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轻时的王道乾先生

我和王道乾先生是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认识的。1979年4月我进入刚刚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还在筹备之中，几个月后姜彬所长、王道乾副所长上任，文学所正式成立。这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先生”、“女士”、“小姐”等称呼还没流行。文学所里对年长的同志，都习惯在姓氏前加“老”称呼，对王道乾先生大家都称呼“老王”，对姜彬所长也称呼“老姜”，人前人后莫不如此，他们都不以为忤。直到现在，文学所一些老同事谈到他们，仍称“老姜”、“老王”。我在这里称王道乾先生，是顺应现在的习惯。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就被他的外貌所吸引：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身板硬朗，方正脸型，茂密且根根直立的头发剪成像鲁迅那样的样式，浓眉大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鼻子比一般人高些，下巴微微凸前，乍看面相很像古希腊哲人。我心里暗想，难怪他是法国文学专家，说他就是法国人，也有几分相像啊。王先生衣着朴素得体，常年穿中山装，偶尔也穿中式上装，待人总是彬彬有礼，平时话不多，说起话来语气平和，不慌不忙，而文静中又带几分严肃。他不是那种乍接触就让人想亲近的人，但同王先生交往久了，会渐渐感觉到他待人的真诚、善良和热情。

文学所成立初期，社科院分配的办公室只有三间：三楼一小间是所长办公室，一楼有一大间，一百多平方米，供办公室、资料室、外国文学研究室和古代文学研究室使用；三楼屋顶平台上的简易房一间，将近五六十平方米。由理论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合用。由于王先生兼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所以他在一楼大房间的外国文学研究室区也安置了一张办公桌，待在这里的时间比在所长办公室要多。

那时，社科院特别强调学术研究队伍的“老中青三结合”，也强调老年学者对中青年学术后辈的“传帮带”，而青年科研人员也大多虚心向中老年学者请教。我向王先生求教可以说是随时随地，走廊里遇到可以，院门口见到可以，然而最多的是在一楼他的办公桌旁。文学所的科研人员每周二、五两天必须到所，或研究室活动或全所集会。遇到这两天，午饭后科研人员陆续离去，我就到一楼的外国文学室向王先生求教。王先生从不厌烦，即使我的问题太幼稚肤浅，他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并且针对我的欠缺指导弥补。这样的求、教慢慢多起来，我们的关系也由生疏变得比较熟悉，这当然承蒙王先生不弃。王先生吸烟，那段时间好像经常吸烟斗。讨教时，我隔着办公桌坐在他的对面，他边吸烟斗边说话，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夹握住烟斗，将烟斗的吸嘴部轻轻放进嘴唇的左角，慢慢吸上一口，烟斗里的烟丝随之闪亮微微的红光，蜜糖般的甜香飘溢四散，他缓缓吐出淡淡的青白色烟雾，在两人间形成一层轻薄的烟帘，透过它我看到慈祥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听到轻柔徐缓又清晰中肯的言谈。

让·弗莱维勒选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平明出版社，1953） 王道乾译

我们谈过学术研究的兴趣，王先生说，治学离不开兴趣，但不能当成游戏，要有敬畏心、责任感。我们也谈过研究的视野、角度等问题，王先生说，学术研究也没什么神秘的或者规定的视野、角度，就好像切蛋糕，你怎么切都行，但你要讲清为什么这样切、这样切你发现什么、有什么好处等等。有一次我说起所里一位中年学者的词汇量特别多，文章写得华丽，要向他学习，王先生说质朴也是风格，他喜欢质朴的文字。王先生督促我学习逻辑，说掌握逻辑思维方法，是研究学术的基本要素之一；还说，在西方中学就有逻辑课程，而中国要到大学才讲授逻辑，这是不应该的。我问他中国哪位学者讲逻辑最好，我从哪本逻辑著作读起。王先生说，金岳霖研究逻辑是好的，建议我先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的《形式逻辑》。在这次谈话之后一星期再见到王先生时，我说没找到这部书，王先生听后没说什么。几天后，王先生找到我，递给我罗森塔尔的《形式逻辑》，说，“这是我自己的，你看时要当心，看完还给我”。我当天就开始阅读此书，越读越有兴趣，读了一遍又读一遍，然后还给王先生，还说了一些自己的阅读喜悦。在这本书里，有不少王先生的眉批，成为我学习逻辑的指引或参考。后来，我又结合阅读《资本论》读了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等。王先生的这些教导让我受益终身。

