有日记、 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差不多每一部门都有几篇实在很好的作 品。”33当时的读者也对此了然于心，将《中国的一日》中的文章视为用日记、 散文、歌谣、对话等多种形式表达的“生活在各种场合下的人们的自白”。34然而此后的研究界却对其有不同的文类定位。新中国成立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曾将《中国的一日》定性为“一部集体写作的报告文学集”35，这一判断被各类文学史写作者沿用至今。

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八九十年代之交为重新认识1930年代的报告文学提供了历史契机。学者通过追溯19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起源， 树立作品范本，将中国报告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总结的年代。在这些不乏“后见之明”的报告文学丛书与文学史著作中，《中国的一日》均被列为重要的报告文学集体写作实践。36学者们认为，无论是其作品内容还是创作形式，都是对中国报告文学这一文类的有益探索，推动了此后报告文学的写作热潮。如果暂且搁置这一跨越五十年的历史追认，即便是回到1930年代报告文学的产生和创作语境，也常常出现先有作品创作，后有理论批评乃至文类命名的情况，这一文学史现象反映了报告文学在1930年代中国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昭示着它此后的开放活力与发展潜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迅速成为占据文艺期刊主要版面的作品。从文类的视角观照《中国的一日》，更重要的或许并非 带着某种既成观点去鉴定一部作品是否有资格被纳入报告文学的“花名册”，而是应当去努力发掘关于这一文类话语的历史流变，即是哪些力量促使《中国 的一日》被逐渐命名为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

1930年代中期文坛上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复杂关系影响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的认识。1936年，赵家璧模仿日本改造社编辑《文艺年鉴》的方式，邀请 二十位选稿人推荐在1935年到1936年间读到的优秀短篇小说，合成一部“短篇佳作集”。茅盾作为选稿人之一，首先为作品集选定了三篇短篇小说，随后又被特别地邀请从其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另选三篇以激励文学新人，37足见《中国的一日》在当时文学界的影响力。尽管编者赵家璧在作品集前言中一再表示，试图把编选范围“局限于短篇小说”38，但从选稿人实际推荐的篇目来看，则出现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譬如，郑伯奇推荐了夏衍所作的以上海日本工厂中国女工为题材的《包身工》，黎烈文选入了宋之的以 他本人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白色恐怖下的生活经历作背景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此外，佳作集中所收录的《小魏的江山》《苦难》《查灾》《长江上》 等多篇作品也随即被文坛视作出色的报告文学。

多篇报告文学作品“混入”短篇小说集的现象一方面表明，进入内忧外患的1930年代中期，以社会事件与社会见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 的界限不甚清晰，换言之，此时文坛对报告文学这一文类的界定和判断还比较模糊，其文类规范尚在形成之中，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跨文类的特质。另一 方面，1930年代的文坛，报告文学虽呈现蓬勃势头，却仍处文类格局的边缘地带。当时出现了诸如“报告文学是小说的草稿”，报告文学自身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品”等观点，而在最初写作报告文学的作者群体中，也缺乏文坛“大家”的身影。似乎如若不与短篇小说这一“现代文学中最具主导性文类”39攀附上些许关系，就很难在文类格局的竞争赛场上立稳跟脚。茅盾曾指出“报告文学”这一名称的内在悖论性——“我们不曾说‘小说文学’”40。在“报 告”二字后加上“文学”，或许反而强调的是“报告”作为“正牌”文类的尴尬境地和勉为其难。为了让“报告”真正成为“文学”，茅盾认为，仅仅追求时效和呈现事实，并不能充分完成这一文类的表意任务，“报告必须具备小说的艺术条件”，即“藉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由此，不断与小说进行对话的报告文学，表达的正是一种“文类合法性”的诉求，力图借此为自身确立“文学性”，这同时也成为推动报告文学成熟的内在动力。

《中国的一日》的编辑出版工作结束后，茅盾开始进一步思考报告文学与其他文类的关系。根据他的观察与判断，1930年代中期的文坛，出现了其他文 类逐步向报告文学自觉靠拢的趋势。茅盾不仅将当时流行的“速写”中的“十之九”归结为报告文学的一种，还修正了此前关于《中国的一日》的文类观点，认为其中的作品“大多数是‘报告’”，只是运用了“报告”中的“不同 式样”，“甚至可说是最近大多数的短篇小说也和‘报告’一点点接近”41。相比于此前对日记、散文、短篇小说等文类的严格区分，茅盾在这里似乎有意扩大了“报告”的外延，泛化了报告文学的具体形式。其他文类向报告文学的“接近”，固然带有作家自身有意为之的创作意图，更离不开批评话语的转换与调整，甚至可以说，以茅盾为代表的这类论述，意在“混淆”其他文类与报告文学的严格分野，为1930年代的报告文学确立其在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中国的一日》正是在这样的文类言说语境中，逐步“走向”了一部“报告文学集”。

