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频待人是那种热切又不设防的性格，但她的作品与性格有不小的落差。小说《三人成宴》《同体》《疼》，她写女性个体，写近乎偏执的情感，写让人感觉残忍的疼痛，且往往把人物往绝境里写，狭路相逢后是避无可避，退无可退。在写作中，她以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激烈姿态与生活对抗。“我喜欢有力量的写作，力量之中还带有一些暴戾气质。”在一次访谈中，她曾这样说。二十五六岁开始创作并崭露头角于文坛的她，至始至终有着鲜明的个性，却不是人们印象中的“80后”作家的惯常路数。她的作品彷佛一根细细的刺，藏于生活的肌理中，如果在有些寒冷的雨夜或者雪天想起来了，会有些疼，会让人生出怯意，却深深地往心里去了。

近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鲛在水中央》，却让读者看到了孙频的“转型”。小说集收录《鲛在水中央》《天体之诗》《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三个故事，文字沉静，笔触柔和，叙事节制，虽然书写的还是个体，但这个个体却是生活在广阔生活中的个体，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近乎沉默地奔波、挣扎、逃离、妥协，却终究敌不过命运与时代，顺从地死去或重生。

这个习惯并擅长书写女性的作家，笔下的主角，变成了男性。

“随着年龄渐长，生活逐渐变得安稳，人必然会褪去一些坚硬如角的东西，即使始终无法学会圆润与恰如其分，至少多了些与自己内心的和解。这种和解可能便是柔软的源头。”孙频说。一代人在成长。年龄增长带来的变化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理上。那些不停探索并试图拓展自身精神世界边缘的人，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人生和情感，并试着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他人。

笔触虽然变得柔和，但笔下书写的依然是人海中的那些特殊分子：隐姓埋名在矿山里的罪犯，不愿依附既定规则出走寻找素材的独立电影人，不愿被谈及过往而甘愿背上罪名的女性，冒领退休工资隐瞒母亲死讯的中年男子。如果人生可以简单概括，这些人在外界的定义便是如此的。但在小说里，文学显示出了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丰富性。孙频写了事件背后活着的人，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失去尊严的人努力保持着的个体的尊严，万事皆有因果的那个因，无疑是对某些约定俗成的开拓和深入。

“向那些生命荒芜但不断向上的人、向那些身陷泥沼又渴望清洁的人、向那些拔着头发渴望脱离凡尘的人致意。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固然是卑微的，但又是一种倔强的存在。”评论家张莉这样评价。

近日，孙频与林森、滕肖澜、田耳、文珍等青年作家共同获得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

1 “这种沉静、或是对沉静的追求一直就在我内心里。我从这里获得能量。”

记者：读《鲛在水中央》，第一感觉是你的写作变柔和了。文字和叙事都有一种沉静之感，不再是我印象中你以前那种写作，以一种比较激烈的、决裂的姿态和生活刀兵相见。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转型之作。这种转型是是否和你的生活状态、年龄有关？

孙频：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比较笨拙的人，表现之一就是不会很好地处理自己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好像一直没有能力把自己妥帖地、恰如其分地安置在生活当中，我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圆润与恰如其分。

这种笨拙自然会使我与生活之间存在一些不平衡，存在一些纠结与挣扎。而写作，对于我来说，最初的意义或许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种平衡，因为平衡代表着平静，安宁，笃定。我在很多地方都真诚而不合时宜地告诉别人，我喜欢这种感觉，这种平静，安宁，笃定的感觉。但是我同时又在质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内心里有真正的平静和安宁吗？因为我深知写作是怎么一回事，某种意义上，你必须付出痛苦、不安、恐惧、犹疑，甚至灵魂，才能换来有生命的文字。可以想见，这种质疑又使我对一些世俗中的快乐很是疑虑。

