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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牛津通识读本”），[英]卡特里奥娜·凯利著，马睿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39.00元

这本《俄罗斯文学》值得一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它体现了这套名牌丛书的整体特点，即用浓缩的笔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给出关于一门学问的概括介绍。此书原名 Russian Literature:A VeryShortIntroduction，在英语中，“in⁃troduction”意为“引言”“导论”等，原本就应是简短扼要的，而在它前面又加了限定词“short”，而且还有进一步强调的“very”，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极简指南”。对于不十分了解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此书一册在手，便可获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约略认知；而对于学习或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业读者而言，此书无疑也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作者在全书开头便写道，介绍俄罗斯文学主要有三种传统方式：一是罗列“正典”，即介绍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二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三是个性化的文学鉴赏，如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或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之所为。但是，此书的性质和容量却不允许作者采用这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于是作者便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纲举目张”的结构方式。本书作者选中俄罗斯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普希金，又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选中最重要的一首诗，即《“纪念碑”》，用作抓手。因为在她看来，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便提出了七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引起广泛共鸣的主题，作者就以这七个主题为“路标”，开始了她的“发现之旅”。

第一章对作为普希金文学“遗嘱”的《“纪念碑”》一诗展开分析，并巧妙地从中挑出七个诗句，作为接下来七个章节的标题。第二章《“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讨论俄罗斯的“作家崇拜”问题，认为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碑于1880年落成“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传统随后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泛化，造就了许多俄罗斯作家心目中的“纪念碑情结”；第三章《“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正典》以普希金被经典化、正典化的过程为线索，思索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文化领导力”和“文学民俗”的原因，以及俄罗斯文学读者“激进的审美保守主义”生成的历史语境；第四章《“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讨论俄罗斯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对普希金传统做出的回应，“面具很多”、因而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性的普希金，在他之后的俄罗斯作家中间经历着一个神话的建构、解构和不断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第五章《“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被当作“思想大师”的作家们》指出，在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后代的心目中，他的“思想大师”“民族导师”的身份还是分量最重的，作者借此考察了俄苏文学与意识形态、道德立场和“公开说教”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第六章《“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男人、女人与社会》讨论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问题；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俄罗斯文学与“原始文化”》介入俄罗斯文学关于帝国的文学想象世界，从普希金的“文学上的‘高加索大发现’”起，俄罗斯文学始终呈现出一个悖论的特征，即它“既是殖民主义的，又是后殖民主义的，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对立的视角”，它在东西文化的合成中感觉到自身的文化使命，同时也在通过对帝国内部“文明”与“野蛮”之对峙来彰显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优越感；最后一章《“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以普希金究竟是否是“积极的信徒”这一问题为引子，讨论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它既是高度精神的，热衷于神秘主义，同时又是“日常东正教”的，是一种“肉体的神学”，因而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俄罗斯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恰在于它能够拥抱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

作者在书中声称，“本书无意成为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史”，通读全书，感觉它的确不“循规蹈矩”，甚至也不像是一部“文学史”。作者在第一章的开头曾提及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认为那部同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文学史》（其实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初版并非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算是“极简”通识读本的鼻祖。以赛亚·伯林在评价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时曾说它“十分个性化”，这部《俄罗斯文学》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这里所言的“个性化”，主要是指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的叙述角度。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西方学者通常对俄罗斯文学所谓的进步性、人民性和世界影响等问题兴趣不大，甚至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上也不愿多费笔墨，他们似乎更愿意从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打量俄罗斯文学。此书亦如此，作者将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概括分解为若干论题，如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俄罗斯的“作家崇拜”现象及其原因、俄罗斯文学与书刊审查制度间的微妙关系、文学中的性别和殖民问题、文学和宗教意识的关系等，并由此展开她的思考，亮出她的观点，此书也因此成为一种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文化学阐释之尝试，是对俄罗斯文学所做的立体扫描。因此，这部译成中文仅十余万字的普及性读物，也能让人读出作者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理解，能感受到被作者精心置入字里行间的学术性。

其次是作者的主观立场。像大多数西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一样，作者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的态度是审视的、审慎的，其中不无挑剔，甚至挑衅。比如，她认为俄罗斯文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把作家生平写成一条关于苦难和凯旋的圣徒道路”。她直言不讳地写道：“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

最后是此书的叙述调性。与作者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罗斯作家略带调侃，甚至不无苛求的态度不同，作者在面对其读者时反倒体现出了某种亲切和随意。在这里，作者的教师身份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此书毕竟也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本”。个性再强的老师在面对学生时往往也会温情脉脉，娓娓道来，让听者有一种参与感。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读完本书不会让你对俄罗斯文学无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启发，愿意更多地了解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学文化，并跟我一样醉心于对它的探索和写作。”全书的结尾也是作者这一文字风格的最好体现：“在俄罗斯本国，作家们往往被视为圣贤，被视为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道德楷模；然而阅读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和其他任何文学一样，它以新颖出奇的方式表现世界，它探究人们有时宁愿不去思考的人类经验领域；它不仅刺激人们的头脑，也带来感官的愉悦—将语言拓展至极限的愉悦、大笑的愉悦、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升的愉悦。”关于一部“极简指南”的序也不应该很长，但在结束序言之前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此书的作者。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Kelly）1959年生于伦敦，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俄语，其间曾在沃罗涅日大学进修。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伦敦大学，1996年返回牛津，在牛津大学新学院任教授，当时她才37岁，这在牛津文科专业中十分罕见，因为她在此时已经出版了两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即《彼得鲁什卡：俄国狂欢木偶戏》（Petrushka:TheRussianCarnivalPuppetThe⁃atr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俄国女性写作史》（AHistoryofRussian Women’s Writing:1820—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凯利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学术产出丰厚，从俄国现代派诗歌到俄国女性文学，从俄国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到儿童问题，从彼得堡城的文化记忆到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纷纷成为她的研究对象。。

20年前，序者有幸在牛津结识凯利教授，记得当时听过她的一次讲座，内容是关于苏联二三十年代墙报文化的讨论。在牛津大学一间古色古香的教室里，年轻的凯利教授通过幻灯片展示出许多很有“历史感”的墙报图片，让人目不暇接；她睿智幽默的口吻，更是不时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这位牛津教授在学术选题上的独到眼光以及她在面对研究对象时的审视立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写这篇序言之前，我曾在电子邮件中问她有何建议，她回答说没有任何建议，但仍很好奇我会写些什么。我在邮件中告诉她，我的序言将这样结尾：

我建议读者们用凯利教授的方式去面对俄罗斯文学，用凯利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方式去对待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也就是一种审视的方式，思索的方式；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她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激发思考，激起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