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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刘鹗（作者家中旧藏）

刘鹗用印一方”名铁云字铁云”。选自刘鹗后人刘德隅珍藏之《铁云遗印谱》。（刘瑀摄）

刘鹗就是某某“家”吗？从生前到身后，刘鹗一直是一个被争议的人物，或褒或贬，争论百年之久，盖棺也从无定论；或毁或誉，讨论文字迭出，至今莫衷一是。刘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一个“标签”能概括他吗？

谜一般的刘鹗

晚清刘鹗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知道刘鹗的人为数不少，因为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之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都选有《王小玉说书》这一段文字。这一段对声音出神入化的描绘让人们记住了《老残游记》及其作者刘鹗。

研究刘鹗的人为数亦不少，1889年刘鹗因治理黄河而名声大振，1896年刘鹗因开发煤矿、修筑铁路而获罪，1900年刘鹗因在北京赈灾而被清庭目为“汉奸”，1903年刘鹗因拓印《铁云藏龟》使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广为人知……

于是，刘鹗被载入了各类“工具书”，刘鹗名字之前被冠以各种“家”——小说家、文学家、水利专家、慈善家、古文字学家等。

刘鹗就是某某“家”吗？从生前到身后，刘鹗一直是一个被争议的人物，或褒或贬，争论百年之久，盖棺也从无定论；或毁或誉，讨论文字迭出，至今莫衷一是。刘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一个“标签”能概括他吗？

1987年10月在江苏淮安举办的《全国首届刘鹗与〈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研究刘鹗，必须要研究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换言之，研究刘鹗必须先要研究太谷学派。“太谷学派”是一个“谜”，那么解开刘鹗这个“谜”，就要与解“太谷学派”之“谜”同时进行。

太谷学派和李光炘

太谷学派产生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是我国儒家学派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学学派”。这一学派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学说作了很多新的解释。其始活动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一直延至于今（研究者往往以为太谷学派活动至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结束，此说不确）。太谷学派两百余年来传布于江苏仪征、扬州、泰州、苏州一带，甚至远传到山东、河北，全盛时徒众达万余人。太谷学派的基本宗旨是“教养天下”——“使民不饥不寒，得闻圣人之教，此乃天之至养也”。目前国内出版有《太谷学派遗书》三辑十七册和多种研究著作。

“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约1764—1832），字星垣，号太谷，别名崆峒子。安徽池州人，正史无任何记录。当代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近代史资料》《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等书文都多有记载。周太谷父早丧，母任其所好。其家道富庶，少颖慧，喜读书，博览经史杂家，足遍名山大川，拜师寻友，广交异人。道光元年，游经庐山，见周敦颐镌石之“志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悟“伊尹之志”是治国，“颜渊之学”是修身，遂自创一派。此后周太谷广收弟子，后人以“太谷”冠其学派名。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分北南二派。北派传人张积中，南派传人李光炘。1866年清政府武力围剿太谷学派北派张积中一支于山东长清之黄崖山。张积中父子、家属率弟子数十人自焚而亡，其余众数千人为官兵捕杀以致流血成川。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崖（教、冤）案”。南派李光炘幸免于难。

李光炘，字晴峰，号龙川。江苏仪征人，生于1808年，1885年去世。“黄崖案”后“中止讲学，遣散弟子”“远走他乡，蛰伏自保”。1876年年方20的刘鹗在扬州第一次拜见李光炘。1880年（一说1882年）刘鹗正式拜李光炘为师，成为太谷学派学人。刘鹗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拜从太谷学派呢？刘鹗现存诗词手稿《述怀》一诗说得很明确：

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虽未明道义，洒扫函丈前。

无才学于禄，乃志在圣贤。相从既已久，渐知叩两端。

孔子号时中，知时无中偏。万事譬诸物，吾道为之权。

得权识轻重，处如循自然。因物以付物，谁为任功愆。

此意虽浅近，真知良独难。灵台有微滓，一跌千仞渊。

此诗说明，李光炘就是刘鹗心目中的圣贤。是李光炘告诉了刘鹗要辩证地看待事物，处世要遵循自然规律，要勤于思考。需知了解事物的本质绝非易事，如果只从个人的意愿考虑，考虑不周差以毫厘就有可能谬以千里。

