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浩文 （资料图）

《绝秦书》修订版

编者按

作家张浩文于2013年面世的长篇小说《绝秦书》，以其苍凉的笔调，叙述了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八年旱灾的发生全过程，直面人性的复杂暧昧，赞颂了民众的守望相助。

《绝秦书》一出版即获关注，曾获中国作家2013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五名、第三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首届南海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第四届柳青文学奖等荣誉。出版七年来热度不减，评论文章不断。近日，《绝秦书》修订再版，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网上讨论此起彼伏，各地《绝秦书》读书会轮番举办，网上听书听众达百万人次，英文、法文译本也在出版当中。

11月27日，张浩文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新版《绝秦书》有两个结尾

海南周刊：《绝秦书》出修订版的初衷是什么？与原版有何差异？为何如此火爆？

张浩文：这次修订除了对原文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纠错之外，最大的改动在小说结局。这次的结局是全新的，一些主要人物的命运，比如周立功、旱地龙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周立功起死回生了，旱地龙提前死了。这个结局本来是原稿就有的，但在第一版出版时，因为种种原因，被弃用了，新版其实是恢复了小说最初的格局。当然有些读者可能仍然喜欢第一版的故事，我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把第一版的结局附录在后。所以，现在这个新版《绝秦书》有两个结尾，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文本的开放性是先锋小说的实验之一，我这个不先锋的作家也不妨新潮一下。

有读者反映，《绝秦书》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打捞，更是启发了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深思。有忧患意识的读者很多，他们与这部小说发生了共振。这应是本书火爆的原因。

海南周刊：《绝秦书》的书名读起来有一种悲怆感，您当时取这名字时，有怎样的思考？

张浩文：“绝秦书”这三个字确实沉重。我用它，有三重意思：首先，它写的事情主要是发生在陕西（包括整个西北）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一场大旱灾，这场灾难造成了当时陕西三分之二的人口折损，陕西古属秦地，简称“秦”。当时的报纸曾以“秦人几绝矣”的惊呼形容灾难的惨烈，所以我借用了这句话，用“绝秦书”命名这本书。其次，“秦”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上部是双手持杵，下部是成堆稻谷，表示用杵状农具打谷脱粒，意为“收获”。民国十八年大旱，庄稼绝收，描写这场大灾难的小说命名为“绝秦书”，不是很恰当吗？第三，更深层次地说，“秦”不仅是指某个地域，并且连带地指向一种文化。这本书起名“绝秦书”，既是对这场灾难深层原因的揭示，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期望。

所以，《绝秦书》绝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灾难的小说，它其实是借灾难做表征来思考近代乡土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伦理等所面临的局面和转型。正像著名评论家杨光祖所言：“《绝秦书》是一部命运之书，是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入描写和反思。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文化寓言小说。”

尊重传统比任性突围更考验耐心和技能

海南周刊：《绝秦书》从出版至今，获奖无数，七年之后再版，又反响如此强烈。由此见得这部小说持久的生命力。您认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应具备什么样的质素？

张浩文：成就一部好小说的因素很多，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在我看来，最起码应该具备这些素质：首先是对人的关注。过去有句话，“文学就是人学”，这句话在我理解，应该是文学要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命运，人的存在境况。其次，小说应该介入现实，对当下的社会发言。凡是有意隔离现实和歪曲现实的文学，都不是好文学，小说亦不例外。在几天前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批评家说，古今中外，凡是直面现实的作品都世代流传，杜甫就是因为《三吏》《三别》这样的作品被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史诗”。再次，小说是一种艺术品，它有自己特殊的规定性。打破这种规定性可以被标榜为创新，但创新并不都能为艺术加分。在我看来，尊重传统比任性突围更考验作家的耐心和技能，把小说写得像小说比不像小说更有难度，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是一个艺术保守主义者，我喜欢正儿八经的小说。

海南周刊：《绝秦书》中涉及很多史料，这些史料是真实的吗？在您创作这部小说时，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浩文：《绝秦书》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我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小说中，那个特定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西安之围、凤翔剿匪、中原大战等，都被纳入笔下。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尽管有一定的依据和原型，但基本还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必须符合特定的时代氛围和必然的逻辑关系。

创作这部小说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也就是说，用什么语言方式去言说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恢复汉语语感，严禁语言穿越。在我们已经习惯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流行词汇后，稍不留神就会闹出越位笑话，这相当考验作家的学养储备和叙述耐心。另外，一个相对客观的叙述态度，即零度化的叙述语调，对描写灾难的惨相是十分必要的。但惨相往往会刺痛作家，作家很难抑制自己的感情，会忍不住跳出来评论和抒情，这样做反而破坏作品刻意营造的“冷漠”效果，减弱了它的冲击力。我在写作中，要时时跟自己的同情心做斗争，而我又是同情心泛滥的人，这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海南周刊：有评论文章把《绝秦书》称作秦地“风情画”，您自己如何理解这个说法？

张浩文：《绝秦书》中有大量的风俗民情描写，比如端午节耍社火，春节扫社、敬祖宗、拜年，小孩满月搽黑脸，祈雨时舞龙，等等。这些风俗今天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还有，小说对关中平原四时节令的描写，对各种庄稼植物的刻画，对人与土地血肉感情的抒发，还原了一个曾经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关中西府大地。说实话，我在这么描写时心情是忧伤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旧梦前情，《绝秦书》只不过是为我们凭吊往昔留存一点念想而已。

阅读不需要多而需要精，需要慢

海南周刊：读过《绝秦书》，我最大的感觉是细节很饱满，丰厚。但现代人似乎更执着于手机微信上的碎片化阅读，您能否给读者做些提点，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进入这本书的阅读？并从这部小说中吸收到哪些营养？

张浩文：说实话，写小说最难的，不是编织故事，而是刻画细节。任何天马行空的故事，都必须依靠细节来落实。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区别就在于，通俗小说只有粗线条的故事，而缺少踏实的细节，因此显得虚假突兀。作品的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却不能虚构，只能发现，这需要作家的艺术敏感和艺术耐心。而阅读文学作品，有鉴赏力的人，正是在品味细节中发现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阅读不需要多而需要精，需要慢，需要耐心。

海南周刊：听说您的下一部小说叫《西风破》？能否透露一些梗概或创作细节？

张浩文：这部小说已经接近杀青了，估计年底可以完成。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绝秦书》的后集，从地域上看，它还是关中平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承继《绝秦书》的结束时间，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故事梗概是，一个烈士的遗孤，经历千难万险，穿越历史尘烟，去寻找父母死难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