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得上小学时，曾经热衷于写日记。所记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却忘不了在日记本的扉页写上“日记日记，个人秘密”的字样，日记本也郑重其事地深藏在抽屉里，为的是不让家人看见，免得不愿被人知道的“小隐私”曝光，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这时还隐约听说，日记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每天记日记于是成为一种乐趣。

可没过多久，《雷锋日记》发表了，我的日记观开始动摇。雷锋做的那些好事令人感动，当时也佩服他会写出那么多传诵一时的格言，不过，读的时候，忽然发觉日记也是可以写给别人看的，不一定为自己而写。原来日记不一定属于个人秘密，可以不必保密。

《雷锋日记》

一个暑假，老师规定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开学时，和假期作业一起上交。这次虽然坚持下来，受到了表扬——因为班里很少同学能一天不漏地写到底——但那完全是靠毅力，不是凭兴趣。实际上，这一次记日记成了一件苦差事。每天要想出一些老师可以接受的事情、观点，想不出来，就关心国家、国际大事，抄报纸，再加点评论，心里明白，塞责而已。写写给别人看的日记的滋味算是尝过了，不好受。

年渐长，见闻渐多，发现现在公之于众的日记情况并不一样。以我接触较多的近代人物日记为例:一类初心是为自己而写，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表了，如吴虞的《吴虞日记》;另一类本来是为自己写的，但也出示给别人看，如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还有一类根本就是为他人而写，如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即系遵照清廷“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而作。后两类日记还不在少数。记日记时，心中已存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原则，也许表现了其人的磊落光明，也许是心有顾忌、文网森严的反映。

前者无甚可说，后者却有实例。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写的《使西纪程》，就因为肯定了西方文明而大受围攻，并遭到奉旨毁板的厄运。若是这样，为他人而作日记(不论是否情愿)也不无值得同情之处。当然，不写也是一种避短的办法，不过那对后世的历史文化研究损失太大。

撰写日记古已有之，只是难以考订谁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或说是东汉《封禅仪记》的作者马笃伯，或说是唐代《来南录》的作者李翱。不作文体学研究，倒也可以不去细究。有意思的是，古代人的日记往往是文章的一部分，因此大多以一个事件或一次旅行的始末为日记的起讫，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陆游的《入蜀记》等;而《徐霞客游记》也是几次旅游的日记合订而成，不出游时则付阙。这或许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日记卷册不多的原因。

到了近代，李慈铭“始以巨册自夸”(王闿运《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序》)，其《越缦堂日记》今存六十四册，从1853年到1889年，三十余年不废其事，确可佩服。《越缦堂日记》也借给人看，最后的八册日记即因李慈铭去世、借者不还而失踪，可知李慈铭记日记并非只为自己。想要留名后世的名士反为名所累，竟使巨册日记不能全帙，未免可惜。由此想到，日记或许还是写给自己看的好。

不过，这里又有新的矛盾。为自己而写的日记往往记一己之琐事微情，与史学研究者期望从中发现第一手重要的社会史料的要求相违拗;而为别人而写的日记又往往多有隐晦，抹煞或模糊了作者的真性情。明人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描述了五类看月之人，最后一类为“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我以为，用后世人的眼光来拣选，前人日记的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记日记与看月一样，首先应成为赏心乐事，娱一己之情;被他人看到，也觉得有情趣、可援引更好，只是不要故意作出给他人看之态。

能兼顾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其实不容易，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相当的社会交往就办不到。现在流传的日记既富史料，又经得起反复阅读的并不多，原因就在这里。而这类日记也因此多出自文化名人之手。如此推究，作者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就成为保证日记传世的必要条件。这在近、现代人物日记的印行上，表现尤其明显。

我读日记，倒也不苛求。有因研究需要而读的，更多的是为了有趣、好玩。既非史学工作者，对资料性要求自然不高。甚至看到收录了几种日记的《庚子记事》一书，编者为突出史料价值，特意将“资料中所记生活琐事和空泛的诗词，均略为删节”，至今仍觉得颇为遗憾。这些不被史家看重的东西，在我读来，也许更有味。

我的眼光比较偏，我感兴趣的地方，别人可能会觉得毫无意思、没有价值。可我还是认为，正像作诗要讲究“诗眼”，诗才有神;看日记也要能窥破作“眼”处，方得其趣。

胡适的《藏晖室日记》(1910年)，我专读他的叫局、打茶围;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1910年)，我专读他的斗牌;吴虞的《虞山日记》(1911—1912年)与《爱智日记》(1913—1919年)，我专读他的计算稿子发表迟速;黄尊三的《留学日记》(1905—1912年，《三十年日记》第一部)，我专读他的思乡梦及多病;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1893—1903年，中缺四年)，我专读他的新学书目与读后感。

