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法”是德语作家卡夫卡身上永恒的“原罪”，它无声无色、变动不居，但却无时无刻地凭借着神赋的权威支配着卡夫卡的一切：在生活中，卡夫卡是一名法学博士，毕业后从事的亦是与法相关的工作；在创作中，他的代表作《判决》《在法的大门前》和《城堡》等均与“法”交横绸缪。但在他写于1919年的家书《致父亲》中，由父亲制定并实施的“家法”似乎是卡夫卡一生痛苦的根源，这些本为教育子女的规矩在父亲那里俨然成为了一套分类严明、巨细无遗的“法律”。而作为这套法律的主要约束者，卡夫卡注定要用一生去感受它的冷酷。

　　家法催生熟悉的“陌生人”

卡夫卡与父亲的“陌生感”由来已久，而卡夫卡则将其归因于母亲的家族：“比较一下我们俩，用非常简短的话说，我是一个带有一定的卡夫卡根系的略韦（指母亲原姓略韦），推动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活意志、经商意志、占领意志，而是略韦家族的马刺，它显得比较神秘、羞怯，促使我跑向别的地方，甚至经常停止对我的戳刺。而你却是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有韧性，沉着果断，有鉴别别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卡夫卡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在强势的父亲与恭顺的母亲共同维系的教育环境下，卡夫卡注定是要迷失方向的。但作为略韦家族的一员，母亲却用包裹着“温柔体贴、谆谆劝诫”糖衣的“马刺”逐一地刺破卡夫卡因“父子冲突”而产生的“抗拒心理、反感甚至仇恨”。于是，卡夫卡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回到“家法的圈子”中，他与父亲交流的唯一媒介和内容就是“家法”，而面对着对自己“好的无以复加”的母亲时，卡夫卡只能无奈地嗔怪道：“而本来我也许可能会突破这个圈子的。”在《致父亲》的开篇，卡夫卡提到父亲曾指责自己“冷淡”“忘恩负义”，与他“形同陌路”，可是父亲并不知道这一切并非是“我的责任”，而是牢固伫立在父亲与卡夫卡之间隐形的“家法之墙”，它无情地阻断了一切亲情交流，只有“法的强光”可以自由穿过。最后，在“不许顶嘴”的命令下，卡夫卡彻底“失声”了：“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而只有在我离你很远，在你的力量至少不再能直接达到的地方，我才敢动弹一下。”可卡夫卡这种“屈辱”“懦弱”的退让并没有让父亲满意，因为这“一切在你看来都是‘相反’的”，卡夫卡的“委曲求全”在父亲眼中则是“忤逆不孝”。此外，父亲对儿子的误解反过来又加深了彼此的“陌生感”。父亲甚至凭“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这个听上去十分“中肯”的理由来反对卡夫卡的结婚意图。显然，就连卡夫卡“眼前的模糊”依然无法消融父子间陌生的“坚冰”。

　　家法乃一生的痛苦之源

《致父亲》这封家书不仅是卡夫卡渴望缓解紧张父子关系的一次孱弱尝试，更是父亲制定的各类家法的一次强势集合。家法的权威性、强制性对卡夫卡来说并非难以接受，但让他备感耻辱的是这套法律在其制定者身上却可以“合法地”失效：“对伙食的好坏不可以说三道四——可你自己经常认为菜没法吃，并称之为‘饲料’”“必须当心别让残食落在地上，但你的脚底下却落得最多”。对此，卡夫卡将其解释为父亲“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你的自信之强，使得你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贯，也照样永远是对的”。于是，作为父亲可以仅凭他的权威，而不是思想就可以建立法律，而卡夫卡只能默默承受这种独裁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并允许它一直笼罩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卡夫卡对婚姻的向往是美好而强烈的，这从他与费莉丝和尤利叶的数度订婚便可见一斑。同时卡夫卡自己也承认结婚或许是“最有希望的自救尝试”，可是当他想遵从内心、尝试“集中着我能所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时，家法便会变形为“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等将其摧毁。卡夫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结婚意图——“建立一个家庭，获得独立”。虽然父亲发自内心地对他大喊“走啊”，可是却用那双“被天性制约着”的手紧紧地抓住他。于是，卡夫卡的继承权被永远地剥夺了，他也永远地失去了与父亲博弈的可能。