王先生在所里分管青年科研人员培养工作，非仅对我，对文学所愿意向他求教的其他青年科研人员，他都不吝赐教。古典文学室有位青年科研人员，经常在中午找王先生“讨教”，王先生常常因此不能按时进餐，却从不拒绝，待这位同志“讨教”结束再去食堂。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初进文学所，王先生写信给她，提醒她尽快适应生活环境、工作方式的变化，明确新的“社会责任已经落在肩上”，希望她“首先集中地抓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不是做到略知一二，而是从体系上力争掌握起来”，还叮嘱她要有目的、有计划、带分析地广泛阅读中外文论和作品，希望她写读书笔记，重视学习和研究方法，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敏锐地抓住”，还要“强制自己的思维活动按照严格的逻辑去进行。必须养成良好的健全的思维习惯”等等。当年参与文学所办公会议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王先生对所里每位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规划逐一审阅，然后分别谈话，给以指导。我也听王先生说过，文学所每位青年科研人员上报的学术成果，他都找来看过。

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王道乾译

王先生十分重视学识与学风建设。在文学所学术会议上或同我的交谈中，强调做学问要有深厚扎实的基础，要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不要急于求成；他说学术研究不能赶时髦，不要曲意迎合，随波逐流；他说考据是必要的，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但不能为考据而考据，不能满足于考据，考据要有史的观念，要为历史研究服务。他劝诫科研人员不要热衷在报刊发表“豆腐干”文章，研究要有长期规划，选择有意义有价值的课题，有阶段性目标；要敢于发表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又要有能够听取不同见解的襟怀气量，等等等等。那时，继恢复稿酬制度之后，全民经商的“下海”大潮正波涛涌动，这些治学的老生常谈，对于文学所优良学风的建立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健康成长，都是矫枉扶正的金玉良言。

在我心目中，王先生是学者，是老师，也是父辈。因此，我们的交谈也并非总限于学术工作。我也向王先生“诉过苦”。1980年代初期，社科院恢复评定职称，规定同学历挂钩，“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律视为大专学历，实习研究员任职五年方得申请晋升助理研究员；如果是“大专”学历的，不仅每年完成的工作量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一倍，而且五年间必须年年如此。我是“文革”末期上海高校“试点研究生班”毕业的，同样被定为大专学历。我在院内第一批定为实习研究员，每年的工作量达到甚至超过规定的一倍以上，但以后申请晋升职称一样有学历问题的困扰。于是，我想暂停研究工作，报考高校研究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王先生。他对我说：这样的规定的确不够公平，但不公平的事哪里都有，哪里都一样；做学问，归根结底还是看实际能力和成果；你的那篇讲“孤岛”时期上海电影情况的文章，就有硕士论文的水平；与其花几年时间拿个硕士学位，不如用这些时间好好研究课题，写几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他还说：“文学所是我最后的工作单位，没几年我就要退休了，你就在这里陪陪我吧。”就是王先生的这一席话，让我打消了报考高校研究生的念头，在随后几年里，专心进行创造社研究和“孤岛文学”研究。然而，为了解决学历问题，在王先生去世之后，我还是不得不通过在职学习，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让·弗莱维勒《左拉》（新文艺出版社，1955） 王道乾译

