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0年，曹谷溪（右）与路遥在黄河畔合影

记者：上世纪70年代，您与路遥、陶正、白军民、闻频等文学青年在位于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延川创立了文艺小报《山花》。请您谈谈创办《山花》的背景和过程。

曹谷溪：创办《山花》的时候，正面临着中国文坛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那时，极左文艺思潮笼罩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文艺创作自然也受到影响。记得当时我曾看过正式出版的一本书，通篇都是标语、口号，诗歌创作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当时我在延川县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组、通讯组，延安有许多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了我的朋友。由此，我提出要做一本刊物，自己编、自己印、自己看。有人认为这个年轻人似乎太狂妄了些，想要在这样的弹丸小县自创一本文学刊物，可谓非常困难。北京知青陶正当时带着油印机在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村插队，自办了一份通讯刊物。这份刊物办了7期之后，就停止了。我接触到陶正以后，感受到他的文学才气，邀请他到县里一起办《山花》文学报。最初版本的延川县工农兵业余作者诗选《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就是陶正亲自刻印的。这本诗选，可以算作《山花》的前身。

谈到《山花》的办刊宗旨，我想到1965年我写的几句诗。1965年11月，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和中国作协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我当时是延川县贾家平公社的团委书记，是一个年仅25岁的陕北后生。第一次走出金锁关，走进北京城，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等领导人合影留念，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即写下八句顺口溜：“红军儿子，延安娃，炮声中出生，红旗下长大。毛主席给我三件宝，大笔、枪杆、锄一把。扛锄我会种庄稼，挥笔满山开诗花；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工农兵爱啥我唱啥！”

“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就成为我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初心，也成为《山花》的办刊宗旨。后来，诗选《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延安山花》，在国内外发行了30万册。延川县顿时成了全国群众性文艺创作的先进典型。在县革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创作组又不失时机地创办了《山花》文学报。我和路遥干了一个通宵编出“创刊号”，这就是《山花》的创办过程。

记者：《山花》培养出多位优秀作家，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平台。请您谈谈《山花》在培养文学新人、培育良好文学风气方面的举措和成绩。

曹谷溪：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山花》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继路遥、陶正和史铁生之后，海波、梅绍静、觅程、厚夫、远村等作家不断涌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山花》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想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我们请一位富人吃一顿饭，他可能不会太珍惜，而且会考虑这顿饭合不合口味、干净不干净。但如果我们请饥寒交迫的人吃一碗面条，或吃一个玉米馍，他必定会觉得非常美味，对你也十分感激。《山花》主要就是为知识青年和农民作者服务。比如《山花》早期的作者海波，本名李世旺，因家庭贫困只读了一年半初中，便辍学了。他的口袋里时刻装着一本磨破书皮的《共产党宣言》。当时他并不会写诗，他的一首题为《开路人》的诗歌，是我和陶正两人改了一通宵才得以在《山花》第23期发表。虽然他早期的作品非常稚嫩，但在不断的创作中，进步很快。1984年，他在《黄河》上发表了11万字的中篇小说《农民儿子》。随后10年间，海波闭门潜心苦读，不仅自修了大学课程，而且读了他能找到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1973年8月20日，《山花》第20期发表北京知青梅绍静的叙事长诗《兰珍子》，随后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1984年，陶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华新剧目创作奖、全国歌词创作一等奖等。

记者：路遥是从《山花》起步、成长的作者，您和他因文学结缘，克服万难共同创办文学报刊，持续践行“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那么，《山花》对路遥文学创作的起步与渐趋成熟有何作用和影响？

曹谷溪：1969年，我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任组长，路遥是农村通讯员培训班的学员。当时单位住房紧张，所以我们两人住在一个窑洞里，合用一张办公桌。1970年，我和路遥到张家河公社新胜古采访时，路遥写下了几句顺口溜，这也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尽往人前跑；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学大寨就要拼命地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我将这首诗推荐发表在延川县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后来，《延安通讯》上也发表过这首诗。路遥是那一时期在《山花》上发表作品较多的作者之一。1972年9月，《山花》刊发了他的诗歌《老汉一辈子爱唱歌》，后来又发表了他的小说《优胜红旗》。路遥就是扛着这面“优胜红旗”，从《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步步登上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峰。

2018年12月23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山花》有幸位列其中。作为文学内刊的创办者和写作者，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文学内刊是写作者温暖的启航之地。在文学内刊上发表作品，对于青年写作者起步阶段的鼓舞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记者：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请您谈谈《山花》的编者及作者群体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的坚守和实践。

曹谷溪：《山花》第一册合订本中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一朵小小的花儿，生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其实“山花”就是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里面的“山丹丹花”。它生长在环境非常险恶的背阴山洼处，吸收得很少，奉献得很多，是陕北人民极为喜爱的一种野花。从《延安山花》到《山花》文学报的命名，就是想以此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山丹丹花”在贫瘠的陕北高原黄土地上生长，却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在黄土地上生活的文艺工作者，更应该植根于人民大众土壤，为人民、为读者奉献出绚丽的山花。作家不仅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且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山花》的出现，使得“延川山花”现象、“山花作家群”等诸多文学现象进入大家的视野。很多知名作家、评论家谈起这本刊物，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作为《山花》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我不敢说《山花》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意义，但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之际，我希望《山花》和当下诸多文学刊物一起，能够坚持人民立场，不忘“山花”初心，开创更广阔、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