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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关外的金梁在这一年的关键词是“满文老档”“四库全书”和“国故”。这年谱中的极简一笔，三个关键词，实际在金梁的民国生涯中贯串很长，又与其他行止、著述联缀，构成“五四—新文化—革命”序列之外，另一个路径的民国史。

“五四”，青年们走上街头、高呼救亡、高呼启蒙，是现代中国与帝制中国之间，抽刀断水的一个节点。作为辛亥余绪的北洋，在“青年”“救亡”“反帝”“劳工”等口号声中，步步从斜阳走进日暮。这是梁任公自晚清起便念兹在兹的“少年中国”，热烈，飞飏，希望与旧日告别。政治分水岭是“五四”被主要申说的一面。另一面，与启蒙关联，赛先生到来，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为五四一代除旧布新的文化姿态。那么问题在于，整理国故，是哪个国、什么故？“再造文明”的科学梦之外，还有一群生活在大清国延长线上的胜清遗民，也在亟亟，便不止名物、文化，“国故”即“故国”悬于掌心的一丝游魂。

金 梁（1878—1962），字 赐侯，号希侯，满州正白旗人，苏完瓜尔佳氏，光绪甲辰科进士。金梁一生，历晚清、北洋、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代际，一直忠清，未仕民国。又因旗人身份，是“胜朝遗民”之中更加典型的“胜朝遗臣”。清季，他历职京师大学堂、警务司、奉天旗务司兼内务府事。入民国后，受聘张作霖帅府，为张学良业师，任奉天开埠总办、政务厅长。1919年，国内、国际，皆在风起云涌之际，身在关外的金梁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将早先在盛京皇宫崇谟阁发现、请人翻译的《满文老档》译稿重新校对，定名为“满洲老档秘录”；二是向徐世昌提议影印《四库全书》；三是开始搜集黑龙江方志。

这年谱中的极简一笔，三个关键词，实际在金梁的民国生涯中贯串很长，又与其他行止、著述联缀，构成“五四—新文化—革命”序列之外，另一个路径的民国史。我便想从1919、“满文老档”“四库全书”、“国故”这一脉，讲一讲金梁其人，清遗民的“国故”与“故国”。在这个脉络中，我们怎么重新理解现代中国的确立，它的多面、纷嚣、反复与羼杂。

中年金梁

金梁其人

金梁的字，一生两变。原字锡侯，辛亥后，改字息侯，引《左传》楚子灭息的故事，以作“志辱”之意。“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奉天，避居天津，自此不问政治，1936年夏，改字昔侯，“改息侯为昔侯，亦故侯之意”，以寄昔非。三字迁变，足以勾勒一个轨迹：清社既屋，坚意做遗民，此后不管是职任关外，还是奔走于小朝廷，牵念的都是故国——大清；而日本人站在身后的“满洲国”，他拒绝了。

金梁出身杭州驻防，青年时代，最著名的事迹便是戊戌伏阙，三上万言书，陈那拉太后，“请杀荣禄以谢天下”，请变革国政。汤寿潜《戊戌上书记后》说：“戊戌政变，党锢案兴，逻骑四出，禁会封报，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语，举世奄奄无生气矣。乃忽有人焉，冒死发言，大声疾呼，使人心为之一震，岂非豪杰之士哉？”金梁好友，后来的《大公报》主人英敛之亦受其鼓舞，在《汇报》上发表《读瓜尔佳氏条陈书后》，力陈朝廷幡然改辙，重兴新政。伏阙上书，请杀权臣，发生在政变之后肃杀的政治空气中，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金梁这个人的个性，非常入世，又带有表演型的人格。所以，清亡后，遗民们常喟叹旧日，有“生不如死”之泣，而金梁不太作这种泣血之辞，也几乎没有丧失过斗志。丁巳之变，愤而假归，母亲责之：“今非独善其身之日，岂不闻尽人事以待天命乎!”事实上，金梁也确从未独善过，以他自己的方式积极入世。