为了解释对“报告文学”看法的更新，茅盾提出看待报告文学应“不以体式为界，而以性质为主”的观点。这一“性质”并非通常讨论报告文学时所辨析 的客观与主观、新闻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而是一种希望立刻将即时见闻报告给大众的读者意识。它反映并回应的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社会心理：“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正是这些因素将报告文学从一个尚未成熟的年轻文类推向了文坛和时代的中心。作为中国新文学中“最新输入”的文类，报告文学成为1936年文坛上的“新流行 品”并非偶然。伴随着1930年代中期国内外政治局势的不断紧张，现实生活的动荡变化与错综复杂对语言负载信息的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文学的样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它们构成了茅盾所揭示的社会心理和读者意识的文学来源。

反观《中国的一日》中的具体篇目，确如1930年代的读者所言，日记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而言，日记恰如信件一般，是最具私密性的文学 样式之一，而人们逐渐将《中国的一日》中占据重要篇幅的日记归为“报告文学”，不仅由于其专注于事件的“记录体”形式，还在于《中国的一日》 中的日记带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作者往往急切地希望将自己的社会见闻公之于众，而这一点恰恰吻合了茅盾所总结的“报告”特质。随后，胡风在茅盾的看法的基础上，推进了有关“报告文学性质”的观点。他不仅将“报告”看作一个文类范畴，更揭示了其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的意义，认为“报告”是作家对待现实与受众的姿态，是一种具有“战斗性”的文艺形式。42因此，报告文学的范畴不仅可以包括文章，还可以容纳报告诗、报告剧等——报告文学的核心是“报告”叠加某些既成的经典文类，决定其文类性质的是“报告”，而非 “诗”“剧”或“文”。在左翼作家与批评家那里，“报告”指明了这一文类背后作者与读者间的紧密联结，它既是人们所共享的时代语境和战争经验，也是一种“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难者一同呻吟”43的情感共鸣。

从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的一日》在文坛产生轰动之时，正值中国文学界探索如何将报告文学这一“舶来”的文类本地化的阶段，关联着 中国报告文学的自身话语建构。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起点与资源虽存在诸多争议，44但普遍认为在1930年代前后，通过译介江口涣、川口浩、基希等人的理论文章与创作实绩，45文学界开始建构一套有关报告文学的批评视野与知识系统。政治、军事事变与社会事件构成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题材，特别是在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新闻报告”被广泛应用于对这一事变的断片式叙述，46催生了中国第一部报告文学选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它的命名与阿英的序言体现了鲜明的“报告文学”文类意识，更昭示着重大战争事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47对各类社会、历史事件的开掘，为报告文学带来了种种发展契机。而《中国的一日》被认为是报告文学集，不仅由于其中相当 一部分文章着重于从日常的角度记录与揭示社会事件，还在于它用随机一日的方式制造了发生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事件，换言之，它通过动员大众在普通一日发现事件的文学性的方式，制造了文学的事件性。如果没有《中国的一日》的写作动员，种种日常琐事并不足以构成事件性的意义。在日后被文学史家称为“报告文学年”的1936年，文学界一方面致力于译介国外理论与作品，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探索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特质与文类自觉。在这一语境下， 《中国的一日》究竟算不算得上一部纯粹的报告文学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坛热切呼唤着这样一部代表中国报告文学成就的作品。《中国的一日》被纳入了1936年中国报告文学丰硕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定名为一部报告文学集的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报告文学自身“文类制度化”48的历史。