但我后来又发现，这种疑虑未必就代表着你能写出更好的文字。因为你就生活在生活当中，如鱼在水中，没有一刻可以离开。而且年龄渐长，生活逐渐变得安稳，人必然会褪去一些坚硬如角的东西，即使始终无法学会圆润与恰如其分，至少多了些与自己内心的和解。这种和解可能便是你说的柔软的源头，当一个人终于有能力减少那些内在的消耗与挣扎，终于获得了一些能量和精力去关注更宽广世界、更多人群的时候，内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柔软，这种柔软不只是所谓的悲悯之心，还有一种忽然看到更大世界时的好奇与喜悦，甚至还有一点不合时宜的天真在里面。回过头去看那个倔强又脆弱的自己，竟会生出一点怜惜，就像一个长者怜惜着一个小孩，摸摸她的头，对她说，不要怕，人都会长大，会变老，殊途同归，没有谁会例外。

记者：读这部作品的第二感觉是文字非常美，这与你以前的风格也是不同的。《鲛在水中央》的典雅端庄，对古典诗词的运用和化用，对自然风景与人生境况触景生情的描写，克制又散淡，隐忍又丰富，往往会让人从故事中联想开去，十分触动。

孙频：其实，并不是说我忽然从一种风格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而是，这种沉静、或是对沉静的追求一直就在我内心里。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这种沉静里能获得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当然，在现实中，我时常觉得自己在消耗能量，时常觉得力不从心，此时我就必须退回到一个沉静的状态去补充能量。无论是独对自然，还是读几首古典诗词，都会有这种功能。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更喜欢那种犀利有力的语言风格，因为觉得这样对世界有一种穿透力，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剥离，甚至迷恋这种有力感。但渐渐地，就会生出厌倦，就像一个人不可能终生保持一种姿势站立，为了舒服，他总会不停变化。

小说技巧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我可能更关注本心的东西。我开始慢慢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那些并不炫目的光晕，体会到它们对人心性的滋养和保护。这种体会，与其说是为了写作不如说是为了生活，为了让自己的心性更舒展更丰富，而不是困在一种单向度的力量训练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还是应该去听凭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意愿，内心里生长出的东西一定朴素而柔软的，正视它，喂养它，与它真正地相处。

我想起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忽然迷恋上了宋词，觉得宋词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于是每天早晨我都会背一首宋词。背着背着，脑子里便积攒下了很多极美的画面，等到放寒假的时候，我深夜坐在台灯下，屋里烧着很暖的炉子，我把脑子里的那些画面一幅一幅地都画了出来。那些稚拙的画我在墙上挂了很久，如今，我早已远离了我的中学时代，但那些从诗词中走出来的画面却仍然温暖着我，养护着我，也在某一天走进了我的文字。

2 “一个人追望来处，也是为了想清楚，自己为何就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记者：《鲛在水中央》的写作中，你并没有沉浸于写“自己”，而是写了一些父辈，一些社会，一些生活。这种写作无疑是超越女性写作的，向着更广阔一些、更久远一点的生活。

孙频：我在童年时候见证过社会变革，就是国企下岗潮，很多人的命运一夜之间被改变了，这代人如今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谢世或度过残生，已永远没有重返历史舞台的机会。我觉得人的残酷性就在这里，就是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都不能重来，都只有一次机会，你都只能在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连尘埃都不算。

但人的美好也在这里，就是无论此生是以什么形式度过的，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生命。社会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却从社会诞生的那天开始，人便有了与社会的冲突，在这无休止的冲突中，又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文明，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人不是活在个体中的，也不是活在一代人中的，是活在历史中的。这样想，也许是对无可回避的现实命运的一种慰藉。

万物皆有命运，只是因为人类有历史有文明有情感，所以加剧了这种命运的戏剧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命运，只是后来者看不到也体会不到罢了。父辈的故事并非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却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之一也许便是一个人开始隐约地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在自己成年之后一再回望过去，回望父辈的身影，然后开始明白，今天的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己，所有过往都已经幻化入其中，合力成为那个今天的自己。

记者：或许，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总会追望来处。从大处说，是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步步走到今天，从小处说，是自己为何会变成今天的自己，不同的家庭和人生，又是如何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至此。

孙频：你说得对。一个人追望来处，也是为了想清楚，自己为何就变成了今天的自己，不是别的自己，偏偏就是今天的这个自己。一个人最终的样子其实是各种合力造成的，不是简单有什么样的童年，也不是简单有什么样的父辈。

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我现在倒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出身都好。出生在大城市的可以写出真正的城市气质，出生在大草原上的可以写出自由辽阔的游牧生活，出生在小镇上的可以写出可爱又荒诞的小镇生活。文学的平等之处，其一便是与你出生何处身处何处无关吧。

