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苏童:小说会去往它想去的地方

来源:天津日报 | 宇浩  2019年12月06日08:06

苏童

著名作家,原名童忠贵,1963年生于苏州。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河岸》《黄雀记》等。

童年时的见闻与思想

是他写作中最大财富

不久前,苏童以《玛多娜生意》获得了在天津颁发的“第18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他在2015年获第9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黄雀记》,也于今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再度回归到人们的视线当中。

因为9岁时患肾炎休学在家,那一段养病经历让苏童形成了沉默寡言的个性。受二姐的影响他爱上文学,而童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则成为他写作的最大秘密和财富。1987年,苏童发表《1934年的逃亡》一举成名。他擅长将纯真敏感的童年视角与变化万千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中短篇尤其含金量高,作家格非曾经这样评价:“毫无疑问苏童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大师、巨匠,代表了短篇小说最高的境界。”莫言也说过:“苏童作品中对女性的把握,我觉得好像是天生的,所以有的作家真的需要天分。他对女性微妙的情感把握准确,是我望尘莫及的。”

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改编自苏童1988年发表的《妻妾成群》,2018年《妻妾成群》获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茉莉花开》改编自他的《妇女生活》;《大鸿米店》改编自他的《米》;他的《红粉》分别被黄蜀芹、李少红搬上银幕……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作品,苏童被打上了“最了解女人、最擅写女性的男作家”的标签,这个“美誉”让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曾经在一次“全国书博会”上,一名读者当面对正在签售的苏童说:“你不该随便出来签什么名,我是你的读者,但是见到了你我觉得很失望!”这让苏童后来对签名售书活动避之不及。不过他也想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对这种失望负责,“我假如是一棵梨树,别人把我看成一棵桃树,我不能因此责备自己。”直到如今,他仍没有微博、没有公众号、很少参加活动,习惯以作品与读者交流,就像一个安静的农夫,平静地耕种土地,深挖着文学这块地里的人性、人心、人情。他用温情的目光看着这个复杂的世界,在别人有意把简单复杂化,追求尖锐、深刻和力度的时候,他却在简单叙述中还原着并不简单的故事,其中蕴含丰富,有种让快乐却笑不起来,辛酸却哭不出来的感觉,呈现出复杂的人性,传达了一种无法言传的心理体验。

经典的文本意义一定大于故事

大于时间,大于历史,值得一读再读

记者:《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主人公颂莲、五龙、端白的命运让人印象深刻,结局是您创作之初就预设好的吗?

苏童:我在写作中可能预想过小说的结局,但预想往往无效。很多作家都有此感受,以为自己手里掌握着一根缰绳,但小说写作本身又是一种饲养与放牧,小说越长越大,会成一匹野马,脱缰而奔,去往它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时候你的预想可能被证明是脆弱的,就要舍弃。这三部都是我年轻时代的作品,其中三位主人公所处年代不同、归宿也不同,但我认为他们最后都是去往了自己选择的地方。

记者:您笔下的故事年代和背景,往往和现代社会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妻妾成群》写的是一夫多妻婚姻制度下的故事;《米》写的是一个米店伙计的故事;《我的帝王生涯》写的是帝王的故事……您觉得这些经典文本对于年轻读者来说有哪些现实意义?

苏童: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是所有作家的梦想。我当然不例外。我不敢轻佻地把自己的作品归入经典一类。如果是一部经典,它的文本意义一定大于故事本身,大于时间,大于历史,值得一读再读。我无意阐述自己的作品,但我希望在读者宽阔多元的怀抱里,我的作品可以有这样一种力量,就是自我拓展与自我深化的力量。

记者:您会贴合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创作吗?

苏童:我近期作品内的时空多为当下现实社会,但我不怎么在意是不是热点,在意的是,我辛辛苦苦展示的一切,是否是我们的“真处境”“真问题”,是否触及人心的隐秘与褶皱之处。

记者:您有多部作品被拍成影视剧,您怎么看待作品的影视改编?

苏童: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对我来说是很高兴的事。但写小说与写剧本是两种创作,除了小说文本本身的逻辑,我从未考虑过影视改编的可行性,因为我觉得不可考虑,也不必考虑。一个作家的小说靠什么打动导演或者制片人?我猜其中一个原因是,小说相对于剧本,更多描述的是“被隐藏的”生活与人心,不是被默认的,正是某些被隐藏的阴影亮了,点着了对方的激情,才有了那些合作。最理想的小说与影视的结合,通常是意外,而不是必然。

中年人直面人生的态度是世故的

却比年轻人经得起推敲

记者:都说您擅长刻画女性人物,您怎么看“最擅写女性的男作家”这个评价?

苏童:我从没刻意写过有魅力的女人,写的都是一身毛病的女人。比方说,写《妻妾成群》那一年,我只是开始想讲故事了,就写下了这个作品。其实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写女性的作品,没有想着刻画女性,只认为是一个一夫多妻的故事。因为这些作品,“会写女人”好像就成为我写作的某一种符号,这让我感觉又幸运又有点迷惘。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值得被大家这么关注,因为就是写了四个中篇小说而已。另一方面,老是女性女性,可惜没人说──那么多中长篇作品只有四部中篇是专门写女性的。其实从影视剧传播和受众的阅读习惯来看,男女都偏爱看女性题材。我不相信一个男性作家写不好女性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文学史中,所有的女性形象其实95%以上是男性作家创造的。说实在的,我也没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觉得,我瘦弱的肩膀难以承担这么一个我所设想的文学大缺憾,我小试牛刀而已。

记者:您特别偏爱短篇小说创作吗?