三 历史瞬间、日常碎片与中国全景

《中国的一日》的成功，不仅凝聚着广大投稿者的力量，更投射了茅盾的文学思想、编辑观念与个人眼光。呈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的抱负背后，反映了19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和左翼文学传统中追求社会总体性的努力。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其对全景的追求早在1930年代初构想长篇小说《子夜》时就表现了出来。在1933年开明书店《子夜》初版本的底版上，印有斜体英文“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似乎很好地说明了茅盾力图书写“1930年代中国的罗曼史”的愿景，他在小说的后记中更是自述了构思小说时“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茅盾最终在写作中放弃了农村题材部分，《子夜》成为一部描绘现代中国“都市风景线”的长篇小说。为了完成此前那个呈现1930年代“动荡中国的全景图”49的写作计划，茅盾又陆续写下以乡土社会为题材的《小巫》《林家铺子》，以及被称作“农村三部曲”的《春蚕》《秋收》《残冬》，补充了全景中国的乡土社会部分。推崇客观记录，追求全面观察，尝试深入调研，茅盾写作小说时所用的这类新闻工作者一 般的方法，均表明了一种超越作家个体经验有限性的努力，与“中国的一日”的征文设想和编辑策略如出一辙。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的一日》所实现的，不仅是报告文学集体写作的勃兴，还有作为主编的茅盾，借由编辑出版所实践的、在小说创作中不易达成的另一种中国全景的建构。

“中国的一日”对“全景中国”的制造与想象，与卢卡奇对历史进程的 “总体性”的分析颇为契合。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是一种具体的总体，辩证的总体，是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它使得日常现实具有斗争性。而只有 “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50。无所不包的总体虽然是不能被把握的，但总体的各个部分——人在其中生活的生活环境——则越来越能够被洞察、估计和预测。无论是《中国的一日》，还是后来的《上海一日》《冀中一日》等，它们所试图呈现的正是一个作为具体总体的社会，并由此展现和 把握“生活的错综”和“中国的交响”。

蔡元培从报纸处理信息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中国的一日》与日报的关系，不仅将这类“一日体”的写作与新闻之间的关联带入更为具体深入的探讨，更以“完全的一日”的概念指向了一种新闻信息的全景建构。在民族危机的大变动年代，人们乐于阅读日报新闻，总是对各类消息有着即时性和全面性的要求。而蔡元培认为，由于新闻报纸编辑时效性的限制，“日报所载的，往往是这一日以前的事”或“半日之事”，它往往无法反映“完全的一日”的信息，且由于其篇幅有限，除特殊消息外，这一天发生的各方面的生活状态，并不能呈现给读者。因此，“中国的一日”征文有很多意外的“无量数的”收 获，甚至当日后编委会对某一地方或某一事类有继续调查的必要之时，还可以通过撰稿人，进行深入采访、调查和报道。51以上均构成此书超越日报的地 方，它是一种真正“完全的一日”的写作。

然而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一日”却代表着某种值得警惕与怀疑的观念。1936年春，茅盾通过汪原放转请陈独秀写一篇《五月二十一日》的“命题 作文”，并附上《〈中国的一日〉征文简章》，正式向陈独秀约稿。52陈独秀在稿件中申明了一种批判性的“国际主义”立场。他认为，在阶级社会的形态中，不存在所谓的“完整的世界”或“完整的中国”，而只有“横断的”“斗争的”社会，因此，对中国的想象，并不能“抽象”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想的“中国的一日”。陈独秀在受邀写这篇文章时，仅仅了解“中国的一日”的大体计划，但这一稍显激进的论断，实际上指出了如何建构“一日中国史”的内在困境：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对立的阶级价值，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统摄、想象并再现一个真正具有整体性的“全景中国”是否可能？抑或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构造？

从《中国的一日》的最终成书情况来看，它对中国全景与社会总体性的建构，或许正体现在这种参差错落的对话性上。有读者认为，本书揭示出两个重大的时代问题：“中国究竟破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究竟有没有复兴的希望？”53《中国的一日》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反映全中国的横断面凝聚着编者的良苦匠心。在动荡破碎的战争年代，全景中国的意义或许首先在于政治层面的地理领土完整，而《中国的一日》仿佛成为一张用文字绘制的“中国地图”。面对地方经验的多元驳杂，编者通过取样、浓缩与统筹，力图在横向上展示各地区不平衡的社会发展，也在纵向上彰显特定区域内部社会生活的错综关系，由此呼之欲出的是一种内部张力：“一面是崩溃与动摇，另一面是新生与挣扎。”54书中的对话性还体现在它所鼓励的多元声音，特别是纳入了普通民众与边缘社会群体 的意见。譬如，书中的一些文章从社会底层的角度描述中央政策与地方实践的落差，由此勾勒了诸如“新生活运动”与“小学教育”等口号在基层社会名不副实的反讽情形。55这些来自中国角落的声音，往往被官方叙述和主流媒体所压抑或忽视，反而更显弥足珍贵。罗福林认为，尽管《中国的一日》具有明确的政治姿态，受到左翼社会现实主义视野影响，但仍呈现出巨大的多元性的声音，甚至可被视作一场“放眼全国的视觉旅行”，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平凡的案例，在1930年代的全球文化史中，也堪称特殊的创造。56