我从小在一个北方小县城里长大，到十八岁才离开家乡，最熟悉的人群就是出现在我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十八岁之前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这段时光因为是无目的性的，是自由生长的，往往会奠定一个作家的底色和小说母题，后来无论面目如何变幻，在精神气质上，终究难以脱离这个底子。而且我觉得小说的形式无论怎么变化，还是要写那些真正能打动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有情感和温度铺在下面。

这个世界自然是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可是作为一个人，目光所及和心力所及却都是有限的，一个作家终生能真正了解和理解的群体也是有限的，真正能写好的题材也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区，作家亦如此。所以我觉得作家还是要去写那些自己最熟悉的人群，新闻也会看，但只是参考和启发。因为有理解，有慈悲，有遗憾和期望，所以这些人物会在文字世界里获得新的生命，新的人生，好像在这世上重新活了一遍。而这便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吧。

3 “我慢慢觉得，喜欢文学也是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只属于少数人。”

记者：在这本书中，我还挺喜欢梁海涛和李小燕身上的那种的“浪漫”和“诗意”。如果不是把诗意和浪漫放在这些悲剧性的人物身上，那诗意和浪漫应该是纯粹而简单的。在以前的文学书写中，文学总是能带来人积极向上的力量。但在这些故事里，文学和诗歌显然并未能拯救人物的生活，有时反而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广义上，“文学”是一种抵抗命运、抵抗悲剧的方式，但在现在却变成一种无力的、悲凉的方式。变成郭世杰的梁海涛读古书，穿西装，打领带，离群索居，逃避这个世界又害怕泯然众人。写诗的李小雁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用幻想和诗歌隔绝了外在的真实世界。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你如何看待文学在当下的地位？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孙频：文学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因为它始终与幻想与希望相伴而生。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多少用处的，以写出文学作品而换取稿费谋生的人也只是很少很隐秘的一个小众群体，若旁人知道你是个作家，大约只会觉得怪异，当看到你也不过是一日三餐的时候，大约又会觉得索然无味。

但我觉得文学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件大众的事情，它的特性决定了它永远都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是遮风挡雨之处，是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结的隐秘通道，是尊严与美好的唯一来源，所以它对于有些人来说，力量是巨大的。

我慢慢觉得，喜欢文学也是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只属于少数人。无论是穿西装打领带的郭世杰还是沉浸在诗歌中的李小雁，都是在用一种内化的方式搭建起一个自己的小宇宙，来抵抗整个世界。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作家也无非是这样的群体。人总会为自己寻求一种庇护，比如宗教比如艺术。李小雁的人生看似是悲剧的，内在却也具有一种献祭式的美，这种献祭，无论有多么微弱，总归都属于光亮的一种，总归都是人类在苦难面前向光亮而生长的一种本能。也正是这种面向光亮的姿态使人身上会忽然迸发出一种神性，去抵抗生活和命运所带有的重力本身。但如果我去写一个人因为喜爱诗歌而改变了什么，那是不成立的，也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我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与郭世杰和李小雁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又因为生命不可倒流，所以后来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人生其实都可以被原谅，一切都自有它的迷人之处。

记者：这也是你第一次使用第一人称写作。这种视角是否对你的写作构成了挑战？

孙频：确实，在此之前我一直使用第三人称写作，惯性，直到某一天我决定尝试一下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感觉有些奇妙，好像离小说更近了，更走到核心地段了，在写作途中，又时常会有险峻之感，好像自己替别人多活了几辈子似的。写作视角的变化会影响到小说内部的褶皱和肌理，如同江南园林里的那些门窗，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看到不同的景致。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情感丰富，天生的东西都不太好改，所以写作时也容易把大量的感情倾注到小说里，有时候甚至不加节制。后来随着写作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觉得小说这种文体需要的不仅仅是情感，当然真挚的情感是必要的，没有情感的小说难免空洞冷漠，还会带一点炫技式的洋洋自得。但我发现小说里的那种节制和理性之美也很迷人，这种节制会为小说开辟出更纵深、更幽微的空间。

没有人会留在原地，所有的人都在向前或向后行走，一个作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