苏童:也许是因为近期小说里有“中年人的身影”,中年人直面人生的态度是世故的,却比年轻人经得起推敲。当然,世故不是我的追求,所有的写作最终都一样,必须用最世故的目光去寻找最纯洁的世界。《玛多娜生意》对准世俗万象,广告公司、简玛丽与庞德,就是生活中的场景与芸芸众生。我不认为自己在短篇创作上有任何天分,就是喜欢,喜欢就会心甘情愿地投入。短篇创作,我的目标有时候就是野心。我曾经大言不惭地祈祷自己的野心得逞,现在觉得自己很滑稽,不是野心消失了,是自尊在阻挡病态的狂热。这种自尊是孤僻者觉悟后的自尊。孤僻者不要站到大庭广众前,尽管发出自己孤僻的歌声,这种歌声也许可以征服另一些孤僻的人。一个好作家对于小说的处理,应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希望在小说的每一处打上某种特殊的烙印,用自己摸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遵从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都需要孤僻者的勇气和智慧。作家孤独而自傲地坐在他盖的房子里,而读者怀着好奇心在房子外面围观,我想这就是一种艺术效果,它通过间离达到了吸引读者的目的。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也就有了艺术的高度。

要问严肃文学走向何处

只有一个去处,人的内心深处

记者:《妻妾成群》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以您作家的眼光来看,这些年来中国女性有哪些变化?

苏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太大了,从大城市到偏远农村,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女性差别也太大了,不存在同质化的中国女性概况能让你轻易描述出来。作家总要塑造人物,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不是那么重要。所谓对中国女性的描述,不是任何作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大家都是盲人摸象。但是,大家的愿望其实都一样美好,女性是母亲的性别,也是你妻子女儿姐姐妹妹的性别,这性别什么时候不被特别标注,什么时候就是文明时代了。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都通过微博或公众号与读者交流,不久前莫言也开了公众号,您好像这两者都没开,您如何看待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苏童:我一直认为写作者要发光,但那光亮大概只有一盏路灯那么大那么亮,在任何时候,路灯都在等待读者经过此处,并且默默召唤。读者可能是路人,暂时在灯光下逗留,仅仅打个电话的工夫;可能是一阵季风,这个季节属于你,下个季节吹到别人那里去了;但也有可能,一个读者会在你的灯光下流连一生,与你发生某种默契而神秘的联系,互相会有漫长的对话、质疑与撞击。作家与读者之间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以为你是谁,读者又是谁?在商业压力下,一切都容易变形,我们往往错置这种关系。当小说家以为自己是一只高音喇叭时,那他通常是把读者当作了某些耳朵,这对读者,其实不公,也不尊重。面对市场,大家都经常手足无措。以我的理想来说,我最好能做一盏沉默的路灯,以一小片光召唤读者、陪伴读者。

记者:经历过文学辉煌时代,您怎么看这些年文学生态的变化?

苏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永远是一字一句的特殊劳作,任何时代都不变。另一方面,文学依然是个名利场,只不过规则、程序都变了,依然有很多派对,但派对的内容变了,地点变了,宾客变了,饮料变了,服装变了,参加派对感觉很新奇,但也很辛苦。我喜欢人群,但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清静。说到底就是这样,对于任何作家都一样,其实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塑造他的公众形象。

记者:现在很多人的日常阅读多是手机上的碎片化内容,您觉得严肃文学创作将走向何处?

苏童:现在的时代,打开手机便知天下事,各种社会热点往往来自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即时性的社会、生活问题,一个微博、一个朋友圈已经可以有效传播,并不需要动用文学创作大驾光临。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本身是另一种自媒体,只不过追求不同,即时性、当下性并不是其追求,越严肃的文学,任务也就越艰巨,要寻找最核心的问题,先将问题固定,然后试图打开,这样的问题不只针对当下,是要留置下来,拷问一代又一代人,其答案往往有推陈出新的意外。文学是沉淀与思考的艺术,所有时代都有大浪,作家是等待大浪过去的那种人,即使你抓到一手泡沫,也要是典型性的泡沫。要问严肃文学走向何处,只有一个去处,人的内心深处。文学是伟大的,不管你是否亲近文学,不管是文学热的时代还是文学受冷落的时代,其伟大之处与票房无关,也与读者的年龄结构无关。请允许我将克尔凯郭尔的话发展一下:文学的伟大不在于引导时代如何前进,恰好在于盘点与反思,指出时代与人的失落之处。

记者:您会分享什么样的经验给年轻人?

苏童:对于作家来说,一个博大的世界你是拿不到的,你所能拿到的就是一条街、一个村庄、几座房子,甚至一片屋顶,而你要利用的恰好正是这些东西,这是你文学的基础,千万别小看它,它可以膨胀,可以成长、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