1980年代，伴随着中国逐渐开放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国的一日》得到了外国学界的重视。日本学者将《中国的一日》全部译为日语出版，由历史学者高家龙（Sherman Cochran）主持编译的英文版《中国的一日》也几乎同时面世。尽管二者均袭用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的说法，《中国的一日》在域外的接受情况似乎已然超越了上文所讨论的“报告文学”范畴，它成为外国学界了解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第一手材料，一部进入1930年代历史的“中国读本”， 并且“第一次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接触到由普通人而非官方材料和文化名人所书写的中国历史”。57英文版打破了茅盾以地域分类的编辑体例，将所选文章按照主题进行编排，共选取并翻译了原书中的84篇作品，按照“家”与女性、 “长”与地方政权、“迷信”与大众信仰、“汉奸”与敌我观念这四个主题分门别类，将原本分散在各个地域的话题重新统合。尽管编者仍希望达成此前茅盾表现“中国总面目”的目的，但不同的编辑方式反映了二者对这些文章所具 有的功能的不同看法。从西方读者的视角出发，该书的英文版为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结构性、话题性的分析框架，但也令英语世界的读者无法关注到1930年代中国的地域性差异。

在地理空间与社会事件意义上的中国全景之外，《中国的一日》还从情绪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般的危机时代的大氛围。尽管编者希望传达中国人民乐观、自信和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然而实际上全书杂糅着颇为多元的社会情绪，不乏无奈、失望、悲痛、愤恨等一些负面心理，展示了民众的内心世界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的关联，个人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对接。每一位作者以“局内人”的身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抒发着介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情感，通过写作获得了一个“吐诉”情感的机会，与此同时，该书也为更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交流”情感的平台。让每个人心头蓄积的“沉闷郁怒的呼号”得到“痛快的发泄”，特别是当作家群体“没有力量来把握住这动荡的世界中人们生活上的痛痒，来产生一篇或一部足以代表中国社会幻变的全面或片面的作品之时”，“最好是能让那些被宰割，被鞭策的各种奴隶们，自己来叙叙苦情了……在《中国的一日》中，是让我们听到这些一声声的悲鸣，看见一幅幅的凄凉图画了”。58尽管各地地方色彩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其饱受侵略、剥削和压榨的生活却有着相同的根源。“读到这本书，使你为复杂的情绪捉弄着，使你感到忙乱，但这是无可避免的”59，正是这种直接的人生观察和情感抒发，成为被同代人分享的社会情绪全景。

无论是事件、消息，还是地域、情绪，在建构中国多层次的社会全景方面，《中国的一日》采取的是一种蒙太奇拼接的处理方式。随机的一天有如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瞬间，在“中国”这一国族空间形式中展示了众多相互关联的生活碎片，它使杂乱无章的日常变得有序而集中，将普通一日的生活事件化、仪式化，甚至戏剧化，而中国社会的全景也由此跃然纸上。用1936年5月21日表现中国全景的意义，正是在人们的写作、叙述中生成的，也是被“中国的一日”所“制造”和“赋予”的，它因此成为与其他普通一日无法“同日而语”的一天。

四 结语

《中国的一日》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呈现了日常碎片与社会全景的辨正。以往注重描写“一人一事”的报告文学，在《中国的一日》中产生了总体性的效果。与其说每一个碎片反映总体，不如说对《中国的一日》而言，这些碎片组合在一起才更能凸显其意义。因此，它们难以被拆解为单篇文章进行理解，而是在相互补充、对照与碰撞中被赋予表述历史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日》也提供了一种阅读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式。从局部抗战时期的《中国的一日》，到全面抗战时期各地区的“一日体”写作，它们以不同的地理空间为单位进行“中国”的想象。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地理版图被战争分割为不同的政治区域，对全景中国的想象也分散在不同板块的集体创作中。从“一日体”的征文活动与写作运动来看，它们却都在试图突破隐形的政治分界，建构战争年代的“全景中国”。

