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席代岳 资料图

我想通过翻译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让我们中国人了解它的根源何在，然后我们好好面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1998年，年近六旬的席代岳退休，之后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且以西方古典学著作为主。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普鲁塔克札记》等译作，最新翻译完成的译作是五卷本的《希腊史纲》。

席代岳选书翻译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国内没有译本，二是西洋的经典，三是字数要在150万字以上，最少要能编成三大册。迄今为止，席代岳在20年时间里翻译了接近1000万字的著作，尽管国内学界和读者对他的译文质量存在一些争论，但毋庸讳言，这些译作大大方便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和一般读者的阅读，其开创之功更不可埋没。前不久，他接受了《法治周末》的专访。

我在翻译时，尽量迎合现代人读书的方式

法治周末：说到翻译，人们总是强调信达雅。但有时，这三者很难达成统一，有时候为了追求信，就顾不上雅和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席代岳：做翻译第一是要信，绝对要忠于原著，你不能自己来篡改作者的意思，或者否决、扭曲作者的意思。现在有很多译著无法忠于原著，就因为译者认为很多很难翻译的东西，就干脆省略掉了。翻译是个很苦的活儿，要找资料。但是我敢讲，我所有的翻译，没有漏掉一句——这个信，我是守得住的。雅，那就是看你文学的基础了。达，那是编辑的过程。

比如，我们翻译古代史，与现代历史有最大不同。像希腊时代那些著作，翻译好了以后，一定要重新分段。原作每一章都很长，句子也很长，不适合现代人的读法，所以，要把语言重新整理，但还是有部分失真。

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洋的文学，犯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呢?西化文字太多。上世纪，中国大陆有很多翻译很呆板、很僵硬、很枯燥，就是因为西化的文字太多。比如，一个很简单的单词but(但是)，在英文里面，它很重要而且经常出现。但在许多情况下，中文里是不用的，如果用就变得很啰嗦、很琐碎。诸如此类，我在翻译时，统统把它们删掉。

法治周末：很多翻译家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翻译风格，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等。应该说，他们翻译的风格得到了大家公认。那么，您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

席代岳：大师有风格，但很难说我有什么风格。文字的运用有它的时代性，比如，莎士比亚，从原文来看，朱生豪有的地方是意译，梁实秋的翻译就很吻合。

但不管他们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得多好，我们都不能拿它来演，否则就不伦不类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演的戏剧，与中国文字有关。我们出来唱定场诗，跟他的诗不一样。

戏剧有它的风格，所有文学都有它的风格，但是风格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也是随着时代来变的。比如，年轻时候的风格可以开放一点，受的约束小一点，等到慢慢年纪大了，约束就越来越多了。自我的认知够了以后，有很多地方他就不会那么开放了，当然也会做修正。我觉得，风格主要还是用字谴词上。我们尽量把词句不要搞得那么琐碎、啰嗦。而且人家看了以后，还得有余味，不是说你把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别人翻译得好的句子，我引用有何不妥

法治周末：《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版是2004年出版，后来2014年您修订了一次。您后来说，修订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重新翻译了，您花了很大的工夫。从初译本到修订本，您在翻译上有哪些心得?

席代岳：知识是累积的。上世纪80年代，我帮助内人翻译了很多法律方面的资料。几年时间，我翻译了二十几种法，这对我影响很大。

我认为，对任何一个翻译而言，常识太重要了。也就是说，一定要读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才能做翻译。比如说，我翻译《普鲁塔克札记》，里面就牵涉到数学问题，比如，等比级数、等差级数、调和级数等。如果对数学不了解，根本没法翻译。

因为我到美国读过应用数学研究所，所以我现在的数学很好。翻译一定要视野开阔，要大量读书，读不同的书，这样的翻译才不会出问题。

法治周末：您在翻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成语，也曾引发了一些争议，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

席代岳：评论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为什么呢?看到说“好”的，自己也不会高兴;看到说“不好”的，心里就很不爽。作品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女是个笨蛋，你要说不聪明，我就不高兴。但是有很多东西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我在翻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时，里面说两个人关系很好，我译成“他们犹如管鲍”。

有人说，你用管鲍干什么，西洋哪有管鲍?但我这么翻译是给中国人看，所以才用了管鲍。凡是牵涉到人的成语就容易有争论，牵涉到物、心理状态或者其他，争议就很少。中西方有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之所以会有争议，多是因为习惯问题。

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最好从60岁以后开始

法治周末：回顾您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历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完成之后，您又花了7年时间译成《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和《普鲁塔克札记》，然后又出版了《希腊史纲》。您对西方古典学的兴趣来自哪里?

席代岳：我对战史特别感兴趣，之前读过几百本这方面的书，可以说，我对战史的了解是非常深入。这里面最深入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二次大战史、欧洲战争史。第二部分就是希腊罗马有关的战史。 退休以后，我的孩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在美国没有事干，就开始做翻译。这时我就打定主意，第一，我一定要翻译过去没有人翻译过的东西;第二，我希望翻译流传时间比较久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来翻译，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是要打发时间，我是纯粹出于爱好才做翻译的。

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我翻译了18年。我算了一下，我现在出版的书是22本，总字数大概一千万字。喜欢做这些事情，愿意一天花十几个钟头来做，日积月累当然就有成就了。

另外，出版界的人很支持我。我翻译的东西是要给全部的中国人来看的，让我们中国人更了解西方历史，了解西方历史的根源，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源，而西方文化的根源就是希腊罗马。

雅典的民主、罗马的法治，一直到现在还被不少人奉为圭臬，但是这个民主是不是很好的民主呢?不见得。这个法治是不是合理的法治?也不见得。而且不管希腊还是罗马，他们始终有优越的民族性，白人现在还在坚持。

所以，我想通过翻译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让我们中国人了解它的根源何在，然后我们好好面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们过去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白人的西方世界，抱着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去了解他们文化的根源。

法治周末：以一人之力翻译大部头的著作，应该有很大的挑战。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心得?

席代岳：在电脑普及以后，很多翻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很多不明白的名词，用电脑可以快速找到解释。但是人名地名，一定要自己掌握，如果这个方面不掌握好，那就没办法了。好在我对地理非常了解，比如，湖南四周的几个省包括广西、广东、贵州、四川、重庆、湖北，几乎每个省市我都知道。我对中国地理很熟，对世界地理也很熟。

另外，翻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锲而不舍，但也不要因为“翻不下去”就停在那里。遇到最难的句子，要跳过去再回头。还有，翻译还要多找几个版本的书，找书是很麻烦的，愿意去找才找得到。

我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找了两个版本的书。一个版本很好找，另外一个就费了很大的劲。但是，在看了难找的这一本之后，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以我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个人经验来说，没到一定的年龄最好不要去翻译这类著作，因为你读的书不够多，阅历也不够。到60岁以后，就可以翻译这类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