“金息侯梁”印

忠节

遗民的核心内涵——忠节。清廷逊位诏下，金梁随即侍奉母亲由奉天避居大连。1913、1914年在张作霖府任教席时，撰写《愿学录》《务本篇》（翌年修订，改名《德量篇》），采经史体例，分忠、孝、节、义四纲。金梁在《愿学录叙》中说：“爰取孟子愿学之义名其篇，虽然君子处混浊之世，降志辱身，弥缝补救，此中自有不得已之故，草间苟活，一钱不值，岂真出于其愿哉。”《务本篇叙》中说：“夫忠、孝、节、义四者，立人之大节而立国之大本也，求之于今不可得，不妨求之于古，求之其人不可得，不妨求之其言。于是采取经史，凡一行一言有可以为古法者，按类节录，辑为是篇，当独处穷庐，风雨如晦，时出一读，不啻聚古今忠臣、孝子、节义之士晤言。”此后陆续修订、增补，1924年11月，完成《德量篇》全部篇章。

金梁参与的遗民褒忠，最重要的是1923年冬增补、再刊吴庆坻撰《辛亥殉难记》。辑遗民录，是遗民在时事推移、“斯文垂丧”年代重要的文化表达，以徵人心未去。他还补辑清史稿《遗逸传》，将未列入儒林、文苑的明末遗臣辑入遗逸。金梁为满洲八旗，清代明，自然是“顺天应人”，但他同样认为那些在明亡后数十年间浮海入山至老死不变者，“何其壮欤！”他曾自陈辑录明末遗民史事的初衷——“春秋大义，当以万世之是非为衡，不得以一时之是非断之也”。

忠义叙事，包含着家、国同构的历史内容。修订辛亥殉难，一则表彰忠烈，二则，金梁所增补内容多为八旗驻防死难与死节，关联着家史、族群的历史。岳父文荣辛亥时任云骑尉，所部未抵抗即被革军缴械，文荣投水而死，有绝命诗句“清流北向是臣死”。胞侄熊文亦在交战时负伤，几及身死。好友贵林，时任杭州驻防协领，在协议光复的情况下，仍被枪毙，汤寿潜多多少少因为此事心灰意冷辞去浙江都督职，陈黻宸收养贵林一子二孙，改名换姓，视如己出。金梁因“同族之忠孝著，而湮没不彰者多矣”，先辑杭州驻防殉难录，再增西安、江宁、京口、荆州、福州、广州等驻防死难事迹。他在《重印辛亥殉难记跋》中提及祖父苇杭公所辑《道光庚子壬寅乍浦驻防八旗殉难录》、父亲桐山公所辑《咸丰辛酉杭州驻防八旗殉难录》，提及伯父蔼如公巷战阵亡，尸不可得，伯祖观续公、竟成公先后阵亡，从伯父文瑞公、从叔父彬瑞公、先叔父云瑞公皆同殉难。1909年1月，金梁就编撰过《瓜尔佳氏忠孝节义合传》，记一门忠烈事迹，书后附《述德记》，讲述杭州瓜尔佳氏渊源。1924年冬，他又绘制了《瓜尔佳氏九忠四节三孝图》，“以光家乘”。

金梁著述，以“瓜圃丛刊”名之。瓜圃，便取自瓜尔佳氏之“瓜”字，为金梁家宅旧园之旧称，原址在浙江乍浦城内，后随所居地而称，没有固定之所。晚年，常自称瓜圃老人，是为念念不忘瓜尔佳本姓。郑孝胥在《读杭州瓜尔佳氏节孝忠义合传乃金梁息侯家乘》诗中说：“一门节操照当时，追述真成字字悲。谁是伤心古怀抱，好收忠义入肝脾。”遗民入新朝，常常因“不死”而生耻感，追述前朝忠义，则不仅是逃世的消遣，也是乱世自活的心灵慰藉。

“一门九忠四节三孝”印

“头白汗青”

“逃山浮海”是文人表述中的遗民行止，但在现实中，并没有那么辽远的山海可以逃跑。除了聚在一起“诗酒酬唱”，著述、辑佚，尤其写史，是最能寄托遗民心绪的。辛、壬之际，金梁不过34岁，此后五十余年生涯，基本就在与“国故”的相伴中度过。中国人修史，系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世运人伦，使生者得以继往圣，亦使死者可以不死。金梁在1924年冬初辑《瓜圃丛刊》三十余种，原本拟定的书名为“国故零刊”，从中可知，著述本心，是希望飘零的国故不至湮没不传，做点滴努力。这与新文化诸人的“整理国故”，既殊途，亦不同归，一个朝向未来，一个则全在回望过去。