国外学界看重《中国的一日》的史学价值，但客观记录历史并非该书的唯一追求。赵园曾在分析“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作为一个历史瞬间的叙事意义时，将《中国的一日》看作一种贯通文学与学术的历史叙事策略的实践：当一个值得“拈出”的历史时刻被选定后，诸多“可供开发的线索”借此而“绾合”，也缘此而“发散”。60《中国的一日》以及后来的“一日体”写作，正是通过对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开掘和叙述，呈现一个时代的社会全景和历史风貌，并因此具有了某种方法论上的意义。这种带有鲜明实验色彩的“一日体”，不仅在三四十年代催生了中国战时文学的多种可能性，还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影响至今。2014年第五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上，佐藤信、饭名尚人等多位戏剧人及中国青年导演共同策划、创作了实验戏剧“书写中国的一天”61，面向生活在中国的 “任何背景的”普通人，号召人们记录和分享5月21日这一天的经历、体验和感受，写成简短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国的一天2014》戏剧的创作素材，以当代戏剧的实验形式，向1936年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国的一日”的写作实践致敬。

注释：

1 门红丽：《“中国的一日”有奖征文与“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励耘学刊》 （文学卷）2015年第2期。

2 Charles A. Laughlin， C h i n e s e R e p o r t a g e : T h e A e s t h e t i c s o f H i s t o r i c a l E x p e r i e n c e ，pp.158160， Durham: Duck University Press，2002. Charles A. Laughlin， O n e D a y i n C h i n a ，pp.420-426，David Der-Wei Wang ed， A N e w L i t e r a r y H i s t o r y o f M o d e r n C h i n a ， 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沈松侨：《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 《新史学》2009年第20卷第1期，台北三民书局。

4 吴福辉：《〈中国的一日〉征文写作推动了1930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潮》，吴福辉主 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广告文学为中心（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3年版，第663～664页。

5 如《申报》1936年4月25日；《大公报（上海）》1936年4月27日；《“世界的一日” 与“中国的一日”》，《铁报》1936年5月3日；《“中国的一日”开始征稿》，《每月文艺》1936年第1卷第6期等报刊。

6 编者强调这一日的随机性，意在用平常的一天展示中国的普遍现实。对5月21日是否全然随机，虽然存在各种说法，但从当时的征文广告和作者反响来看，仍可认定这一 日是随机的普通一日：孔另境在回忆中透露，“五月二十一日是‘马日’（以韵目代 日），用以（暗地）纪念1927年5月21日震惊世界的‘马日事变’。”参见尚丁《〈中国的一日〉补遗》，《出版史料》第4辑，第149页，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1930年代的评论者注意到，5月21日恰逢农历四月初一，地方民俗最胜，最能展现中国民间社会与文化的丰富性。参见思明《一幅中国现状的解剖图：“中国的一日”》， 《光明（上海1936）》1936年第1卷第9期。

7 《大公报（上海）》1936年4月27日。

8 有关1930年代中国文坛与高尔基的文化互动，参见吴晓东《“高尔基在中国”与“中国的高尔基”》，吴福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广告文学为中心（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401页。

9 11［苏联］M.柯耳曹夫：《世界的一日》，茅盾译，《译文》1936年第1期。原作者现 通译为柯里卓夫。

10 除了“世界的一日”，在高尔基的发起与领导之下，苏联文学界还有“内战史”“工厂史”“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等创作计划。参见陈落《读了〈中国的一日〉》，《清 华副刊》1936年第45卷第1期。

12 13 15 19 茅盾：《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茅盾全集》第35卷（回忆录二集），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4、107、105页。

14 这些稿件的作者，34.9%是学生，15.5%是教员，1.7%是工人，9%是商人，0.4%是农 民，4.7%是文字生活者，剩余的33.8%的成员则是自由职业者、军警及属性不明者等， 以性别区分的话，女性的投稿者占4%～5%。参见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国的 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16 “我们日以继夜地看稿，到七月中旬，总算从三千多篇稿件中选出了八百六十多篇， 我也因此累得小病一场。”茅盾：《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茅盾全集》第35卷 （回忆录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17 赵家璧：《〈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重印后记》，《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783页。

18 编辑委员会由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邹韬奋十一人组成，茅盾任主编，孔另境为助理编辑。

