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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鳞西爪集》，余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一

所谓“隔行如隔山”，是说不是本行的人，便不知那行业里的门道。照“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说法，“门道”是内里的东西，其实对一些小众的圈子，外行不要说是“门道”，连“热闹”也没得看。比如，在某个人群中如雷贯耳的名字，圈外人可能一无所知。燕卜荪可能算不得神一级的人物，但在西南联大无人不知，亦不乏崇拜者，对现代诗及新批评理论感兴趣的人提起来更是肃然起敬，但对圈外人而言，若是说到他，第一反应也许是：燕卜荪？什么人？

有一种回答最省事，不过等于什么也没说——就是WILLIAMEMPSON。燕卜荪是中文的音译，说他是英国著名的文论家，“新批评”的重要人物，也还是模糊。但是说他在西南联大、北大教过书，是来华任教的最大牌的洋教授之一，感觉上离我们就近得多了。民国年间高校里洋人不少，像常出现在回忆录中的温德、马约翰等人，仿佛已是学校的一部分了。但多为寻常之辈，与今天的情形一样，倘能在本国谋得教职，大概不会千里迢迢跑到对他们而言仿佛尚在中世纪的中国来。赛珍珠当年在南京接待朋友，还因没有电灯而微感不安，生活条件差距之大，也就可以想见一二。

燕卜荪的老师瑞恰兹来华时已是名教授，当然是大牌，但他在清华待的时间不长，抗战暴发他就回国了，燕卜荪两度来中国任教，1937至1939在西南联大，1947年起在北大，直到1952年，已是清理门户的形势了，方才回到英国。

燕卜荪的名字我是读本科时就知道的，但也就是个名字而已。直到好多年后，本专业有个博士生以燕卜荪做博士论文，因要参加答辩，才把他的名著《含混七型》找来恶补。一下也没全读懂，只觉胜意纷陈，辨析精微。让人惊讶的是，这书是他学生时代写的，算来也就二十几岁。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在学界要算大牛了，他曾有言，“没有一个批评家读过此书后还能依然故我”。还有一种说法更夸张，称西方的文学批评应以燕卜荪划界，分为“前燕卜荪时期”与“后燕卜荪时期”。假如还想给他添几分传奇色彩的话，就当提到他在剑桥时，数学成绩曾名列第一，他之转向文学令数学教授大为惋惜。

他来中国任教时三十几岁，还不像后来那么有名，不过就凭《含混七型》，说他是大牌当不为过。只是有文章说他放弃剑桥讲席不远万里来中国云云，不免有些想当然。事实上他最初到来到东方，是因为他在英国混不下去了：剑桥当局因校工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取消了他继续深造的奖学金（系因导师瑞恰慈推荐）。虽说多年以后，剑桥大学因他的成就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英国女王还封了他爵士头衔。

二

事过境迁，避孕套在燕卜荪获荣誉博士学位的七十年代早已不是问题，但当时很严重。燕卜荪遂听了瑞恰慈之劝，远赴东方。他在东方的第一站是日本，1931至1934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教书。聘期结束回到英国，过了几年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倘说到日本有避风头之意，那1937年来中国教书就应看作是他主动的选择了。事实上回国的第二年（1935）他就有了念头，这一年吴宓访牛津时，他即登门拜访，表露往中国教书之意。1937年他得到北大的聘书，然他来到中国时，北平已被日本人占领，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大，故接下去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了。

日本人来势凶猛，呈鲸吞之势，中国的大学实在是前途未卜，在华的洋教授选择离开战乱之地，也属人之常情。燕卜荪的老师瑞恰慈其时正在清华，就去了美国，并且劝他也走。他却留了下来，据说对老师的离去还颇有微词。燕卜荪不是个唱高调的人，“和中人民站在一起”之类的话是不会有的，对他而言，作为一个绅士，那是责任和义务，假如还需另外的理由，他宁可说他乐于和联大师生在一起。他的确说过，联大师生的学术素养是他不舍中国的重要原因。他的许多同事都是中国学界的一流人物，是那些在教师食堂同桌吃饭的同事的高素质让他留下，而联大的学生他认为更在欧美学生之上，好学生放在欧美大学里就是最好的。