对比沈曾植、陈三立、章梫这类遗老，诗文中多见“鹃血”“垂泪”“戳民”“流人”意象，尽是“偷活劫烬”的劫余心志。而金梁则少放悲凉之声，从奉天到赴紫禁城小朝廷任内务府职，清宫典藏，文物典籍，他的辑佚、修史、著述带着更明显的“遗臣”况味，声名文物之外，族群、群性是他更着意追忆和打捞的。我们来看一看，金梁的民国岁月，做了哪些与“国故”相关的事，这些事情背后又关联着什么样的政教诉求。

金梁改署息侯原因（《真报》1948年2月16日）

满文老档

1908年，金梁典守盛京皇宫期间，在崇谟阁发现《满洲实录图》和《满文老档》一百七十余册，为乾隆时重抄本，记录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间重要史事。1910年，金梁派员翻译，1915年，定名《满洲老档秘录》在奉天出版，全书共四册。因译员水准良莠，金梁本人又不通满文，译本质量不佳，1916年，金梁招聘满汉学士重译，至1918年书成，他投书张元济并寄了书稿，希望在商务出版，但并没有被接受。不知道是金梁索价5000元的价格吓退了商务，还是书稿错误过多，质量不过关的原因（金毓黻作《满文老档考》，批评金梁是书，疑点甚多，指其有“三误”），亦或者，遗老们的“顾恋国恩”并不为人欣赏。张元济在日记中记录此事，“不能印行”，商务印书馆拒绝了这部定名为《清初秘史》的满文老档。此后，金梁一直陆续重新校对译稿，并谋求出版。直到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社科院历史所合作，以金梁发现的崇谟阁乾隆重抄本为底本，将之全部翻译成汉文，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清史研究的重要基本史料。

金梁题署《道路月刊》（1926年19卷2期）封面 资料图片

内阁大库档案

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挽救是近代史、学术史上一段佳话，众所周知的出场人物是罗振玉。但这批档案最后被从造“还魂纸”的工厂救出来，与金梁有很大关系：“壬戍春（1922年3月），有持硃笔抄谕题本之类诣梁求售，审系大库存件，询其来处，坚不肯言，亟以重价饵之。宝沈盦宫保亦见数纸，梁展转访求终不可得。后忽忆前数年前，在悦古斋主人韩某处曾购题本经筵讲义、高宗硃笔批改联语等件，亦大库物，立往访韩，竟能知其详，谓：‘同懋增纸店实购自历史博物馆，八千袋费四千金，将运往定兴县纸坊重造纸料。’闻之大惊，乃定期约雪堂、沈盦偕往同懋增，则谓车运造纸已过半矣。仅检留数袋立许五百金携归，并嘱速追余件，当三倍其原值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陆续运还。……此项库书为明清二代国故所关，幸得雪堂先生一人之力，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水劫，殆有天意存乎。”而罗振玉设法从同懋增老板手中买回档案的过程，是由金梁具体出面洽淡，罗振玉背后出资，以金梁的名义购买下来的。

金梁名片

《清史稿》关内本与金梁关外本

1914年袁世凯正式颁发大总统令设置清史馆，众清遗民参与其间，借以“酬报故国，诛奸发潜”。1928年7月，《清史稿》全书告成，此书由黑龙江省出资协助出版，于1928年在北京首次印刷。刘成禺《清史稿之纂修与刊印》文中，称金梁为“此修印清史稿之幕中人物也”，并概述《清史稿》各版本：“《清史稿》印本有四：曰北京初印本，曰东三省改正本，曰东三省增修足印本，曰日本广岛精印本。”1928年的刊印工作，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袁因忙于政务，转托金梁负责校刻书稿。金梁利用负责刊印之便，按己意修改原稿，增补《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等，书后，又自撰附刊《清史稿校刻记》。书籍印成，共1100部。北京初印本，即《清史稿》关内本，为1928年印刷的1100部中留在关内的700部。当时清史馆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当即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后重新发行，并删去了金梁所作的《清史稿校刻记》和其中的《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改订了金梁在“清史馆职名”中擅加的称谓，删去了“易类”书目64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劳乃宣传》《沈曾植传》等个别传记。因此称为关内本。东三省改正本，即金梁运往奉天的400部。东三省增修足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是1937年金梁在关外本的基础上，亦删去《附·张彪传》《公主表·序》及《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传》《朱筠传》《翁方纲传》，简化了《赵尔丰传》。后来日本人得到《清史稿》关外二次本，重新排印大字版，装订十函，并加入金梁的《清史稿校刻记》，是为广岛精印本。

