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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历史学者，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发现廿八都》等。（邢小群绘）

◎第一站：杭州

我不知道城站离西湖多远，却被书店所吸引，一头扎了进去

1984年8月4日，大晴天，我起了个大早，大约天还没怎么亮就动身了，戴了顶既可遮阳又可挡雨的小斗笠，背了一个包，翻过谢公岭，前往雁荡车站。说是车站，其实，就是马路边有几间小平房，卖车票的姑娘陈芳是我二姐的小姐妹，我每次到车站，透过那扇卖票的小方窗，总看见桌上那本厚厚的《创作技巧谈》，那五个字一看就是鲁迅的笔迹，大约是集的字，白色花边的淡蓝色封面看得我心动。终于有一天我央求二姐去向陈芳要，没想到还真的要来了。从此，这本书成了我的，一直跟我到如今。这是1981年杭州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和浙江日报社资料组合编的，收入了83篇文章，除了老舍、冰心、叶圣陶、茅盾、曹禺这些人，许多作者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从这里看到的，比如研究古典文学的傅庚生、研究《红楼梦》的蒋和森、诗评家李元洛、研究古代文论和美学的吴调公等。

此前，我已买好前往杭州的车票，目的地是北京，要到杭州去乘火车。家乡跟杭州之间唯一的班车就是雁荡出发的，大荆镇上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北行的旅途。17岁的我除了去过县城和台州的路桥，还没有见过城市的样子。从看连环画起，版权页上的地址：杭州武林路196号，常常引我远想，杭州离雁荡几百公里，那时的公路还是砂石路，要翻越好几座大山，盘山公路令人生畏。车到杭州武林门已是傍晚，足足开了一整天。

西湖的民间故事从小看连环画就看得滚瓜烂熟，我手里还有一本《西湖人物》，从钱缪、赵构、岳飞、贾似道、于谦、张苍水、康熙、乾隆、秋瑾到白居易、范仲淹、苏东坡、杨孟瑛、阮元、林启，从葛洪、林和靖、毕昇、陆游、关汉卿、张岱、徐文长到袁枚、陈端生、李渔、龚自珍、胡雪岩、俞曲园、章太炎、李叔同、苏曼殊，讲述了数十个与西湖有关的人物故事，我对其中许多人发生兴趣，最初就来自这本书给我的影响。

车过钱塘江大桥，杭州到了，有一段从西湖边开过，车窗外就是我纸上熟悉、念叨了十来年的西湖。下了车，搭上公交车，前往城站火车站，买不到次日开往北京的火车票，找了个廉价的国营旅馆住下，没有空调，只有吊扇，大房间里满是上下铺的床，挂着蚊帐，我睡的是上铺，就像我曾住过的学生宿舍。天太热了，我不知道城站离西湖多远，却被书店所吸引，一头扎了进去。那时的书店开架的不多，挑书很是费劲。

我的心思全在书上面，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等，在城站一带的书店我淘到了阿英的《小说四谈》《明清小说序跋》《〈歧路灯〉论丛》等。8月5日凌晨，我在睡意蒙眬中去车站售票厅排队，离窗口开门售票还早着，所以买到了119次杭州到北京的票，然后一整天就在书店淘书，连西湖都放弃了。

◎第二站：天津

谢绝去天津著名的水上公园，整天只在各家书店转

8月6日早晨5:28 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从杭州缓缓开出，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远行，充满了好奇，一天一夜很快过去，没有觉得太累，也忘了在硬座上是否睡着了。一路上列车员都会拿着大水壶给我们加水。我忘了自己带的是怎样的茶缸，大概一路上要么看窗外的田野、山川，要么埋头于杭州淘来的书中。

次日早晨6:30就到了北京站，公交车到中关村，辗转找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然后找到我舅舅家，他们一家四口去北戴河度假了，那时他们的住房是与邻居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邻居知我远道而来，做了蛋炒饭招待我。然后我又回到北京火车站，乘坐中午十二点的大巴前往天津，我二姐当时在天津做生意。下午三点才抵达，辗转找到我二姐，在天津住了一个星期，换了三个旅馆，这些旅馆的名字我记在一张纸片上，竟然还在，“新时代”“西南楼”“永安街”，吃饭我记得二姐经常带我去“清真”吃面食。到8月15日离开，那一星期，二姐的朋友说带我去天津最著名的水上公园玩，我也谢绝了，我哪儿都没去，整天只是在各家书店转，在开架的外文书店买到了查良铮译的《雪莱抒情诗选》、杨德豫译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雪莱、拜伦的诗我是1983年下半年从《名作欣赏》上最初接触到的，课本中从未出现过他们的作品。雪莱的《自由颂》《西风颂》《给云雀》《云》等都是我喜爱的，尤其是那首长长的《含羞草》令我念念不忘——