20 《中国的一日》定价一元六角，曾有读者“抱怨”，此书虽值得一读，然而定价过 高。参见流星《书报评介：〈中国的一日〉》，《台风》1936年第1卷第9期。

21 《中国的一日》出版不久，茅盾发表文章，以读者“朋友”与作为主编的“我”之间的主客问答形式，总结和回应了书中所反映的重要问题。茅盾《被考问了“中国的一 日”》，《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18号。

22 出版前夕，关于《中国的一日》的宣传广告在各大报刊多有登载。如《光明》第1卷第 5期1936年8月10日；《生活星期刊》1936年9月6日；《〈中国的一日〉本月十五即可出 版，是现中国的总面目》，《铁报》1936年9月3日；《〈中国的一日〉编辑之经过》，《世界晨报》1936年9月7日等。这些广告除了择要刊出本书的目录，还摘录茅盾序文，以便读者管窥书籍全貌。此外，《中国的一日》既以单行本销售，又以《文学》杂志四周年的纪念专册的名义发行，若读者订阅全年《文学》则可得一赠送本，此举无疑同时扩大了中国文学社和上海生活书店《文学》杂志的读者群与影响力。

23 妙微：《读了〈中国的一日〉》，《晶报》1936年10月1日。

24 《拍卖〈中国的一日〉》，《晶报》1937年1月9日。

25 珍夏：《从〈中国的一日〉说起》，《北平交大周刊》1937年1月1日。

26 景行：《〈中国的一日〉读后感》，《约翰声》1937年第48卷。

27 以上引文参见王亚平《故乡来客谈》，陈建功、吴义勤主编：《永远结不成的果实》，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28 有关“文学生活”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参见温儒敏《“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9 孙犁：《文艺学习——给〈冀中一日〉的作者们·前记》，《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30 胡苏：《河北人民的新文艺——在河北省首届文代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2月11 日，参见王长华、崔志远主编《河北新文学大系·史料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版，第148～149页。

31 远千里：《关于〈冀中一日〉》，《冀中一日》上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32 陈落：《读了〈中国的一日〉》，《清华副刊》1936年第45卷第1期。

33 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34 59飒飒：《书评：〈中国的一日〉》，《清华周刊》1936年第45卷第1期。

35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93～294页。

36 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多卷本“中国报告文学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报告文学研究资 料选编》；报告文学史如张春宁写作于1980年代末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群言出版社 1993年版；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朱子南、 秦兆基：《报告文学十家谈》，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朱子南：《报告文学作家的报 告》，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等。

37 38参见赵家璧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前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第2～3、1页。

39 40短篇小说是近代以降新兴的小说形式，占据文坛的中心地位，也是20世纪中国作家表达现代经验的主要文学样式，并被认作“现代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文类”。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41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937年第11期。

42 43胡风：《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七月》1938年第5、6期，作于1937 年12月。

44 在“左联”成立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报告文学特征的作品，如对重大社会事件的记载、劳动通讯、游记等，但明确提出“报告文学”的概念并自觉提倡创作的则是在1930年代初，与左联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吸取了驳杂的国际左翼文学资源。

45 有关基希及其代表的欧洲左翼文化运动与中国1920—1930年代报告文学的关系， 参见Rudolf G. Wagner， I n s i d e a S e r v i c e T r a d e : S t u d i e s i n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C h i n e s e P r o s 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325-357。

46 钱杏邨：《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参见南强编辑部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版。

47 吴晓东：《“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广告文学为中心（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48 ［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29页。

49 秦弓：《动荡中国的全景图——茅盾30年代前半期小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5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 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51 蔡元培：《〈中国的一日〉序》，《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5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89页。

53 烈文:《介绍〈中国的一日〉》，《中流》1936年合刊（1～12）。

54 梅雨：《中国的一日》，《通俗文化》1936年第4卷第6期。

55 58 流星：《书报评介：〈中国的一日〉》，《台风》1936年第1卷第9期。

56 Charles A. Laughlin， O n e D a y i n C h i n a ， pp.420-426， David Der-Wei Wang eds， A N e w L i t e r a r y H i s t o r y o f M o d e r n C h i n a ，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7 A. J. Robertson， H i s t o r y ， Vol. 69， No. 226， 1984， pp. 280-281.

60 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61 《“中国的一天2014”工作坊》，网站资料，参见http://penghaotheatre.com/work/show1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