金梁各时期著作封面

四库全书

1919年金梁向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提请影印《四库全书》，1921年再次上书，请印《四库全书》，1924年初，金梁撰《四库全书纂修考跋》，重提影印事：“《四库全书》集古今学术之大成，一朝盛业中，古所未有也。……使中原文物照耀全球，此世界文化所关，亦吾国之光也。”此文刊载在1924年5月《东方杂志》21卷第9号，金毓黻称赞：“言之颇详，足备史乘。”1928年，金梁任奉天通志馆总纂期间，向省政府提出续修《四库全书目录》，并撰《四库全书目录续编序》《四库全书目录续编凡例》及《四库全书目录续编分类目录》，辑《四库全书孤本选目表》《四库全书校印记》。1931年4月30日，金梁与高阆仙、董重、金毓黻呼吁东北当局，刊印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1933年8月，金梁选印《四库全书》部分内容，刊载在《时事新报》上。今人评价金梁在刊印《四库全书》的贡献时说，金梁这些主张虽然都未能实行，却成为此后选印《四库全书》珍本的先声（《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金梁还为征集《永乐大典》积极奔走；1924年5月，在内务府交接清查古物时，发现传世国宝青铜器散氏盘和且丁鼎，金梁立即邀请马衡、孙伯恒、陈淮生一同鉴赏，大家合议摄影、作拓片进一步研究；1924年8月在上海与柯劭忞、辜鸿铭、陈三立、郑孝胥、王国维、罗振玉等20人共同发起成立东方学会。

金梁临金文《卫公叔敦》

清宗室史志

从1908年任职奉天开始，金梁就在留意和搜集清宗室王公的各种遗存。先后整理、编辑《宗室王公世爵袭次册跋》（1909），《盛京故宫书画记》《奉天宫殿宝物图录》（1912），《清帝后御笔书画真迹册》（1916），《德宗景皇帝御制诗文稿本跋》《盛京故宫书画录》《大内库藏吉金目录》（1924）。1921、1922年，金梁两次向溥仪提议建立皇室博物馆，并作了很详细的《皇室博览馆条议》，1928年12月5日，在张学良建议下，奉天省长翟文选下聘书聘请金梁任东三省博物馆委员长，金梁以奉天故宫为依托，改组机构，清查古物，改造陈列设施，“发扬国故，沦进文明”。

金梁撰篆书对联（《北洋画报》1934年）

龙江史地

1914年冬，金梁在《盛京时报》连载奉天古迹考证文章，集成1卷，名曰“奉天古迹考”，铅字排印，由奉天作新印刷局出版发行。1916年，以奉天财政厅厅长名义，通令各县，编乡土志，后得四十余县所编乡土志，撰《奉天乡土志叙例》。1919年始，金梁开始收集黑龙江方志，至1924年，积方志史稿百十余箱，充满数屋。1925年5月，辑成《黑龙江通志稿》，“余别满洲久矣，白山黑水，徒劳梦想，而龙江故实，日事编摩，尤念念不能忘”。1928年11月17日，奉天通志馆正式成立，金梁、王树枏、金毓黻等任总纂，1934年10月，《奉天通志》成书刊行。