我和王先生经常中午一起在社科院食堂吃饭。那时，社科院食堂的午餐通常有六七种荤菜与素菜，主食有米饭、面条、馒头、包子等，在当时还算丰盛。王先生的午餐有他的“标配”——四个肉包和一碗菜汤，总共贰角钱。如果没买到肉包，就吃面条或馒头。我问他是不是喜欢面食，他说是，也因为肉包进食方便，节省时间。如果午间有事或与他人谈话不能按时进餐，他会递给我食堂的代价券，让我帮他先买好“标配”在食堂等他。有时“标配”已经凉了他才赶来，也毫不讲究地慢慢进餐。吃饭时，往往都不多话，饭后，有时我会陪他在社科院的院子里散散步。这也是我们聊天的时间。这样的散步聊天中，他讲过一些上海学人的趣闻，诸如：钱锺书先生在上海时便有了“两脚书橱”的雅号，他说“这样的学者不能没有，但学者也不能都这样”。

我第一次去王先生的家，是在1980年代中期，他的家在静安寺附近的美丽园，是上海常见的那种里弄楼房。按门牌号码找到房子的后门，门口就停放着王先生经常骑的自行车。这部自行车已经旧了，质量依然不差，好像是英国产的名牌“蓝翎”。从后门进去是几家住户共用的厨房，沿楼梯上到三楼，就是王先生家了。三楼好像有两个房间，近楼梯口的一间朝南，顺走廊向东走几步还有一间。朝南那间有一扇落地钢门，门外是小阳台。门里靠墙放了一张写字台。王先生和我就在写字台旁坐着讲话。我先说在门口看到他的自行车，问他车子是不是一直放在下面，因为当时上海经常有偷窃自行车的事发生。王先生说不是，车子到晚上就由儿子扛上楼，放在走廊里，早晨儿子再扛下去，放在门口。我说院里安排有车接送你们所领导上下班，你为什么还要骑自行车呢。王先生说，一部车要接送几个人，几个人又不住在一处，碰到有什么意外情况，等的时间更多，有次他站在弄口就等了二十多分钟，而自己骑车到社科院用不到一刻钟，“所以我就不乘他们的车了。自己骑车可以掌握时间，也是一种锻炼”。我们谈到阳台上花盆里种植的芦荟、紫罗兰等，王先生说，他种的都是生命力强的植物，不用太操心，它们也不死，“我喜欢绿色，没事就看看它们”。这时，从敞开的阳台门由外飞进屋内两只鸽子，落到楼梯口天花板下的一个凹处，咕咕咕咕不停地叫着。我说我小时候也养过鸽子，问王先生这两只是不是他养的。王先生点点头，说鸽子和他特别亲，他坐在这里看书写作时，鸽子常会停到他的肩上甚至头顶上，他也任由鸽子，而对家里的其他人鸽子却不这样。说这些时，王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天真纯净的笑容和得意。

安德烈·斯梯等《烟斗》（新文艺出版社，1957） 王道乾译

再一次到王先生家看望他是在1990年代初，他在三楼东侧的房间接待我。这间有一张大床，靠南窗处放一张写字台，靠西墙有不大且简朴的书橱，大概是王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吧。这次聊天谈到他的翻译。王先生说，一直想翻译几部外国文学作品，可上班时忙于公务，没有时间，退休后可以实现心愿了；有几处刊物等他的译作，他每天伏案苦干，还是难以应付。我问他一天可以翻译多少字，他说“五百，我要求自己坚持每天五百字”。我听了有些惊诧，这么著名的翻译家，对法语那么精通，而且王先生并不热衷社会交际，怎么每天只翻译五百字，也就是写满当时文学所可以领用的一张大稿纸啊。王先生一定看出我的不解，随后说，翻译文学作品不同于翻译法律、经济等著作，那类著作专用名词多，语法、表述有一定规格，熟悉了，翻译得可以快些；文学作品不同，不仅词汇量多，还涉及许多俗语、俚语、民风习俗、特定物品等等，而且每位作家还有自己的特殊表达习惯、修辞手法，要翻译得准确很不容易……。因为亲耳听到王先生的这些话，后来再看到人们称赞王先生译著、译品的文字，我没有感到惊奇。顺便提及，王先生生前遗留的未完成译稿，有些由他的公子王成或学生张小鲁续译问世了。