胡适日记节选

胡适日记使我发觉，出入娼家是清末上海文化人的时髦，从而想到林纾小说写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如《梅寿阳》)，未必是诬蔑不实之词。梁启超日记使我惊异，他的牌瘾如此之大，据说每天最少要打八圈麻将，却仍能毫不费力地以日成五六千言多至八千言的高速率写作，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吴虞日记使我发现，这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对个人的文章影响极为看重，他的固执与自信见诸文字，便时有惊人之论产生。黄尊三日记使我感觉压抑，数万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学的壮举中，竟包含着如此多的艰辛与痛苦。孙宝瑄日记使我欣喜，他认真研读新学书籍，日有所进，正好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进的艰难历程。

如果不作专门研究，读日记尽可凭兴趣出发，和读专著不同，不妨随意翻阅，或跳读，或倒读。一本内容丰富的日记，经得起读好几遍。像《忘山庐日记》，我起码读了四遍。

孙宝瑄日记初名《梧竹山房日记》，后改名《忘山庐日记》，取释家“见道忘山”之意。日记始于1893年，大部分毁于兵燹，今仅存1893、1894、1897、1898、1901—1903、1906—1908诸年的日记。

第一遍专为寻找有关梁启超的材料。看到孙宝瑄记章太炎等“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等等，觉得妙不可言。他又称道梁启超的“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无论其所言为精为粗，为正为偏，而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因此为“奇人”。梁启超的影响既已遍及亚洲，则其对于国人的感召力自不待言。

第二遍是看其新学长进情况。孙宝瑄1901—1902年所读所购新书中，居然有不少诸如《男女交合新论》《普通妊娠法》《男女造化新论》《生殖器》《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一类性学、生理学书籍，足见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观念的开放。他对读旧书与读新书亦有妙说:

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

此类精妙之论尚多，时时给人以愉悦。日记中常自夸善作论，“以义理雄”，信乎不假。

第三遍读《忘山庐日记》，是因为编“新小说”研究资料，从中查找有关材料。孙宝瑄果然与旧派文人不同，也喜读小说。旧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新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新中国未来记》，以及翻译小说如林译小说多种，都在阅读之列。见识亦超卓，如说:

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

读小说也是求学之一道，这是当时的典型说法。第四遍是观其作日记的态度。《忘山庐日记》绝非随意之作，孙宝瑄不仅逐日记述，因病遗漏数日，愈后亦必补作，而且记日记本身已成为其整个生活的中心。客来，可以展读日记;访友，可以携日记以为谈资;闲来无事，可以“观旧时日记，饶有味”;甚至读书，也是为日记准备材料:“余迩来览书，几若无可寓目者，然不阅书则日记枯索，几不能下笔，亦一苦事。”孙宝瑄很以“余之日记，可谓能耐久”自豪，从甲午年决意“每日所看之书、所历之境，苟有心得，志之勿忘”，此后日记即不复间断。没有如此执着、认真的写作态度，是不可能坚持这样长久，其日记也不可能这样耐读的。

虽然翻过几次，但我其实并没有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读过《忘山庐日记》。留下未读的部分，以后若有兴致，还可以换个角度再读。

从兴趣出发读日记，也未尝无益于学问。编“新小说”资料时，见到一本《松岗小史》，作者署名“觉奴”，不知何许人也。吴虞为之作序，也未明言。阅《吴虞日记》，1915年八月初六日记有“午饭后作富顺刘长述《松岗小史序》”，即获知“觉奴”的真姓名。至于日记中记吴虞与其父结仇涉讼及买妾事，则是这位反礼教的激进分子思想矛盾的有力佐证。《藏晖室日记》记胡适因醉酒殴伤巡捕被拘留，也是胡适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插曲。《留学日记》记湖南省高等及师范学堂官费留日学生行经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要学生们行跪拜礼，遭到拒绝，便恼羞成怒，不放行;学生们亦群情激愤，“谓宁甘撤退，断不以人格牺牲”。后经调解，张之洞同意“不拘定行跪拜礼”，以学生们进见时或鞠躬、或长揖、或立正了之。张之洞号称开明、爱才，尚且如此专横，其他顽固官僚更可想而知。此一学潮在中国留学史上颇著名，正是靠亲历者黄尊三的日记，才保存下这段详情。

张之洞

此数人中，记日记为自策自励的有黄尊三，其《三十年日记·自序》说得明白: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记之作，意在斯乎?

孙宝瑄日记之作，也是为验证学识之进步。胡适《藏晖室日记》则有寻求精神寄托之意，其“自志”云:

今岁云莫矣，天涯游子，寒窗旅思，凡百苦虑，无可告语，则不能不理吾旧业，而吾第五册之日记，遂以十二月十四日开幕矣。

《吴虞日记》更是纯属“个人秘密”，从内容可以考知，他的日记连妻子也不得观。《双涛阁日记》恰好相反，是边写边发表于《国风报》，显然不专为自己而作。不过，由于梁启超习惯于公开袒露自己的思想意识及情感活动，其日记并不因公之报刊而有所隐匿。这在一般人就很难做到。

我之所以对这几种日记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作者的不做作，不装假，能见出其人的真性情。当然，并非所有人的真性情都值得赞赏，起码黄尊三的注重道德修养，有一年的日记几乎全是每天“译格言”二三条，又自撰“励志浅语”二百则，就让我看了觉得不舒服。于是，只好跳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