……

等冬天过去了，春天又回来，

含羞草已成了无叶的残骸；

可是毒菌、羊蹄草、毒麦，曼陀罗，

却从它们的墓墟里死而复活。

……

因为爱、美和喜悦不会死去，

也不会变化；它们的威力

能超越我们的感官：而这感官

经不住光亮，因为本身太幽暗。

英国诗人雪莱1820年写下这首诗，距离我读到已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含羞草仿佛还活着，“因为爱、美和喜悦不会死去”。

另一位英国诗人拜伦为希腊的独立而光荣地死去，他的《哀希腊》就是那年八月在天津第一次读到的——

希腊群岛呵，希腊群岛！

……

长夏的阳光还灿烂如金——

除了太阳，一切都沉沦！

三十多年后，十二个童子跟我到希腊游学，他们在爱琴海的碧波中朗诵这首诗时，我想到的却是1984年的夏天，我与拜伦的相遇，与《哀希腊》的相遇。

还有一本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我曾将她的诗句抄在了日记本的扉页。这本诗集后来送给了一个朋友。

北大教授吴小如的《古典诗文述略》是在天津的新华书店买的，这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当年出的新书，0.54元，包括《古诗述略》《唐诗述略》《古典散文述略》三篇文章。他在讲初唐诗时，列举虞世南的一首《咏萤》：

的历流光小，飘飖弱翅轻。

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

在技巧上不如杜甫的“暗飞萤自照”，在思想内涵和艺术造诣上更不及李商隐的“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他说杜诗总有点顾影自怜的意味，而李诗更显得衰飒暗淡，不像虞世南的诗中所写纵然“光小”“翅轻”，却有与无边暗夜较量一下的勇气。他分析，大乱之后，即使是小人物也有了“暗中明”的机会。在我读来就觉得十分新鲜，从此记住了吴小如这个名字。

在天津还买到一册《与青年朋友谈治学》，这是“文史知识丛书”的一种，将《文史知识》上学者们谈治学的文字收集在一起，此前我曾在刊物上读到过几篇，也见到过此书的预告。书中有夏承焘、朱东润、郑天挺、余冠英、庞朴、何兹全、林庚、周一良等人的文章，在未来的岁月中，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还将不断地和他们相遇。正是从夏承焘先生《我的学词经历》开始，我陆续读了他的著作，乃至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埋下了我将来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写下《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最初的伏笔。第一本夏承焘的书即是在天津外文书店买的《夏承焘词集》，其中就有他关于雁荡的词，他是温州人，抗战时期又曾在雁荡执教，“叩门一盏雁山茶”“龙湫雁荡家山好”，他也将雁荡视为家山。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本小册子：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四次印刷的。这本一百多页，都是人名、书名的小书，却提纲挈领，给了我走进中国文化之门的简易门径。从工具书与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哲学与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到医学、科学与技术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中国文化基础书目……此书上起《诗经》《尚书》《论语》《易经》，下迄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穆、张东荪、梁漱溟、陈寅恪、潘光旦、冯友兰、陶行知等20世纪人。虽然简要，却非常清晰，循着他提供的线索，大致就可以明了该读什么书。此书虽小，在我早年的读书生涯中却是本宝书、大书，常常翻阅的书。正是此书的指引，我从那时起，陆续开始读梁漱溟、陈寅恪、张东荪、张君劢、潘光旦、钱穆、贺麟、李泽厚等人的著作，师复等无政府主义派、曾琦他们的国家主义派、战国策派……最早的印象就来自这本小册子。

天津，加上杭州买的书，我的行李明显有重量了。

◎第三站：北京

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故宫、颐和园，而是书店那么多

8月15日，我和二姐乘坐凌晨3:15的夜车前往北京，到达北京站才5:30，我们先去了天安门广场，到了故宫开门，才买票进去，宋元山水真迹迄今还有一些朦胧的印象，尤其是黄庭坚的一幅字当时给过我力透纸背的真切感受。我在地安门拍过此行唯一的一张照片，早已丢失，景山公园没有进去，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景山上的建筑。中午12点到了中关村舅舅家，我住了下来，二姐回天津去了。舅舅家在楼上另有一个单间，是给我住的地方。

