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个作家，主要写小说，写过6部长篇，七八十个中短篇，其中比较有名的几部长篇，像《解密》《暗算》《风声》，已累计译成33个语种，在40多个国家出版，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因为宣传需要，这些年我常应出版社之邀到各国和读者交流。读者读了我的书，一定意义上是在读中国。我想也是这个原因，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读者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和大家作交流。我确实也有些感受和思考愿意同大家分享。作为一名作家，我的感想是相对个体的、民间的，大家不必一定认同。今天我们是以文明的名义进行对话，文明和对话有个共通的心脏，就是求同存异，不比对错高低，比的是理解包容。我相信通过这个会议，世界会多一片理解和包容的天空，这是文明璀璨的天空，风景这边独好。

在我和各国读者交流互学中，我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世界是平的”的时代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交流、对话，是消除误会、减少冲突、正确认知对方最有效的途径。经贸往来是交流，面对面坐在一起开会、对话是交流，互相阅读、传承对方的文艺作品也是交流，甚至是更行得通也更行之有效的。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梅里美说，世间一切都通向一本书——当然是文学书。我们应该都有相似的体会，阅读文学作品决定了我们对某个国家最初、也是最动人的印象。法国一位女大使曾在她北京的大使官邸里对我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可能的文明外交使者。从可能到事实，只有一个翻译家的距离。

说到翻译，我可以大胆下判断，世上不会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优秀的翻译家，继往开来，孜孜不倦，几乎翻译了世上所有伟大的文学名作。就拿法国来说，我个人至少读了200部以上的法语文学佳作，从蒙田、卢梭到拉伯雷、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莫泊桑、左拉、纪德，从大仲马到小仲马，从波德莱尔到兰波、布勒东、萨特、加缪、罗布-格里耶，从杜拉斯到波伏娃、萨冈，从罗兰·巴特到福科，从《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羊脂球》《追忆似水年华》《卡门》《恶之花》《情人》《橡皮》《恋人絮语》等等，太多了！这些作家和作品，我们像熟悉家乡一个地名一样可以倒着念，错着念，念错了听的人会自动更正。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小时候从不认为这些书是外国人写的，虽然人名有点怪，也不会想到是外国人，而是我们某个少数民族。

翻译家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文学，也看到了世界——世界各国，这些国家和我们的祖国既相同也不同，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既可互学互鉴也要理解体谅。作为一个读者，我从中生动领略了异域他国的风土人情，作为一个作家，我从中切实感受到了文学的浩瀚深邃。坦率地说，我写作上的老师一半是“洋先生”，另一半就是我们先辈古人了。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精彩纷呈，从《诗经》《楚辞》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代戏曲到明清小说，从《山海经》到唐传奇，从“三言二拍”到“四大名著”，无不是世界文学殿堂里令人瞩目的瑰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文学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迅速跻身世界文坛的一流作品。比如莫言、铁凝、贾平凹、王安忆、曹文轩、刘慈欣等，摘取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世界顶级文学奖。但相比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热心，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同时与我们各类物质产品遍地开花的海外输出比，我们的“精神产品”包括中国文学“走出来”的步伐还是不够快，不够广，缺乏既定的“轨道”和机会。就拿我本人来说，虽然“走出来”的情况很喜人，但想起来是有些后怕的，因为有太多的偶然性。

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第一本书“走出来”的情况，我的第一个译本是《解密》的英语版，但翻译是偶然遇见的，她在机场候机，飞机晚点，顺便逛书店，在一堆书里唯独拿起我的一本书《暗算》。为什么是《暗算》不是其他书？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从书腰封上获悉，这是一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破译家的命运故事；二是她爷爷曾在二战时期当过破译家，当时还健在。严格说，第二个原因大于第一个，因为她购书的初衷是想看一个中国破译家的故事，然后回去跟她爷爷作谈资。飞机晚点又晚点，一本书看完了，飞机还在天上，她又回去书店，买了我的另一本书《解密》。多年后她对我说，在看我的书之前她对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所知，她是搞学术研究的，专业是中国先秦文化。她看的中文书我都看不太懂，全是线装的，烙着远古的幽深的奥秘。她从牛津到剑桥，漫长的十几年里一直沉浸在中国先秦的时空隧道里，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去翻译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但我的书深深打动了她，也大大改变了她，她踏上了翻译之旅，并且其乐无穷。她现在翻译了我三本书，也翻译了中国其他作家的书。去年她还获得了中国表彰翻译家的最高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她叫米欧敏，英国人，现在首尔大学用英语教授中文，一个很特殊的专业。

好了，因为有米欧敏，一个二战时期破译家的孙女，我的《解密》有幸被率先译成英语，并且又有幸被伦敦企鹅出版社纳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出版社是够豪门的，但它依然可能石沉大海，毕竟这是大部分文学书的出版现状，何况我在海外毫无知名度。这时又一个好运降临我头上，书出版不久（2014年3月下旬），英国一本很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刊发一篇文章，封面上的标题就是“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文章把我抬得很高，高到让我本人都感到惶恐，受宠若惊。

无疑，我遇到了一个有话语权的超级粉丝，但同时也可以肯定他对中国文学缺乏了解。我相信《解密》是部好小说，但类似的好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少说可以列出一串，如果他了解中国文学，也许就不至于给我这样的殊荣。扪心自问，我是误打误撞吃到了一块大蛋糕。然后一石击起千层浪，英国和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对这本书和我本人做了充分报道。英国主要媒体几乎全部出动，《纽约时报》先后做了4次报道，《华尔街日报》5次，其他的更多，多得我盛不下。媒体的关注直接引发了读者关注，让我的书也卖得相当不错。紧接着就有各国出版社来找我签约了，我刚才说了迄今已有30多个译本，包括法语。我的法语书由Robert Laffont出版，据说是一家老牌的大出版社，有“法国出版教父”之誉。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我的“走出来”，从翻译到出版到宣传，几个重要环节都有一定的运气因素。整个过程中，我个人其实没什么选择权，很多事情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偶然推动的，所以无法总结，也难以复制。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来”的普遍现状。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像我们分享世界文学一样来多多地分享中国文学，并从文学中认知中国。我的翻译米欧敏曾认真地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中国多民族、多层次的文化，包括当代文学，都是从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走来的，有许多值得世界停下来欣赏、站起来推广的奇珍异宝。

我的祖国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生活着近14亿勤劳、善良、智慧、诚恳的人民，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积淀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这个古老的国度焕发出勃勃生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期，向世界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发展经验和成功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世界文明成果重要的保护者和建设者；今天的中国作家生而有幸，既能畅通地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同时又处在活力四射、国泰民安的大好时期，热火朝天、多层次、多触角的生活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活水。我个人十分有信心，在未来写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向世界文学致敬，向世界人民致意。

最后，我要对所有致力于中国及各国文学翻译的翻译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是世界文明交汇的最忠诚的信徒、最高尚的使者，正是靠你们的才华和辛勤付出，世界多样的文明才能交流，才能互鉴，才能发展，才有今天，才有未来。

（此文系作者2019年10月21日在巴黎中法文明对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