此外，“负罪感”是烙印在卡夫卡身上最深的一道疤。在《致父亲》中，卡夫卡曾多次谈到这种“负罪意识”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与痛苦。父亲制定的家法似乎并不涉及暴力的体罚，“确实，你几乎从未真正地打过我”，但这并不意味着违反了家法的卡夫卡就可以被“温柔以待”，“那种吼叫、你涨红的脸、那种迅速解下裤子背带放在椅背上备用的动作，在我眼里几乎比打更可怕”。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甚至分毫不差地再现于《在流放地》中：威严的军官投入并详细地为旅行家讲解那套机关重重的精密绞刑机器，而不远处的囚犯早已抖如筛糠。可就在父亲为卡夫卡布置完“绞架”的一切准备后，却同那个最后被赦免的犯人一样，卡夫卡也被父亲的“慈爱”所宽恕。肉体的审判虽被中止，可是内心的鞭挞却越发凶狠，特别是“那么多次我听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但总是在最后关头由于你的仁慈而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自然越积越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进入欠你的罪疚之中”。无疑，这种“临刑赦免”的高明之举的确发挥了家法的无穷威力，它让卡夫卡一直深陷于无尽的愧疚中无法自拔，并继而饱尝惩罚的痛苦。

家法对父子的双向审判

审判是卡夫卡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它肆意盘踞在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中。在《致父亲》中，卡夫卡就直言幼时的一件事对自己内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要惹恼你，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一些强烈的威胁不生效后，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抱到阳台上去，关紧了门，让我独自一人穿着衬衫在那儿站了一阵子。”显然，这是父亲在用家法规范卡夫卡的无礼胡闹，但让卡夫卡始料未及的是父亲竟然用“被抱出去”的可怕行为来惩治他的这次“荒唐的哭闹”。毫无疑问，在父亲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要被“审判”，而审判的标准与程度并不重要，因为“我在他的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而父亲在审判上的“量刑过重”也毫无保留地再现于卡夫卡的《判决》中：格奥尔格的父亲因认定儿子是“恶鬼般的人”而判他“投河自尽”。此外，尝尽一切办法与手段想要进入城堡却终身未如愿的土地测量员K和为了能进入法门而耗尽一生光阴的乡下人无一例外都是被重重审判的人，因为他们的“刑期”是整个余生。正如卡夫卡在回忆这次审判的影响时依然心有余悸：“许多年后我还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

卡夫卡面对来自父亲的强大审判也并非完全屈辱接受。那个“荒唐”的要水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反叛”表现，他想以“哭闹”来“审判”父亲以往对他的“严厉与不公”，但来自父亲的更为猛烈的“反制与惩罚”则彻底消灭了卡夫卡日后这类直接的“反叛”，故而卡夫卡只能将这种不满与愤怒投入到创作中。在《致父亲》中，卡夫卡曾坦言：“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不难看出，这些作品不仅是卡夫卡想要审判父亲的“唯一武器”，更是渴望与父亲有些许情感沟通的“怯弱尝试”，但卡夫卡深知父亲对他写作的态度是反感的，这就使通过作品来“审判”的力量丧失大半，而当卡夫卡将“精心谋划”的“审判书”呈上时，父亲冷淡的一句“放在床头柜上”则将残余的力量击得四下溃逃。显然，在父亲的权威和家法的震慑下，对父亲的“审判”只能是儿子的“一厢情愿”，正如卡夫卡曾将世界划分为“纯洁”的父亲和“污秽”的儿子两部分一样，纯洁对污秽的审判天经地义，而污秽对纯洁的审判则是倒行逆施。

父子关系是卡夫卡一生的主题，它像一列山脉，在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平原上恣意纵横。而横亘在父子之间的繁杂家法及其产生的深远伤害都通过卡夫卡的自述凝结在这封《致父亲》的家书中。卡夫卡一生都与各种“法”的绳索缠夹不清，而父亲“钦定”的家法注定会是将他捆得最紧的那根。卡夫卡清楚地知道他将永远无法“从这里脱身”，因为“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2018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犹太作家塞林格与卡夫卡的精神危机研究”（1353MSYYB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