窗外黄土飞扬，白杨树是我在雁荡山中见不到的。每天早晨公交车的声音、推土机之类机械的作业声会把我叫醒，当然还有鸟声。北京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而是路边的白杨树、白桦树、槐树，公交车售票员报站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书店那么多，还能淘到很便宜的好书。

直到8月29日离京回家，我在北京住了两个星期，除了22日去动物园、23日去颐和园逛了一天，期间多数的日子都是一个人去书店淘书。去得最多的是白石桥的一家旧书店，我已记不起书店的名称了，常常从中关村乘公交车到那儿，一淘就是大半天。

我淘到了一些学术性或知识性的期刊，《史学情报》《文史知识》《文学知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除了《文史知识》，其他都是初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总第十辑），其中有顾颉刚论《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融合的论文，有孟森的遗稿《海宁陈家》，有汤志钧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还有赵俪生、蒋天枢、钟敬文等学者的论文，这些名字都是我初次遇到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会一次次遇到他们。我之所以注意到孟森的清史研究著作，就是起源于白石桥旧书店的偶遇，这篇《海宁陈家》与不久后读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交错互动，一虚一实，在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穿梭，给了我一种奇异的阅读体验。以后又读了孟森在清末的文章著述，了解他由立宪运动的积极推手到学者的转型，对其人其事其书无不感到亲切。

我读到的这些书、文章、诗篇都可以说是桥，是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产生的，让苦于跋涉的我在文明的路上可以前行。

海淀黄庄一带的书店，我几乎都跑遍了。有一本棕色封面的精装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大概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作者多为港台和海外的学者，余英时、唐德刚、周策纵这些名字都是首次遇到，他们研究《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的论文，带给我一种新鲜感，与我此前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读到的论文很不一样。从那时开始，这些人的著作将渐渐进入我的世界，跟随我一生。

我还买到了一本萧艾的《王国维评传》，1983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与王国维最初的相遇，知道了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知道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词以境界为最上”，知道了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境界，知道了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和他在五十之年的自沉之举。这本小册子也许不是精深之作，却成为我走向王国维世界的入门书，前面插图中有一幅王国维海宁盐官故居的照片，海宁王国维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就挥之不去了。

也正是循着王国维，我在一二年后找到了叔本华、尼采、康德，开始哲学的阅读，无疑是读王国维的结果。我将他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常常念兹在兹：“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不久前，我又一次来到盐官，在他度过了少年时光的旧屋，我重温的却是17岁时与他初遇的时光。

柴德赓的《史学丛考》是1982年中华书局出的，柴是史学家陈垣的得意弟子，书中最后一篇即是《我的老师——陈垣先生》。但我那时之所以会买这书，很可能是因为其中的一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初稿），以白居易有关的诗文与新旧唐书、《唐会要》、地方志等史料相互印证苏州唐时的繁荣。他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所言：“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与他的诗“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可以相呼应。至于这首《登阊门闲望》中的“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则可以和《正月三日闲行》中的“红栏三百九十桥”“杨柳交加万万条”相呼应，苏州的繁荣在这些诗句中几乎呼之欲出。我那时正热衷于雁荡山和温州地方史的研究，这篇文章启发我想写一篇《由叶适、王十朋、“永嘉四灵”的诗文论证南宋温州的繁荣》，当然最终没有写出来。

由顾颉刚、孟森、柴德赓他们的著述让我最初窥见了史学的缝隙，我舅舅建议我找到断代史的方向，如同吴晗专心于明史那样，但我当时没有放在心上。我对诗歌、历史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兴趣都很浓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以说，还在阅读的早期摸索阶段。

从24日起，我连续四天都去排队买火车票，前三次都去晚了，没买到，27日晚上吃完晚饭就出发，带上凳子去通宵排队。早晨一开门，我在前面几个，不仅买了自己的票，还为几个南下杭州念大学的女生买了票。8月29日19:10的火车，表弟用自行车将几大袋子的书帮我送到木樨地地铁口。我扛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大汗淋漓，到了杭州站又辗转坐汽车回家。这一路累坏了我，但淘来的这些书将为我打开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一个此前教科书中没有的世界。累，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