不守绳墨、桀骜不驯的刘鹗

研究者往往用“不守绳墨，桀骜不驯”八个字来概括刘鹗的为人。

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多年为官于河南，有 “循吏”之评价。1877年，刘成忠退休被赏加“布政使”衔定居于淮安，家门楣悬“太史第”匾。刘鹗的身份是刘道台家的二少爷。不虑衣食的刘鹗，对新的科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不愿学习八股，对科举考试也从未显示出当时文人的那种兴趣，埋首于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医学、兵法等 “杂学”。说他桀骜不驯，是因为他狂放不羁、不守礼法。他待人亲善、无等第观念，常以官宦人家子弟的身份，侧身于贩夫走卒之间，甚至敢于光臂赤膊，高擎龙头，欢舞在龙灯队伍的最前列，淮安人称他“刘二乱子”——乱了世俗的规矩，乱了封建的礼法。刘鹗曾在黄河边“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之事，悉任之”，也敢于对当朝重臣李鸿章当面说“我是小汉奸，你就是大汉奸”。任意所为，敢说敢干，不守绳墨，是刘鹗与常人不同之处。

刘鹗的桀骜不驯可从刘鹗对待婚姻的态度为例。1873年刘鹗娶妻王氏，又娶妾衡氏。因王氏病故，刘鹗不肯立衡氏为正。于是衡氏家族告刘鹗骗婚，而衡氏败诉。1886年刘鹗在镇江，醉中请人为其娶茅氏女。茅氏家人欣然应允，而刘鹗已忘其事。亲口所言，无从反悔。及婚，茅家知非正室，向媒人责问。经调处，则以嫡礼相待，后夫妇感情甚好（王国维在1916年日记中多次提到去探望的“刘太夫人”，就是这位茅氏夫人）。后刘鹗再娶一位王氏为第三妾。1897年《时务报》刊出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赞扬留学美国的康爱德女士，惜其未婚。无妻而有三妾的刘鹗5月上旬写信给梁启超，信中请梁作“冰人”，欲取康爱德博士为妻。并说明自己：……已有姬妾，子女年亦强仕，本不愿续，为思中国习气锢闭已深，此奇女子有难以择配者，仕官之家必多顾忌，则其才难于展布，不禁有毛遂自荐之意。亦所以成就卓如（梁启超）先生开中国女学之心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

康女士终身未嫁，自然原因种种；刘鹗求婚未果，也是想当然的事。清末一妻多妾并不奇怪，醉中求婚事醒后而不自知，却又促成一段“良缘”已是奇事。但刘鹗以求婚是为“成就卓如先生开中国女学”的论点，确实是一种奇想。用现代的语言说，刘鹗就是一个思维与常人不同，敢于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刘鹗的“不守绳墨，桀骜不驯”其实是对封建桎梏的一种对抗。

志向明了，才气甚大的刘鹗

他的志向与才气在其十七八岁时已经显现。刘鹗的第四子刘大绅云：“先祖由御史出官河南，历任繁剧，军书簿书，日不暇给。先君随侍任所，蒿目时艰，隐然有天下己任意，故所在辄交一时才俊，各治一家言。先君当时交游中，如柴某专治财赋，贾某专治推步，王某专治拳勇，均造诣深邃。”

刘鹗写《老残游记》以老残自喻。第七回老残向申东造推荐侠客刘仁甫：“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所以极力留心将才，谈兵的朋友颇多。此人（刘仁甫）当在河南时，我们是莫逆之交。相约若国家有用我辈的日子，凡我同人要相助为理的。其时讲舆地、讲阵图、讲耕织、讲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此公就是讲武功的巨擘。”研究者说，此刘仁甫，系指当时名动大江南北的侠客大刀王五。