有这样的学术环境，能够得天才英才而育之，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是可以忍受的了，——尽管他后来将在中国的两年概括为“原始生活，跳蚤和炸弹”。他经历了联大最艰苦的时期，在湖南南岳山村的临时大学和迁至昆明的最初阶段。这位洋教授并未享受特殊待遇，在南岳时他和金岳霖同住一室，也和叶公超做过室友，初到昆明时宿舍不够分，他和十多人同住一间，床铺就是一块黑板。

然而就像他的同事一样，这段艰苦的岁月倒是他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都叙及联大人在艰难环境中卓绝的工作，若将燕卜荪视为联大人的话，就该补上他此时的成果。在南岳山村的茅屋里，冯友兰完成了他的《新理学》、金岳霖写出了《原道》，汤用彤写出了《中国佛教史》。燕卜荪作为诗人，写下了《南岳之秋》，作为学者，开始了据称为他“最伟大著作”的《复杂词的结构》的撰写，此外他的哲理小说《王家畜牲》也是在此时完成。

联大两年，加上后来在北大的五年，注定是燕卜荪难忘的岁月，他的权威传记，副题居然是“在中国人中间”，——传记的作者当然也是体他之意，虽然相对于他的一生，他在中国的时日只是一个小段落。

三

虽然著术颇丰，身在学校，教书育人才是燕卜荪的正业。他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者，也是通过他的学生体现出来。他在联大教英语，同时教英国文学的专门课程，特别是英诗，日后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还有英语教学、研究方面的顶尖人物，举凡穆旦、袁可嘉、王佐良、许国璋、杨周翰等，皆曾从他受教。说到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燕卜荪尤其值得一书，倒不是因其他洋教授不大讲这个，而在于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奥登等予穆旦们深刻影响的诗人与他都是哥们关系，这令他的课与学院派教授颇为不同，而有现身说法的意味，现代主义诗歌由此生动起来，不再是一个传说。

学生记忆中的“燕师”天份极高，记忆力极强。广为传布的一个佳话是，临时大学在南岳时连基本的教学条件也不具备，学生全无教材可用，燕卜荪凭着记忆，将全本《奥赛罗》（一说《哈姆雷特》）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供授课之用。燕卜荪显然对神话不感兴趣，他后来自毁形象说，那是误传，事实是他手边恰有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而能够背诵古典名篇也算不了什么，他的同事哪个不能大段大段背诵中国古诗文？然而学生心目中的“燕师”简直神了，虽然他似乎有几分羞涩，上课居然不大敢看人。平日他则又有几分放诞的味道，主要见于饮酒，不是斯斯文文的饮，是经常喝醉，有次醉后将眼镜放鞋里，醒来将一镜片踩得稀烂，而他便戴着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去上课。酒后高谈阔论，与学生衡艺论文，也是常事。这些地方，可说是他几年前在伦敦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余绪。

但这一点不妨碍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在西南联大的课是大热门，据说他与闻一多、冯友兰、吴宓的课，每每上演课前学生争抢座位的趣剧。至于是不是因为讲课生动，却不好说。1947年后他在北大任教，一位1949年后听过他的学生回忆，他讲课的方式是把讲的内容全写在黑板上，上课时拿着一整盒粉笔进来，而后就是快速的板书，写完一段稍做停留，擦去后接着往下写，令学生抄之不暇。有人希望他多些口头讲授，他称自己说话太快。据说这种授课方式在日本教书时即已形成，因日本学生听力跟不上。果真如此，他在联大授课，当亦相去不远。

形成对照的是，联大时他的教室人满为患，1950至1951年他在北大讲授英国现代诗歌，只有三人选他的课，难懂是一因，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却不好说。而1952年他就回国了，其时中国高等学校的所谓“院系调整”，正在轰轰烈列地展开。

本文选自《东鳞西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