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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巴别尔是天才的苏联犹太裔作家。1920年6月，26岁的巴别尔志愿加入布琼尼统率的苏俄第一骑兵军。作为《红色骑兵报》的特约记者，巴别尔随第一骑兵军远征波兰，既要行军打仗，又要为《红色骑兵报》撰写鼓动文章，书写战事日记，颇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意味。一路上，巴别尔还坚持写战地日记。他以这些战地日记为素材，创作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众所周知，苏联时期曾经产生过一批反映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红军在内战中的战斗生活的作品，如《恰巴耶夫》《铁流》《毁灭》等。《骑兵军》之所以有别于它们，显得与众不同，独具一格，是因为巴别尔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一个人应当了解一切真相，这好像显得没品位，但却很有趣。”换句话说，他看重的，是依据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多维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不露痕迹地贯穿在作品之中。《骑兵军》的开篇《激流强渡兹布鲁齐》，开始有一长段场景描写：“昨日战场厮杀和战马死伤发出的血腥味儿，点点滴滴，渗入向晚的凉意。黢黑的兹布鲁齐河咆哮着，激流险滩卷起千堆雪。桥梁都被破坏殆尽，我们不得不泅渡过河。一轮明月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水面上呈现出战马的马背，成千上万匹马，马蹄踏踏，溅起哗哗的水花。”作家用他那惯有的简洁而华丽的文笔，将骑兵渡河的浩大场面，战场的悲壮气氛，生动传神地勾勒出来。然而，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作家写自己被分配到夜宿一犹太居民家，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居然与一具死尸相伴而眠，接着是死者女儿的讲述：父亲临死前还在恳求波兰人不要当着女儿的面杀害自己。老人至死都想着保护爱女，她不禁感慨地问作家：“我很想知道，整个大地上，您还能在哪儿找到我爹这样的父亲……”此时，我们才明白，这些文字呼应了小说开头的场景描写中隐约透出的血腥味，也凸现了战争给普通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在杀戮中依然顽强闪耀的人性、亲情的光芒。

第一骑兵军的主力是哥萨克骑兵。哥萨克骑兵向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但桀骜不驯，军纪涣散，战场厮杀让他们变得冷酷麻木。巴别尔不回避这些阴暗面，写出了第一骑兵军远征途中真实的另一面。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身负重伤、无法行军的多尔古绍夫将一本小本子交给排长阿丰卡，恳求他将其寄给母亲，然后，请求他给自己做个了断，于是，阿丰卡开枪杀死了自己的战友。如果说，这是战争中不得已而为之的极端手段，多少有些无奈，那么，在《俘虏本来是九个》中，骑兵排长戈洛夫宣称自己“透过我们工人不幸的一生看世界”，若无其事地杀死波兰战俘，却反映出了残酷的战争已让哥萨克骑兵变得麻木冷漠。巴别尔并没有直接批判他们，而是在客观的描述中，不动声色地谴责了这种漠视生命的可怕行为，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骑兵军》总共38篇短篇小说，每篇都在千字左右，但往往言简义丰，耐人寻味，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其写作手法颇得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神髓。在《一匹战马的故事》中，骑兵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将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心爱的坐骑占为己有，赫列勃尼科夫为此耿耿于怀，多次上诉告状，但都未能将心爱的战马要回来。他心灰意冷，最后竟然退党退役。小说到这里原本可以结束了，但巴别尔笔锋一转，表明自己与赫列勃尼科夫趣味相投，常常在一起喝茶，“我们受同样的激情的鼓舞。我们两人都把世界当作五月的牧场，是徜徉着女性和骏马的牧场”。这略含忧伤的抒情文笔中，有让人深思的意味深长。

巴别尔着力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他笔下的人物不是“扁平人物”，往往充满了矛盾，行为怪诞诡异，难以捉摸，因而使小说的内涵也变得丰富复杂，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加以解读。《骑兵军》中的名篇《盐》，以一个“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写信给“亲爱的编辑同志”的形式，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件事。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抱着孩子，恳求哥萨克们让她和孩子上火车。之前，有两位姑娘因为搭乘这趟满载哥萨克骑兵的火车，而被强奸了。但在巴尔马绍夫的劝说下，哥萨克们同意让她搭车，并且对她友好相待。经过一夜的颠簸，巴尔马绍夫发现了破绽：这个女人怀里的孩子一晚上既不哭也不闹，安静地出奇。于是，他走到女人身边，突然打开包裹孩子的襁褓，原来里面是“足足一普特盐”。他义愤填膺，一脚把这个坏女人踹下了列车。接着，“我从车厢板壁上摘下我忠诚的步枪，从劳动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抹掉了这个耻辱”。表面上看，小说是在谴责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布袋小贩”所从事的投机倒把买卖，立场十分鲜明，实则不然，作者通过这则悲剧性的故事，反映了战争所造成的民生凋敝，对为谋生而丧命的小贩寄予了同情。

巴别尔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他写的是战争中人的命运的沉浮、战火波及之处多种文化及宗教之间的碰撞，以及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性质等问题的独立思考。整部《骑兵军》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战争与革命是为了消灭贫困、压迫和腐败，让人们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像作家笔下的小店店主基大利憧憬的那样：“革命就是叫人满意。叫人满意就不能让家有遗孤。好人做好事。革命就是好人做的好事。而好人是不会杀人的。”基大利为此希望能有一个“好人的国际”，“我想要的是好人的国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登记在册，并能领到一份最高标准的口粮”。

《骑兵军》的出版为巴别尔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并未给他带来安宁。显然，巴别尔的创作理念与当时苏联主流的文艺思想格格不入，这部小说集甚至受到了后来贵为苏联元帅的布琼尼的愤怒声讨，被指控为是对第一骑兵军的诽谤。虽然有大文豪高尔基的竭力庇护，但巴别尔终究难逃厄运，于1940年1月被处决，年仅46岁。时光流逝，《骑兵军》依然魅力不减，巴别尔在这部小说集中所展示的非凡的才华和人道主义理想，让我们赞叹，也让我们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