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僚，时任湖北自强学堂总督察的姚锡光1896年的日记多处谈到刘云抟——刘鹗。姚在6月27日日记中写道：“云抟现以承办铁路事来鄂见香帅。盖中国将创办铁路，去年赴军务处禀请承办者四人，一刘、一许、一方、一吕。刘即云抟也。云抟才气甚大，前以同知曾办山东河工，见知于张勤果公。经勤果保奏，送部引见，后积劳荐保知府。自前年秋冬之交即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湖北自强学堂，是现在武汉大学的前身，总督察就等于是校长。姚是刘鹗兄长刘味清的至友，对刘鹗多有了解。广阅人才的姚校长如此肯定刘鹗，当是出于真情。

以上三例可以说明刘鹗的志向与才气不同于一般。不守绳墨的做法，桀骜不驯的性格，明确的志向，超人的才气在刘鹗的身上得到了统一。

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

刘鹗是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刘鹗在太谷学派弟子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刘鹗自幼以来对耳闻目睹的悲惨国运与广大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的悬问久而未决。拜从李光炘是他希望从哲学的真理中寻找解脱，解决对“人生”的认识，以确定生活的方向，也就是致力于寻求所谓“安身立命”之处。就太谷学派而言，它需要有能够承担“教养两途”的接班人。此“养”有两解，一“养”是承担太谷学派当时本身的活动经费，另一“养”就是“养天下”。

太谷学派收弟子有严格的程序。第一要有一个太谷学派弟子（太谷学派中自称“圣功弟子”）引荐，第二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第三要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至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刘鹗初次拜见李光炘的引荐之人是谁。李光炘考察刘鹗四年后才决定收刘鹗为弟子。这说明李光炘对是否收刘鹗为弟子慎之又慎。太谷学派拜师仪式中的道统传人“师”——太谷学派中人称之为“山长”，要给弟子一条四字“真言”。“真言”共四种，分别为“同入桃源”“福慧双修”“希贤希圣”“超凡入圣”。一般的弟子可能得到前两种。能够得到“希贤希圣”很少，能够得到“超凡入圣”者凤毛麟角。而李光炘给予刘鹗的正是“超凡入圣”。这四个字即是对刘鹗此前作为的肯定，又表示李光炘对刘鹗今后寄予的厚望：李光炘终于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性格相似、意气相投的弟子。

刘鹗自愿成为太谷学派入室弟子后，主动承担了太谷学派“教养两途”中“养”的重担。1902年太谷学派南北合宗，设“归群草堂”于苏州葑门十全街。其时门徒甚众，直接居住于“归群草堂”内的门徒约200人，这些门徒的生活经济问题基本由刘鹗和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毛庆蕃等人负责。

相传，“光炘临殁，遗嘱有‘二巳传道’之语。二巳，指葆年与鹗也。葆年生于清道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其年为乙巳；鹗生于文宗咸丰七年，其年为丁巳。鹗学务博，不以一端名；葆年守约，独能嗣其统。葆年字隰朋，一字希平，号归群，光绪己卯举人，宰泗水十载。其后，卜居吴下，从游塞门。”将刘鹗与黄葆年并列，可见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之高。

刘鹗对太谷学派、对李光炘的景仰从刘鹗写给同辈“山长”黄葆年的信中可见一般：

（我刘鹗）谤满天下不觉稍损，誉言满天下不觉稍益，惟一事不合龙川之法与公（黄葆年）所为，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此又不足为外人道者也。弟之于公，其所以同者志也，所不同者学与养也。公能知天，公能信天，此公学养之至也。弟固未尝知天，弟固未尝不信天。惟其不能知天，故竟以天下为已任。天下之安危，匹夫与有责焉。

刘鹗以“养天下”为己任

刘鹗年轻时“隐然有天下己任意”，那么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的“己任”是什么呢？他要为“天下”干什么呢？

