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身体一部分就此消失
来源：文学报 | 淑娟 2019年11月30日09:10
出道至今22年，吉田修一已然开启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写作的双重通道，至今累计出版了近四十部具有丰富面向的作品，颇受各类奖项的青睐。
从今天回望过去，2002年之于吉田修一是个“出乎意料”的年份——34岁这年，他先是凭借长篇《同栖生活》获得第15届山本周五郎奖，没过多久，中篇《公园生活》又斩获第127届芥川奖。
或许可以把2002年当作吉田修一写作生涯的某个标记，同年获奖的这两部作品也包含着一些相近的质地：两部作品都以某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合租的公寓/公园）作为容纳人物关系和安放事件的“场地”，它们的主人公也都是来自外乡、在东京打拼的青年男女。
如果将《公园生活》进行简要提炼，男女主人公先是在地铁上偶然相遇，他们原以为这番对话不会有后续，然而后来，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被设定在东京市内商场高楼环绕的日比谷公园，他们都常在公园吃午餐，从而得以若即若离地交谈。从“地铁”这一紧张陌生的公共空间，到在“公园”里分享都市工作以外的难得放松和闲暇，最后两人相约同去摄影展。那里展出的照片是女白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也是在网络小游戏里“我的替身”曾涉足的地方。当关系慢慢走近，那一刻，两人的对话穿过影像和游戏构建的虚拟时空，直接指向了属于私人领域的故乡之回忆。他们也就此对两人的关系做出了现实的决定。
小说中，每一次空间的转换都带来两人关系的推进，在这一过程里，“日比谷公园”的模样也逐渐清晰。就如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收录的一个短篇《公寓》，三个人的关系就是以公寓为舞台得以推进，空间成了盛放人物关系、推动故事情节的容器。
吉田修一在访谈中提到过，他的写作顺序总是先确定地点，再确立人物，然后才是故事。他的作品选择的空间大多从真实生活中取材，使用真实的地名。比起纯粹架空和虚构的空间，这或许更考验写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捕捉和洞察。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还有另一个中篇《Flowers》。较之“平淡”的《公园生活》，《Flowers》在情节上有更多类型化的影子，虽然篇幅上仅是个中篇，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恶人》和《怒》的痕迹来。通过这两个作品的对比，我们恰好可以读到吉田修一结构中篇的两种方式。
《Flowers》的主要情节是：奶奶去世后，原先在乡下给叔叔开的石材铺搬墓碑的“我”，在妻子鞠子的鼓动下离乡来到东京打工。“我”每天跟车给自动售货机配送饮料，却被卷入同事的偷情事件里，甚至见证了职场霸凌；与此同时，妻子鞠子成了个演员，有了自己的社交圈。两人无力应对都市生活的冲击，成了一对各行其是的夫妻。
如果说《公园生活》讨论的是都市中人如何建立起彼此间真正的联系，那么《Flowers》更类似于它的“前史”，见证了在都市生活冲击下，原先稳固的家庭关系实质上分崩离析的残酷。
在吉田修一主副线交织的叙述中，“过去”和“现实”双重时间都各自迎来了情节的高潮：故乡的盛夏，“我”在大雨中的墓地被淋得浑身湿透，决定离开故乡；现实中，“我”决定在公共浴室中以暴力回应上司的职场霸凌。浓墨重彩的两处情感高潮，前一个直接推动了后一个：如果说故乡最终指向了坟墓和逃离，那么剥离了家族荫蔽、以职场关系重组个人生活的都市现实中，个体更加无处逃遁。
于是，在这两个总计约7万字的中篇小说里，呈现为生活的两种可能：是要选择停留在时间的序列里，将生命交给过去不断复演和延宕，还是在崭新的空间里一点点重塑自我、构建和他人真诚的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