上列金梁在抗战前的主要著述，可以看到明显的“满洲”与“清室”印迹。这中间还包括他自晚清任奉天旗务处总办期间，便着手创办的各类迁旗殖边、筹备八旗生计等事，“为边蒙谋开辟，并为满洲固根本”。在以个人行为修订《清史稿》时，将自己撰写的英华（英敛之）、震钧及祖父观成的事迹，置入列传，并撰写《清史太祖本记赞》《清史圣祖本记赞》《清史世宗本记赞》《清史宣统本记赞》等；收集清代帝后御笔书画，“此当藏之家庙、传之后世，不得视同寻常书画，凡我子子孙孙其永宝之”。联想到萌昌当了北洋的官，代表民国政府入紫禁城致贺溥仪大婚，代表完民国，又代表自己跪下，自称“奴才”，给皇上行礼。不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称呼，这代表了一个族群世系。金梁也在这个世系当中，他的民国岁月，书写，奔走，除了忠王朝体制、“中国文化”，还包括忠于清室，秉笔俯仰山川，念念不忘白山黑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势力直入东北，“满洲国”呼之欲出，旧日好友同僚郑孝胥、袁金铠、罗振玉、宝熙、三多等人纷纷驰驱“王道乐土”。金梁则携家眷离沈赴津，从此 “闭门养疴，不问世事。”1932年，《申报》上登“金息侯先生鬻书文”：“金息侯先生梁，自去秋沈变，即携眷避津，鬻文为活，不问人事，即未卖国，亦不卖主，立身自有本末，不辨自明。”金毓黻评价他：“先生素以清室遗臣自命，而未肯受伪命，亦至不易。”再看他的晚年著述，1933年秋，根据早年日记，“择有关朝章国故者撮录成编”，出版《光宣小记》；1933年12月，辑《清宫史略》，主要内容为清宫礼仪、宫殿、宫规、宫制、典籍、书画等史事；1934年春，自行刊印线装铅印本《清帝外纪》1卷，《清后外传》1卷；1934年5月，撰《重印文苑传叙》，补俞樾、王闿运、王先谦、郑杲等传；1934年10月，自行刊印《光宣传列》，全书共6册，41卷，系自《清史稿》抽印；1934年12月，汇钞《翁文恭公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越缦堂日记》四部日记，仅取其中论人部分，剪裁成传，前后贯串，辑成《近世人物志》，凡六百人，郑逸梅评价“虽述而不作，在文史上是有相当贡献的”；1935年5月初，出版第三版《瓜圃丛刊叙录》；1935年6月，撰《重印忠孝义传叙》，亦为《清史稿》脱胎、增补而来，“意在提倡中国固有之道德”；1936年初，开始着手整理清史资料，准备写一部《清通鉴》；1936年，撰《四朝佚闻》2卷1册，述咸、同、光、宣四朝轶闻佚事。所述、作著，皆为胜朝遗事。

此后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天津做寓公，主持“俦社”，诗酒自娱，已基本不再著述。依然对比沈曾植、陈三立，金梁是清遗民群类中相当积极入世的那一类，而他守的，并不是广义的中国，是立身于清朝的那个中国，他的“国故”，是弥散的清帝、后之国、之故。因为人高调张扬，讥评也很多，习惯向遗老遗少们飞白眼的鲁迅先生就点过金梁的名，“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主持所译满文老档，疏漏错谬颇多，孟森评之曰：“窃取《东华录》，做伪欺人。”有人指其任东三省博物馆委员会，清查文物为名，“内府图章盗已空，又来关外管皇宫。小胡见客直是绺，顶到亡清以后红。”因小朝廷事，罗振玉、郑孝胥交恶，金梁瓜葛到龃龉，直接被罗继祖回忆成“这个人很无聊”“很好出风头”“是个十足的政客，但手腕并不高明”。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还有一幅金梁小像：“（1925年）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号，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号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号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

遗民行止，有许多仪式性、表演性成份，例如凭栏、泣血等等意象的营造与反复述说，金梁大概算是更加典型的“戏剧人”。但我们看一个人，也不能就此顺势讥评。他的入世，有戏剧，亦有真实的用世之心。相比于袖手谈心性，他是一个实干派，愿意做事。这份用世之心，一直延续到1949之后，人生还有一笔收梢。1950年，由天津迁居北京，在国家文物局任顾问，开始撰写北京地方掌故及地方名胜志略，以七十五高龄撰著《三坛》《大北京》《雍和宫》，1953年，金梁将所撰《天坛志略》《雍和宫志》自行刊印。1954年，“一定要解放台湾”号令下，金梁开始查阅台湾地区历史资料，着手撰写《台湾史料》，次年稿成，自行油印线装成书，分送各地图书馆。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舞下，投入清史整理工作。八十高龄，写下“故京文物奂然孤，草木欣欣向阳春。春色满园齐解放，天平来会天平父”的诗句。

书写还原到生命语境之内，连同他一生的经历，我们看到，作为清遗民，他有拒绝的姿态，但并不像鲁迅先生讲的，凡民国皆可恶。他与胡汉民、汤化龙、谭延闿为同科进士，虽为遗老但并不寇仇革命，称他们为“革命三同年”：汤化龙厚重，谭延闿宽和，胡汉民坚卓，皆有不可及处。他想要保留的是他心目中的“王道”与“国故”。在1919的风云中热烈希冀未来的，却有许多人在此后岁月失望、折戟、消隐，遗臣金梁则迎来了更新、更激昂的世代。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