刘鹗曾在扬州行医，但门可罗雀；刘鹗曾开设烟草馆，这是为糊口。刘鹗曾自荐治理黄河，让流离失所的灾民能够安定生活；刘鹗曾自筹巨款亲入被联军强占的北京，开展施粮施医的赈灾工作。刘鹗的所作所为都是由自发至自觉的行为，没有任何外界的逼迫。这是为什么呢？刘鹗如此说：

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黄葆年）以教天下为已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贰心。

这段文字是1902年（李光炘去世后的第十七年）11月刘鹗给黄葆年信中所说。这里刘鹗明白地向世人宣布：我的“天下己任”就是“以养天下为己任”。

什么是“养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就不断讨论的问题。

《书·大禹谟》指出“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战国策·齐策·赵威后问齐使》：“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

这是说“善政”就必须“养民”。通俗地说，“养民”就是“养育人民”，就是给人民以饭吃，给人民以衣穿。

“养天下”是太谷学派的主张

这一“天下己任”与太谷学派有何关系呢？

“教天下”“养天下”是太谷学派的一贯主张。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在给弟子讲学时谈到“读书”，他说“民大饥，待食。其往赈之，亦善读也”。他强调“善读”就需要“实践”。“其往赈之”就是“养民”，能“养民”才是真正地会读书。周太谷出生于地主家庭，年少时出外游学，其父母听任之而不问。等到母亲去世他回到家，将家中田地全部分给亲故贫困及佃耕者。这就是周太谷的“养民”实践。

太谷学派第二代张积中，在黄崖山聚众讲学，“自肥城之孝里铺，济南会城内外，东阿之滑口，利津之铁门关，海丰之埕子口，安邱、潍县皆列市肆”。“列市肆”以发展经济，可以说这又是太谷学派“养民”的一种实践。

李光炘的家，属于当地的望族大户，本人则“乐善好施”。他对“养民”有理论的阐述：

农一夫耕之，百不为农者食之。农虽失之习孝悌，农之孝悌其庶几！予知习孝悌，而仰食于农。予不能少有助于农，予之为孝悌也奚任乎。农罪鲜矣，予罪深也！将“予”与“农”并列而言，“农”虽未读圣贤之书，但是养活“予”等众人。因此“农”养活“予”，这是真正的“孝”。我没有能“养”他人，因此我是有罪的啊！

李光炘又说：

万物皆我胞与，不惟一夫饥之，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即一草一木不得其所，亦以为由己所致。

对身边“一草一木”的生长，自己都应有所考虑，何况生活在自己周围的“夫”——民呢？更应该考虑他们的饥寒。这就是太谷学派的“养民”思想。

当然，封建社会的“士”，他们的悲天悯人的“养民”理论固有其局限。周太谷还说过：

饘粥以饱，取帛以暖，綯茅足避风雨，然而不为良民者，贱何甚！

有厚粥让你填饱肚子，有衣服穿让你取暖，有茅屋给你遮挡风雨，但是你仍不满足地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老百姓，那真是要求过分啦。

刘鹗欲“养天下”的文字表述

刘鹗是太谷学派第三代弟子，是第三代中的佼佼者。在“归群草堂”成立后，主动承担了“养草堂”的职责，但他“养”的范围不止如此。他的雄心是“养天下”。

“养天下”就是让“天下”每一个人都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这种雄心的人，首先要有悲天悯人的心态，需要有仁爱善良的动机。

刘鹗的悲悯之心、仁爱之心在他与父亲刘成忠的诗词中都有反映。他接触过因战乱无家可归的灾民“烽火连年四野荒”“蒿目流民菜色黄”，“兵戈去不息，何处为吾家”，也亲历天灾人祸带来的惨状的“畿辅苦亢旱，麦田矗枯杆”“前有贼兮后有兵，萧条千里无人行”（以上诗句引自刘成忠《因斋诗存》）。而刘鹗在《除夕》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灾民的同情：