1980年代中期，社科院院部大楼加高两层工程完工，文学所被分配到新加的四层楼西部，这时全所办公室集中在一起了。所长室在南面，外国文学室和现代文学室在北面且隔壁紧邻。1985年初夏的一天，我在现代室看书，王先生在门口招手示意我到外国文学室。待我进门，王先生就递给我两册书，是梅陆林先生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说他已被批准退休，送这部书作为留念。此前，我向王先生索要过他的译著《莱辛与莎士比亚》。这次是王先生主动给我的，我没想到，接过书看着王先生，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待回过神，我请王先生在此稍等，立即跑到南面的编辑室，找到平时经常为文学所活动拍照的同事，请他为我和王先生拍了一张合影。二十多年后，我和几位同事合作编写《画说上海文学》，其中有对于王先生及其译作的介绍，显示王先生形象的照片，采用的就是这帧合影，当然裁去了我而仅保留了王先生，人像背景就是当年外国文学室的墙壁。

玛格丽特·杜拉斯《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王道乾译

王先生重感情、珍视友谊，提携后辈，也敬待同辈。有一年我到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王先生叫我带两条香烟给一位北京学者。到北京联系到那位学者，我到他家里，把用报纸包着的香烟交给他。他立即打开报纸，里面是一条“万宝路”，一条“七星”，而王先生自己平时常吸的是“大前门”。1980年代初期，在陈永志老师提议、规划下，我们合作进行创造社研究，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版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专门著述，我们的研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期间，我们写过一篇创造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曾呈请王先生指教。王先生看后便推荐给当时着手中国文学翻译史工作的戈宝权先生，供他参考，也请他指教。王先生在信中说：

我这两位朋友是专门研究创造社的，收集有丰富的资料，外国文学活动是他们创造社研究的一个方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觉得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国内似乎还未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你看过文章之后，如以为尚可，是否可就近介绍给译协《中国翻译》杂志考虑发表，以之抛砖引玉，如何？戈宝权先生很快给王先生回信，说文稿看过了，“觉得很有意思，这是研究我国文学翻译家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而且我想还可做些对文学研究会、未名社、译文社等有关团体和出版社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进一步作相应的研究”；戈先生还指出我们文章中两处错误，并给予具体的改正指示，要我们将修改后的文章连同他和王先生的信“一齐寄给该刊编辑部”。王先生致戈先生的信，在随文稿付邮前，我特意复印留存；戈先生致王先生信，是王先生送给我的，让我“作个纪念”。我们的那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一家学报发表。后来我研究抗战时期上海文学时，拜访过好几位当年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前辈作家如钟望阳、蒯斯曛等，也依赖王先生的介绍。

1991年，我和陈永志先生合作的《创造社记程》出版，我托人代呈王先生一本求正，很快就收到王先生的信。王先生说看到书“自觉欣悦无比”，向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信中还写道：

……你着手这项工作，自始我就知道，我们也曾多次谈及，就像我要写什么一样，我是很关心它的。书的内容结构严整，序列一目了然；特别是你写的后记，谈到著书之成、真诚的学术友谊等等，读来为之心动。我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上的友好情谊一向心向往之，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屡屡受挫，感慨良多，每想到这些，不免为之凄然；

质朴的风格也不妨挥洒驰骋，篇幅似亦可多方展开。……我觉得可说的话还不少，是还有写的余地的。

信中有夸奖也指出我们的欠缺不足，这当中饱含真诚鼓励与鞭策的情谊至今令我感动。

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先生住进华东医院，先前也听他说过他患过肝炎，这次住院也因为肝病。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的精神很好，只比平时显出些许倦容，他还要我陪他到医院草地散步。散步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讲肝病的书，他知道我的妻子在医院工作。我回家找出妻子在军医学校学习时的内科教材，第二天给他送去。这次医院诊断出王先生患了肝癌，并通知了家属，而医生和家属都没告诉他。大概是他猜到些什么，想自己在医书里找到可以对号入座的病症。也是在这次见面，他说，我们住得太远，你来一趟不方便，但你要答应我，半年一定要来看我一次。我当然答应，且以后没有食言，只是我能再见王先生的机会不多了。