北风吹地裂，萧瑟过残年。仆告无储米，人来索贳钱。

饥鸟啼暮雪，孤雁破寒烟。念我尚如此，群生更可怜。

刘鹗的悲悯之心在《老残游记·第六回》有着明白的记录。老残观望大雪中的鸟雀感叹到：“这些鸟雀，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实，并些小虫蚁儿充饥度命。现在各样虫蚁自然是都蛰见不着的，……岂不锇到明年吗？”不但如此，他还因此而“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对鸟雀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

刘鹗的仁爱之心在他的诗词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落叶诗》中他写道：

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託，悲与此同。

念彼落叶，犹可为薪；用熟五谷，以饱饥人。

虽委弃之余，其德足以伸。

吁嗟乎，吾不及落叶之仁！

将自己与一片“落叶”相比较，他作出“吾不及落叶之仁”的结论，如此深刻的反思正是刘鹗仁爱之心的反映。刘鹗“养天下”的思想基础正在于此。

刘鹗曾经直接参与治理黄河，参加开矿山、筑铁路，办医疗诊所，参加救灾赈济，开工厂、商场，盐场，海运……其出发点往往在如何“活人”。

1905年刘鹗准备办一个女工纺织局，他自拟开办章程、勘察厂址，采办机器，其自嘲曰：“明知其折本而为之，岂狂态复发乎？”然就是办这个“织布局”小有进展后，他兴奋而自得，在1905年6月23日《抱残守缺斋日记》中写道：

五月二十一日 晴 颜柳塘、王宝和来。其学皆有眉目，甚可喜也。

其言织布两月可以卒业，即可得十五元一月工资，而机器价值不过五十元，则又为吾开一活人生计矣，致可乐也。函达苏州，劝谢祖石学染色。

开织布局可以“活人”，刘鹗为此感到快乐，这就是他“养天下”的具体内容。

刘鹗“养天下”的实践

从青少年时期的“天下己任”到明确的“养天下”，刘鹗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以此为出发点。

刘鹗欲借外资开发山西煤矿，在《呈晋抚禀》中他写道：

今所借资本一千万两，大概用凡三项：一曰造铁路，二曰建矿厂，三曰资转运。造铁路姑以五百万计，取之外洋者，仅铁轨、车头一事而已，所费不过十分之一。其馀大宗买地、土工、石工，实占十分之九，是有四百九十万散在中国也。建矿厂姑以二百万计，机器等件不过百万，其余买地、土木、人工，约百余万，是销于中国者又三分之二也。资转运作为三百万则全在中国，何也？姑以开平比之。开平每日工人约三万余名，泽、潞两府断不止两开平也。即以每日六万人，每人一日开银一钱五分计之，每日计销五千两，赊工人以上一切司事等人作一千两，每日实耗银一万两。一年三百六十万皆耗于中国也。

工人所得之资不能无用也，又将耗于衣食。食则仰给于庖人，衣则仰给予缝工。庖人不能自艺蔬谷也，又转仰给于农圃；缝工不能自织布帛也，又转仰给于织人。如是辗转相资，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

刘鹗又说：

我国今日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者十余万人，善政有又过于此者乎？

一件事情可以解决司事、工人、庖人、缝工、农圃、织人等十余万人的生活，就是“善政”。“善政”就是“养民”，用今天的话解释，做一件事情可以解决十余万人的就业问题，如此好事就应该努力去做。

刘鹗善医，有医学实践，有医学职务，有医学著作。他的行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开始的 “门可罗雀”，到后来的专程从上海到武汉为郑观应诊病。刘鹗行医为病人着想。他曾任津海关官医，职责是为津海关的工作人员治病。他在拟定的《诊所章程》明确写出：

施诊不论贫苦远近也。轮船总管、司事、小工等人眷属大半寓沪，身既从公，上船行驶既难瞻顾家属。家中遇有病发女眷等人，不知从何请医。且沪上时医出轿，或两元至于二十四元不等。穷苦者实望门生畏，悠忽时日，病更难医，受累实非浅也。施诊何论穷苦远近？于轮船中各人有家属寓沪者，先送一牌，病轻者可以执牌来诊，病重者可以执牌来请。出轿施诊只取寻常轿例，不取分文。可以安在船从公之心，在寓者悠忽成病之患。

为诊视病人，他提出“不论贫苦远近”，不能让“穷苦者望门生畏”，不能让“寓者悠忽成病”，这样“可以安在船从公之心”，想得可谓周到细致之极。

刘鹗在灾难面前，依然秉持他的“养民”理念。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的武卫军闻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之遥而早遁。刘鹗却代表救济善会毅然进入战乱中的北京，在京主持护送官商出京，办理粮食平粜，设立施医院、掩埋局等。1900年10月护送被难官民5583人离开北京，1901年又护送官商841户2186人离开北京。刘鹗从俄军手中买下了粮仓，救活饥饿的难民当以万计（但这也成为他“私售仓米”被捕的原因之一，被诬为“汉奸”的根据之一）。1901年6月2日《北京新闻汇报》刊出北京市民周士惠等感谢刘鹗设立施医院的善举，明确说明从去冬至5月治愈病人786人。刘鹗主持的掩埋局工作约三个月，著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就由救济善会的掩埋局掩埋。

刘鹗的作为当时已经引起媒体的关注，上海的《申报》等频繁地发出有关刘鹗的消息。1901年3月26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说：

在北京有个叫刘铁云的。他是候补道台，以前是福公司总办。庚子事变之前，清政府顽固派的御史要弹劾他，刘铁云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到上海，幸免于难。他是豁达大度的，满不在乎的，好为别人操劳，比较少见的人。事变后作为慈善会会长从上海来到北京，接着逗留在北京。听说他自己捐献了几万元。现在他把太仓米卖给难民，给他们衣服，把棺材送给不能举行葬礼的人。幸亏有刘铁云，在北京可以买到便宜的大米，中国人都表示感谢他。（原文为日文·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樽本照雄教授译为中文）

对于自己进北京赈济一事，刘鹗说：“譬如大舟触礁而沉，舟人登陆者半，沉溺者半，则登陆者不当尽力拯救沉溺之人乎？譬如通衢火起，已焚其半，余不焚者，不当群起灌救被难之家乎？今日之事何以异此。”因此他“摒挡一切，愿凑捐银五千两，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共一万二千两，送呈贵会（救济善会），伏希察入，惟此款愿专作救济北京之用”。

总之，在太谷学派“养天下”的思想影响下，刘鹗直至去世，都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应该解开刘鹗之谜

刘鹗是个“谜”。本文试述太谷学派对刘鹗的影响，但这只是研究刘鹗的一个切入口。刘鹗还有许多待研究的问题。

刘鹗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中？他的家庭对他有怎样的影响？刘鹗的“养天下”的理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刘鹗的政治面貌究竟怎样？他下与贩夫走卒相过从，上与王公大臣共切磋，仅是性格所致吗？

刘鹗最后被秘捕不加审问而流放新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刘鹗为什么在宣统登基发布大赦之后发出“如执政仍是项城（袁世凯）则无望矣。幸南皮仁厚长者，可有赐环之望”的感叹？

刘鹗为什么时而挥金如土，却又常常叹息“债主纷纭渐相逼”？刘鹗的收藏包括多方面，他究竟收藏了什么？这些收藏品后来都流向了何处？

刘鹗的《老残游记》究竟是他的“不经意之作”作还是“深思熟虑”之作？《老残游记》究竟有多少回？《老残游记》有哪些版本？

刘鹗还有没有发表的著作吗？这些著作仍存于天壤之间吗？

如何看待鲁迅、胡适等人对刘鹗的评价？

研究刘鹗有现实意义吗？

刘鹗不是能用一个“标签”概括的人物，希望学界能继续探索这些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