1993年秋天，王先生再次住院，这次进的是中山医院。听到消息，我就赶到医院看他。在一间小病房里，病床旁有一对圈椅，椅子中间是一张小茶几。他穿着病号服坐在靠近病床的椅子上，我坐另一把。这次他面容明显消瘦了，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前。他说肝病加重了，要治好恐怕不可能，能缓解就可以了。他问了文学所的一些情况，然后说起退休前在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他说得多，我说得少。他问我近期的工作，说研究上海文学历史很有意义，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说早先有位资料室的同志想转到研究室工作，所务会讨论没有同意，“其实当时我同意也就办成了”，为这件并无需他完全负责的事，流露出真诚的歉意。他说到他的一位学生，要我以后给予帮助，我说这位学生比我强，他就说“那你们互相帮助”。后来这位学生远赴美国，处处比我更强。怕时间长了妨碍他休息，趁他说话间隙，我告诉他近两天要到外地去，大概一周左右返沪，他说“你回来再来看我”。我从外地返沪那天，到家已是夜晚，刚进门，妻子就说“昨天有人打电话来，说老王找你，不知道什么事。”那时上海的一般居民只能使用里弄的公用电话，王先生有我家附近公用电话的号码。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社科院，想销假后就到医院，恰巧遇到文学所工会负责同志，他看到我就说“老王昨天去世了”。听后我顿时懵了，难过的心情无以言表，甚至后悔自己前些日子的外出之行。这时我才知道，王先生临终时陪护在侧的是早先上海作协文研所的一位同志，昨晚的电话是他打的，想通过我找到文学所负责人通报情况。我和这位同志一起赶到王先生家中，同王师母商议如何办理后事。王师母说，王先生生前有过交代，“丧事从简，不麻烦单位，不要惊动众人，只告诉几位朋友，家人送行就可以了”。我们说不能这样，王师母坚持按王先生遗嘱办。最后商定，家乡的人由师母通知，文学所负责发布讣告，通知有关方面，由文学所在殡仪馆租一个小的告别厅，以便愿意送行的同志瞻仰遗容。告别这天，文学所和王先生早前工作过的单位都有人前来，小厅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悼念仪式举行时，很多人只能站在厅外。不少人对文学所只租用殡仪馆小厅大为不满，特别是王先生早先在上海作家协会文研所的同事，都认为按照王先生的局级待遇，应该租用大的告别厅。文学所有人解释说是尊重王先生遗愿，但这些人把解释当成一种托辞，根本不愿意听。我一向不看重办理丧事的所谓哀荣规格，认为无论如何人死不能复生，与其丧事办得隆重，不如生前尽可能厚待，故而对于王先生告别仪式是大厅还是小厅，并不在意，但从这些人的不满看到了王先生留在世间的心碑。

王先生去世后，骨灰寄存在龙华烈士陵园。我的父亲年岁与王先生相差无几，他去世后我们也将他的骨灰寄放此处。有一年祭奠先父时，意外发现王先生骨灰寄放橱就在附近不远，于是，这以后每当我到陵园祭奠先父，也会到王先生处鞠躬拜谒；如果莳养的兰花恰好此时绽放，我会剪取几支，分别供奉给生前喜爱种植花草的两位先辈。

初识王先生时，我还是初事所谓学术研究的毛头小伙，现在已是年过花甲的垂垂老者。在自己坎坷曲折、磨难多多的问学求道经历中，有幸从一些专家学者那里获益良多，王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只是自己天资愚鲁，也不够勤奋，没能拿出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告慰王先生，总是感到疚愧。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